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基層·共同體意識·國家治理——中國夢的三要素(陸建德)

陸建德

　　中國夢是一個偉大的理想，其實現離不開社會基層的配合和積極參與，離不開共同體意識的培養，離不開堅定有效的國家治理。脫離這三者，中國夢就難以體現于日常生活的諸多細節，非常容易變成輿論上漂浮的理念。今天我將這三者結合在一起談，是出于自己的焦慮，也是出于自己的希望——希望我們的文學界以中國夢為綱，通過潤物無聲的方式在每個中國人的心中深深植入“共同體”的意識。

　　一百一十年前，梁啟超撰文(《論中國國民之品格》)談國家治理之難。他寫道：“中國人缺于自治之力，事事待治于人。治之者而善也，則大綱初舉，終不能百廢俱興也。治之者而不善，則任其弛墮毀敗，束手而無可如何。然中國治人者能力之程度，去待治者不能以寸也，故一群之內，錯亂而絕無規則，凡橋梁河道墟市道路以至一切群內之事，皆極其紛雜蕪亂，如散沙，如亂絲，如失律敗軍，如泥中斗獸，從無一人奮起而整理之，一府如是，一縣如是，一鄉一族亦罔不如是。”按照他的分析，晚清社會之所以“凌亂無法”，國民之所以“放蕩無紀”，不外四個原因：愛國心薄弱，獨立性柔脆，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闕。梁啟超發問：四萬萬人有高尚德操，聯合起來形成國家的完粹品格，“群治”何難之有？

　　梁啟超也曾寫小說、翻譯小說，也曾進入民初政界，企圖像王安石那樣移風俗、立法度。他的個人能力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下無法施展，于是他對當時的中國政治完全失望，轉而投入他認為更適合于他的教育和學術。

　　偉大的、日新月異的變化正在我們眼前發生，令梁啟超痛心的舉國失治的慘景早已一去不復返了。但是，我以為梁啟超的“新民”觀和上面那段引文還是有其警示意義的。當今，由于社會基層缺少共同體意識以及隨之而來的公民責任感和服從規則的習慣，為私利不擇手段，國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依然面臨巨大的挑戰。比如：運載水果的卡車在公路上傾覆，路邊居民一哄而上，不是伸出援助之手，而是“不撿白不撿”；村民免費使用地下水，任意浪費，一旦收費，就讓水龍頭滴水，恨不得水表不走；農貿市場(即“墟市”)的商販為了貨物的“品相”，屢屢使用違禁化學品。這樣的事例不涉及命案，算不上極端，然而其性質同樣是非常令人不安的：陌生人的利益與我無關；“社會”看不見，摸不著，為什么要我來負責？與這些現象相聯系的是主城區之外的“凌亂無法”。走出北京的四五環，“紛雜蕪亂”幾乎觸目皆是(尤其是朝陽區雙橋中路)，生活在這種惡劣環境下的百姓依然“事事待治于人”！我們看不見鄉、區、市政府的治理之手，只感受到基層的麻木，那是組織機構的麻木和普通人心靈的麻木。清明前后，我在住處周圍看到很多紙灰堆，十字路口較集中，有的還是在綠化地帶，像草坪上一個個疥瘡。我相信，那些紙灰燃燒之前是“天地銀行”發行的“路路通”冥錢，數額都是以億計的。在這些由玉皇大帝和閻羅共同簽字蓋章的紙幣上，寄托了基層民眾對幸福生活的向往。祭奠者不會想到收拾紙灰(比如說裝到塑料袋子里，再扔入垃圾箱)，他們走了，正如年三十在公共空間燃放鞭炮的人往往留下一地狼藉，回家看電視春晚。臟亂差的局部小環境是對中國夢的惡意嘲弄，即使不多，我們看在眼中，也應痛在心上。

　　在古代，中國人的社會意識是發育不全的。“社”是指土神，“社會”則是指春秋兩季的社日祭祀土神的賽會。現代意義上的“社會”(《現代漢語規范詞典》釋義“以物質生產活動為基礎而相互聯系的人類生活共同體”)是很新的觀念，一直到晚清才開始使用。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社會基層，“相互聯系的人類生活共同體”的意識卻有點單薄，這不能不說是沉重的歷史包袱。近年中央媒體宣傳的洪戰輝等人的事跡，都是以個人獨自承擔照顧家中的老弱病殘成員為特點。這些模范人物面對的困難幾乎難以置信，他們孤零零地應對，可見社會組織和國家還不能為這些困難家庭提供幫助或福利保障。我國自古以來以孝治天下，過分強化家庭的作用，強大的社會共同體意識反而無由產生。其實，沒有社會共同體的大家，小家也無法真正得到有效的保護。

　　如果作家熱衷于書寫丑惡(包括官場腐敗)，書寫一己的小算盤、小聰明，使得讀者也潛移默化，視之為生存之道(“鳥為食亡，人為財死”)，那么我們的社會就容易淪落為一個一大批互不關屬的、游離的單子的集合體，那些單子有著堅硬的自我，互相碰撞、傾軋，無法協調合作，形成“群力”。一百多年前中國社會一盤散沙，就是這種可悲狀況的體現。以便宜吃虧來看待生活，就容易對社會、對周圍的人，產生戒備和敵意，而這敵意對共同體來說可以是致命的：人們以為自己身處的社會不值得信任，防人之心不敢稍稍松懈，甚至必須先發制人。由這種感覺導致的普遍的猜忌和冷漠就會不斷侵蝕社會機體，敗壞公共道德，削弱命運共同體意識。把一個千百年來形成的猜疑社會改造成信任社會，其意義不亞于上一世紀的偉大革命。沒有一個創造凝聚力的想象的共同體，這一目標就不可能達到。我們的社會已經出現很多可喜的變化，比如公平正義意識和規則意識加強了，行為正在變得文明，義工在想不到的地方出現，慈善事業得到越來越廣泛的尊敬，對陌生人的同情和愛心表現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這種新出現的勢頭還有待作家來發現，并且用敏感的心靈、成熟的筆法來呈現。中國夢的魅力應該體現在這些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的具體的中國故事之中。

　　我們一度相信，不近人情的冷漠和反社會的自私行為全都是社會造成的，徹底改造這個社會，一切問題將自動煙消云散(“根本解決”)。把一切罪過歸咎于社會，那就否定了個人的責任。然而，沒有強有力的國家治理的切實步驟，個人的修養還是非常蒼白的。行之以漸的教育、喚醒良知的文學與言必行、行必果的國家治理交相為用，共同體觀念才會在社會基層扎下根來。

　　一旦有了無形而又無處不在的命運共同體觀念，中國夢就不再是懸浮在空中的宏大敘事，它就會體現于無數叫不出名字的細小事例之中，體現于習慣成自然的舉手投足，體現于城里城外一個個社區的整潔和秩序。相信會有一天，我們不管來到國內的什么地方，心里都有安全感，對陌生人也微微一笑，因為我們知道這里是家，是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