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銳:當代文學缺乏精神訴求 要重拾文化自信

作家李銳近照。

李銳與妻子蔣韻重述《白蛇傳》。

　　4月是廣州市的“書香羊城”閱讀月，廣州市第二屆書香羊城閱讀月也正式啟幕。為了提升城市文化品位，今年“書香羊城”閱讀月期間，中共廣州市委 宣傳部與廣州市作協、廣州地區高校合作，邀請了一批國內名家走進高校做客“廣州講壇”，其中就包括90后作家笛安父親、著名作家李銳，北京大學中文系教 授、博士生導師陳曉明，復旦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圖書館館長陳思和以及著名作家阿來等。4月10日，作家李銳來到廣州大學城華南師范大學行政樓國際會議 廳，給在場學生奉上了一場主題為“雙向的煎熬——對百年白話的反思”講座。

　　李銳1950年9月生于北京，祖籍四川自貢，曾擔任山西省作協副主席。李銳的家庭是一個“作家之家”，他和太太蔣韻可謂一對“作家伉儷”，兩人 都從事小說創作，女兒笛安則是目前國內最負盛名的80后青春文學代表作家之一，也是中國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李銳被人稱為“小說家中的思想家”，在文壇和 莫言、賈平凹、韓少功等作家交往頗多。講座中，李銳向學生們分享了自己的文學追求。

　　△談創作

　　當代文學缺乏精神訴求

　　“我希望用自己的文學作品把自己的內心困境、考慮、痛苦能表達出來，這也是我后半生對文學的自覺追求。每次我向其他人敘述這個主題，也在對自己進行再一次的反省。”李銳說。

　　小說家畢竟不是理論家，他們思考世界的方式常常是感性的、體悟性的，李銳指出，中國當代作家可以寫豐富的故事、新鮮的形式、在很短時間內追上世 界新潮，但在這些之后，在不少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里，精神訴求依然很缺乏。李銳以趙本山在小品中提到的一句“現在人們最大的痛苦，就是人沒死，錢沒了”為 例，他指出，這句話在中國白話文史上有典故，1922年魯迅先生曾經在北京女子師范大學做了《娜拉走后怎樣》的演講，其中著名的一句——“人最痛苦的事 情，就是夢醒了，不知道路怎樣走。”這句話曾經被人反復引用。時間過去90多年，已經不會有人再考慮這個問題了，這樣的痛苦成為了“被嘲笑、被諷刺、被拋 棄的對象”，剩下的是種種“不差錢”的幽默和笑話。而這也給中國當代文學包括任何一個有知識、有思想的人帶來了巨大考驗——我們將來怎么辦、要做什么？

　　△談文學

　　要重拾文化自覺自信

　　中國當代文學的出路在哪？李銳認為文化自覺、自信才是最重要的，“‘中國當代藝術家缺乏深邃的、思接千載的思考和對話，缺乏像陳子昂‘念天地之 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那樣深遠的精神維度。”幾年來，李銳和太太蔣韻曾合寫了重述神話《白蛇傳》的《人間》，“我們就是為了讓不同語種、不同文化的作家重 述自己國家的神話，而不再是戲說，不再是善惡的抉擇。”

　　李銳回憶說，20多年前他曾受邀到美國，與著名導演陳凱歌等人出席一個會議。會上，一位白人教授批評中國知識分子：“中國的藝術家尤其是畫家最 愿意做的就是如何討好外國人。”聽后李銳如鯁在喉，對白人教授說，“我在美國待了40多天，電視里天天都是肥皂劇，其實全世界的垃圾味道都是相同的。”在 李銳看來，不僅是中國的藝術家有局限性，全世界藝術家都有，他當時在會上介紹說，“中國當代文學已經出現了非常多的好作品，比如莫言的《紅高粱》”，當時 莫言并沒有得獎。

　　按照李銳的說法，莫言得獎后，不喜歡“錦上添花”的他只是靜靜把自己20多年前的話貼在了自己的博客上，以表示祝賀。“我們要做的就是用方塊字 深刻的表達自己。作家，做得到就寫，做不到就歇著，干別的比干這個容易得多，這是我的追求，也是對于世界文學和他人、自己的反省和理解。”他提到現在中國 正在力推的文化建設和文化體制改革，就是要給每一個人都有發揮自己創造性的機會，“一定要有自己的自信心”。

