焦墨與我

　　無論誰，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尋找著呈現他發現的方式，包括思想、包括哲學、包括詩歌、包括技能。

　　用什么能呈現我靈魂深處最晶瑩神圣的部分給世界？上世紀80年代時是我寫的詩歌《周末，我們去了女生宿舍》和《朦朧詩選》，此后有了書畫集《邵璞書畫》和《邵璞焦墨藝術》。

　　精神給世界帶來時間的永恒，精神給人帶來感情。很多人要用一個故事，用一生呈現一份感動；而我，用焦墨、宣紙、毛筆呈現我心智的最不平凡的凝結，繼而呈現世界萬物的永恒。

　　什么是焦墨？焦墨是傳統中國畫之一種。顧名思義，焦墨與通常中國畫相比，首先不用色彩，然后是很少用水，在美學思想、技法、傳統師承、表現手段、創作程序等方面與傳統中國畫完全一樣。焦墨多發展于中國畫的山水畫大類里，在中國畫的花鳥、人物類里少見。在中國畫發展歷史上，比較成型的焦墨在清代中國畫大家程邃的作品里可見。近現代焦墨中國畫公認的大家是張仃先生，張仃因為“文革”被下放到農村后，因喪失繪畫基本條件而與焦墨藝術結緣。

　　我作焦墨，源于張仃先生焦墨藝術的啟發。12歲接觸繪畫，從素描石膏像和人物開始，到小學中學的黑板報，這算是我藝術的啟始。1977年，作為最后一批知青，我在農村青年點的鍋臺和天地間頑強堅持自學繪畫。1979年高考，我考入復旦大學中文系，此時傾注更多的是對文學的追求和對詩歌的熱愛，繪畫生涯轉為業余。1983年我進入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除做記者采訪外，還兼為《廣播節目報》(現在的《中國廣播報》)畫插圖。那個時期，彩墨、人物肖像、山水等，需要什么畫什么。1985年進入中國作協《文藝報》工作，在其9年以及到日本留學的3年中，給我的藝術帶來了升華的轉機，我開始與眾多藝術大師深度接觸、學習。也就是在這個時期，我接觸到張仃先生的焦墨藝術，并開始我的焦墨中國畫創作。

　　在參悟張仃以及諸位藝術大家的筆墨中，我認識到了中國畫對物象和內心的概括、提煉，所能達到的筆墨的美學高度、形似高度，繼而是哲學的高度，是藝術生命之所在。

　　因為我的藝術學習起源于西畫，同時始終酷愛并深入鉆研傅抱石、陸儼少等藝術大家的藝術思想、藝術技巧，所以，我對焦墨藝術的理解與張仃先生還不完全一樣，對于焦墨與中國畫創作我有很多自己的認識。首先，焦墨可以自由地寫心，就像用書法畫畫；焦墨本身的局限也是無限的，它必須在中國畫筆墨上有所發現和建樹；其次，焦墨其實不是一般人理解的僅為墨水瓶里的墨。怎樣的墨可以稱之為“焦墨”，因人而異。我理解和堅持的“焦墨”與水離不開，與宣紙、毛筆離不開。水在“焦墨”里，猶如露珠一樣稀有，猶如每個人的血液一樣重要，仿佛草和牛羊一樣，吃進的是草，擠出的是奶。

　　繪畫之于我，就像我與我的青春，無論走到哪里，無論我在干什么，抑或貧窮，抑或富有，我都從未真正放下過。回憶起來，我是持之以恒，在生活和工作的所有機會瞬間播種繪畫的種子，收集滋潤禾苗的陽光雨露，勇往直前地耕耘。1983年入職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后，1984年被時任臺長楊兆麟抽調重寫廣播史。從延安出發，沿著新中國廣播發展之路行進，這是我人生第一次用一個整月的時間深入陜北，在大山縫隙中間蝸居，乘驢車體會山川的脾性，與山水完全無距離朝夕相處；第一次乘十幾人的小飛機，從空中俯瞰山川風貌。當我從陜北回到北京時，幾乎變成了地道的農民，但是，只有我自己知道，除了更多了解了中國廣播史之外還收獲到什么。我把我交給平凡的機會和自然，而平凡和自然卻回饋我神奇，這應該是我和藝術生長的邏輯。

　　1986年，又一次這樣的壯行，這次用時一整年，我以中央講師團一員的身份離開北京，來到黃山腳下的歙縣巖寺鎮，歙縣是歙硯的產地，在那里可以遠眺巍峨的黃山和九華山。巖寺的松林一團一團隨處可見，它與黃山松應屬同種同宗。黃山最得山水的精靈，因為山上云霧發達，所以山石和松都生機震天、地感鬼神。這一年，飲黃山泉水，走沒有路燈的山間小徑，與飛禽和鳴，從山川風物寂寞相處。

　　一年后回到北京，當恍如隔世。辦公室來了很多新人，我的辦公桌被移到一個角落，位置滿滿的。不比出國留學，下鄉對人成長的履歷沒有任何添彩，相反，在政治上、業務上，我徹底落后了，我的繪畫藝術僅僅進步在心智，真的不被人看到，不被人理會。我的繪畫就是這樣處于人們視線最灰蒙的地帶。    

　　30多年來，我已習慣在平日漫長等待的時間中，把精力集中到一本前輩的畫冊上，每日睡覺前基本把電視頻道鎖定在主角為山水的自然節目上，深入一草一木的呼吸，感受松或其他植物的生命，感受巖石的性格。這應該就是那一種寂寞吧，這種寂寞就是信念，就是堅持，就是感情。我一直站在那里不動，很久后能被看到的是一幅不一樣的風景。

　　30多年來，藝術給我尊嚴、給我自信、給我朋友，給我機會、事業、專業，更重要的是藝術其實是最忠實地傾聽我訴說、任我雕琢、給我回應的另一個世界。普羅藝術的王翔先生曾經與范曉蕙一次談起我的畫時一語中的：邵璞失意時畫畫。其實“失意就是寂寞時、就是失敗時”。

　　30多年來，在內心深處，我其實一刻不敢懈怠，我不能辜負伯樂、辜負上蒼對我的賜予與發現。我走在它們視線聚集出的彩虹之上。

　　縱觀中國美術史，每一個時代的繪畫無不成就在涅槃，畫家之間的長短無不如此：建樹在筆墨對物象和內心的概括、提煉和發現上的創新。藝術成長過程里最重要的環節，在于“發現、提煉、概括”方面的建樹。焦墨中國畫破中國畫里七法，僅在墨、宣紙、毛筆三者中經營中國畫的博大精深，相當于徒手攀巖。

　　在某種意義上講，焦墨等同于用毛筆在宣紙上寫詩，“筆墨”必須提煉到“詩意”，詩意必須同時極致達意“造型”。焦墨，在中國畫里是這種“發現、提煉、概括”的極致的體現之一，回避色彩、矯情用水，等于使中國畫去掉了衣著后還要達到“人是衣服馬是鞍”的程度，所以有無限風光在險峰的感覺。

　　我是一個在商海和藝術兩棲的人。經商把我帶到藝術家一般不可能到達的生活和自然的邊界，文學給我孕育出最深厚的概括時空的能力。我相信，我在商海的作為不會給世界留下任何波瀾，但藝術會。當塵埃落定時，我的焦墨藝術，一座淳樸激蕩的來自靈魂的自然，會在人類的時空留下印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