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生”的壯舉

　　中 國國家話劇院的力作《伏生》近日再度上演。該劇講述了秦時大儒伏生面對“焚書”，忍辱負重，保存并傳承儒家典籍的故事。該劇并沒有枯燥地展示伏生所處時代 的發展脈絡和歷史全景，而是將視角轉向伏生這個人物個體，將伏生與李斯斗智斗勇的角力和伏生在生命與典籍、情感與文化之間的自我抉擇作為貫穿全劇的兩條線 索。

　　《史記·儒林列傳》載：“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 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 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歷史上對伏生的描繪基本就是這寥寥數言，然而話劇《伏生》卻在舞臺上為我們呈現出了一個隱忍堅毅、身懷大義的士子形象。

　　伏 生身為秦時參與政議、輔助決策的博士官，卻終日酒不離手，沉浸在對竹簡的追逐中，一個本該積極入世的儒者，卻不拘泥于小節、不拘泥于世俗、不拘泥于禮教， 兼容并包，獨行寰宇，孤傲不羈。就是這樣一個人，經常忘記皇帝的召見，飽受朝廷諸臣的非難，當然，這其中更有他的對手——丞相李斯的仇視。

　　劇 中的李斯，處心積慮，氣量狹隘，與伏生處處為敵。在其煽動之下，秦始皇頒布《挾書律》，下令焚書，《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 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為了儒學傳承，在李斯登門焚書之時，伏生 已閉關數日，將《尚書》悉數背下，將它印入腦海中、融入血液里。經歷此一劫難，盡管典籍被焚毀，但它卻又以另一種形式得以繼續保存，只需待儒學重光，加以 整理便可永續流傳。

　　然而，該劇最尖銳的戲劇沖突就在于此。當伏生將生命同典籍合而為一、凝于一體時，他的人生遭際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變，在困境中他不得不做出選擇。為了保存儒家典籍，伏生犧牲了兒子子勃，妻子閩姜也撞墻自盡，女兒羲娥傷心離棄，一干儒生對他唾棄詛咒……

　　除 了腦海里的經籍，千夫所指的伏生，此時已經一無所有了。倏忽間，內心掙扎的伏生腦海里閃過這樣的念頭：吃進肚子里的詩書變成兒子被殺、妻子自盡、家庭隳圮 的絞索，而他的堅持則是勒緊絞索的雙手。形單影只、孑然一身的儒者不確定自己的堅持是否值得，他想過自殺，“活著，是多么的艱苦；而死，是多么的愉悅！” 然而，他拷問生命的價值，追問靈魂的意義：“我死了，思想就停止了。”為了這份文化擔當，伏生只能默默開啟孤獨的征程，他卑微地活著，痛苦地活著，瘋癲地 活著，匍匐佝僂地活著，忍辱偷生，等待著某一天他用肉體所承載和拯救的文化能夠昂首闊步地重見天日，他等待著這一天的救贖。值得注意的是，劇中伏生在與李 斯最后的對峙中，因“伏”制勝，他傾注全身心的情感，大段大段地背誦《尚書》，一吐為快，釋放了多年積郁的壓抑和悲傷，掀起了全劇的高潮。

　　史 載，漢定之時，劉邦對儒學和儒生給予了重視。漢惠帝四年，廢除《挾書律》，恢復了儒家經書的合法地位。漢文帝時，征用儒學人才，詔頒天下，在全國尋求能治 《尚書》者。自“焚書坑儒”后，又加之楚漢間戰亂紛爭，幾十年來，儒家經典喪失殆盡，傳授者更稀。伏生成為僅存的可授《尚書》之人。文帝聽聞，下令召伏生 進京傳業。可伏生已年逾九十，連走路都十分困難。于是，文帝便詔太常使掌故晁錯赴濟南郡受業。伏生口授《尚書》，伏生之女羲娥代為翻譯轉述，晁錯用當時通 用的隸書筆錄，這就是后世所稱的《今文尚書》，是中國古代社會重要的政治文化典籍。“漢無伏生，則《尚書》不傳；傳而無伏生，亦不能曉其義。”這是后人對 伏生的評價，并尊稱其為“《尚書》再造”。伏生死后亦備受尊崇，被追封為乘氏伯，建祠祭祀。

　　劇中，伏生雖是儒學 的信徒，但又是一個主張兼收并蓄的學者。正如他對飲食的態度，“其他美酒……少了哪一種，我可都舍不得啊”“偏食、挑食、貪食、厭食，均有害身骨”“治國 當如釀酒，應許百家爭鳴”。然而，當垂暮的伏生聽聞漢朝將要獨尊儒術，他再度陷入困惑，“今后倘若只有一種酒喝，這日子可怎么過呀？”于是，他發出人生最 后的一聲慨嘆：“儒家、法家、兵家、墨家，無非學問也。若今日獨尊儒術而廢百家之言，豈知來日又是誰家之天下？天下學問，不因一時一勢而存，乃千秋萬代之 需。若無百家爭鳴、百舸爭流，只怕終歸是一潭死水，最終，今日盛世之儒家也將會在悠悠歲月中因僵化而窒息啊！”

　　伏 生，終究是個悲劇人物。戲如人生，伏生是這部戲的主角，但他無疑是那個時代的配角。他太文弱，終究拗不過焚書坑儒的時代慘劇，無力保全妻子；他太單薄，終 究拗不過獨尊儒術的頂層設計，獨留悲愴長嘆。然而，無論怎樣，伏生用個體生命擎起了文化承續，實則是可歌可泣的壯舉。

　　通 觀全劇，《伏生》的舞臺設計與表演包括極具象征意味的道(面)具、歌隊“功能性演員”的精彩運用、戲曲和音樂元素的融入等等都是值得稱道的。另外，在李斯 與伏生、隱兮與羲娥的對手戲里，也不乏風趣幽默的演繹技巧，亦莊亦諧，令人捧腹。然而，需要說明的是，從史實的角度出發，《伏生》還是有些值得討論的地 方。例如，伏生對儒道的態度、秦初尚無葡萄酒、焚書時《尚書》可以收藏在伏生家中、伏生為避戰亂將《尚書》藏于屋壁中、坑儒的起因、伏生終年時尚未“獨尊 儒術”等問題，這就涉及歷史舞臺劇和史實之間的關系這一值得專門探討的問題。筆者認為，在藝術創作中，對于歷史記載的不詳之處，為凸顯人物和情節，允許合 理的想象甚至夸張；對于明顯的乖謬之處，則應摒棄，倘若為了創作需要，必須采用，建議也應將歷史真實或虛構之處以某種方式做出明確說明，向觀眾做個交代。

　　白璧微瑕，我們回望歷史，觀照現實，《伏生》中有關文化價值的追尋、有關傳統知識分子歷劫不磨的精神、有關對文化和而不同的理解等等，都有很多可資取鑒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