　　■對話

　　何不把流行歌曲和吟唱

　　都納入中國當代文學史？

　　南方日報：您的作品《人間》里“一日不見如隔三秋”反復出現多次，有什么深刻含義嗎？

　　李銳：文章的語言必定和具體場景相連，這是人間白蛇的感慨，也是對于真情的眷戀和無限的傷感，而不是簡單的重復說一個愛情故事。在重述《白蛇 傳》的故事中，許仙是一個叛徒，他先背叛了白蛇又背叛了法海，但他也是人間的凡夫俗子，是微弱的小人物，在求生存中來回擺動，但善根未泯，使得白蛇最終選 擇他這樣一個窩囊的、沒有英雄氣的男人，為此還獻出了自己的生命被鎮在塔下。從這點上看，它的感慨有點像陳子昂的那句詩，是無限的。

　　南方日報：現場有學生說，現在的國產片等影視作品非常缺乏精神追求，您怎么看？

　　李銳：前段時間，電影電視劇瘋一樣的都是抗日劇，片中子彈會拐彎、人刀槍不入，為什么這樣的影片會通過？相反，不少好本子卻不能拍，其實人的本 性都是趨利的、保險的，劣幣驅逐良幣才會出現，在這樣的環境下，最沒有品質的不斷被復制出來，當這種感官的娛樂、肢體的娛樂成為最后目的的時候，人的自我 就取消了。對于這種狀況，我們過于憂慮不必，但不憂慮也不行。

　　南方日報：對于中國當代文學漢語寫作主體性的建立，包括在寫作實踐中引入民間語言資源目前是否已經僵化？很多作家也用方言寫作，這場嘗試如何繼續？

　　李銳：像韓少功、賈平凹等人我不能代替他們發言。但關于每個人對各自地域方言的運用，在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作家語言過關的沒有幾個，只有少數 的三個半人。魯迅是個特例，不算。在語言上，老舍是個大師，沈從文，張愛玲也算，另外有個李劼人不要忘了，他的《死水微瀾》就是用四川方言來描述的。現在 很多作家都是翻譯腔，但魯迅等一代人有非常深厚的古文素養，他們有一種“雜交”的優勢，在這種情況下每個有地域背景的作家反而成為了大作家，其他很多作品 不忍再讀。但換個角度看，一座高山一定要有巨大的山底作陪襯。

　　南方日報：文學雜志《天南》今年2月份停刊了，現在的環境下，純粹的文學雜志生存困難在哪？

　　李銳：現在全世界的文學雜志都生存艱難，他們要么依附于大學文學機構、要么憑借藝術基金會，只有中國的《收獲》發行過了10萬份，這讓國外都目 瞪口呆，畢竟中國的絕對人口太大。但我想說的是，文學會以各種形式存在。現在，文學在商業市場里被邊緣化了是最大問題，中國市場經濟發展30年，歐洲美國 等等照樣也有出版社存在，文學總會找到自己成長的縫隙。

　　南方日報：能否給當下文學青年一些建議？

　　李銳：年輕人如何朝氣蓬勃地生活？舉個例子，中央臺的《中國好歌曲》，上場都是年輕人，我看得非常感動，那么好的旋律和歌曲，他們唱歌一張嘴能 夠打動已經白發蒼蒼的我。因為看到現在的年輕人能把古今中外瞬間貫通，把自己的資源變成自己的歌曲，我印象中有個老家在承德后來去西安音樂學院學習的選 手，他口袋的鑰匙鏈的響聲最后都成了音樂，霍尊的《卷珠簾》更是中國千年傳統的一個音符，把中國文學對世界文學的貢獻——生命悲情表現了出來。審美是抽象 的，中國最偉大的詩歌在一行字一瞬間與人共度歲月千年，這樣的東西越多，民族文化才越活躍，我很驚訝為什么不把中國流行歌曲和吟唱都納入中國當代文學史？ 畢竟好詩都是可以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