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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西新時期女性小說創作的興起

    ——以蔣韻、葛水平、陳亞珍為例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4年04月14日13:05 來源:光明日報 趙春秀

      回顧20世紀以來的山西文學史,女性文學一再被“山藥蛋派”“晉軍”“晉軍后”有意無意地遮蔽。以趙樹理為首的創作群體“山藥蛋派”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占據重要的位置,這一流派甚至在新時期初期還有廣泛影響,在韓石山、張石山等人的早期作品中仍然不難尋覓到“山藥蛋派”的痕跡。鑒于這樣特殊的歷史背景,山西女性文學在作品影響力上難以與“山藥蛋派”抗衡,沒有再次形成一個整齊劃一、風格顯著、具有文壇風向標一樣號召力的女性文學風格流派,而是一直處于邊緣化的位置。但是研究山西女性文學并梳理出其發展脈絡,依然有其必要性。

      “五四”新文化運動前后,出現了冰心、廬隱、石評梅、丁玲、馮沅君、凌叔華等具有女性意識的女作家,其中石評梅就是山西籍。其作品色彩清冷、情感抑郁,通常帶有傷感的情緒。她用女性特有的敏感,感受中國勞動婦女和全民族的悲慘命運,并感染著讀到她文字的人一起與黑暗抗爭。不過,在“五四”新文化運動高潮的歲月里,石評梅到了北京并常年生活于此,主題與題材大多脫離了故土生活。當其作品中尋找不到濃烈的山西鄉土地域文化風味時,我們似乎無法辨識出其作品與山西女性文學的關系。但其作品在文壇依然具有較大的影響力,對山西當代的代表性女作家蔣韻和葛水平不知不覺產生了重要影響。從三人的整體風格看,悲情色彩構成了她們整體風格的傳承性和超越性。

      關于這一點,蔣韻深得其風韻與風骨。蔣韻屬于“晉軍”一員,但她卻說自己是個“外鄉人”“漂泊者”。她也的確是以一種“外鄉人”獨有的漂泊感和蒼涼感來敘事的。如小說《落日情節》中,郗童心中一次次響起老喬對她說的“你該穿一雙雨鞋”時,那鋪天蓋地席卷而來的悲傷,不濃重,卻無可逃避。她的人生仿佛永遠糾纏著噩夢般的悲傷,每次人生的緊要關頭,都會被母親人為制造的宿命破壞,于是她一次次徘徊逃離,又一次次被迫走回原點。令人絕望的是,這原點也不是她溫暖的避風港,而是帶給她痛苦、壓抑甚至崩潰的地方。再如《完美的旅行》,女醫生陳憶珠和小男孩鋼都本性純潔而善良,他們在精神上讓對方都感受到溫暖。小男孩無法在自己的家里獲得慰藉,卻在陳憶珠這里找到了完全放松的感覺,而女醫生也在幫助小男孩的過程中獲得了精神的快樂,可是他們內心的純凈無法得到世界的認同。這對類似姐弟的都市“外鄉人”借助想象一次次逃向大自然,他們任意馳騁在地圖上,在空想的奇妙空間里進行著“完美的旅行”。然而,流言蜚語卻殘忍地傷害著他們,溫暖瞬間變得荒涼。《櫟樹的囚徒》是一部彰顯作者女性意識的長篇小說。故事的主角是清一色的女性,范天菊、范蘇柳、賀蓮東,作者以這些女性的限制性視角來講述一個家族的故事。因為視角選擇的優勢,故事在敘述過程中可以從容地進入人物的內心世界,理直氣壯地站在女性立場,言說不同女性命運的生命體驗與生存經驗。表面講述的是女性命運,實際反映的卻是政治與時代的變遷,小說通過女性悲劇命運解構著以父權制為主要標志的男性話語霸權,小說中的女性或剛烈,或隨性,散發著強烈的生命色彩,反觀男性,滿溢的卻是自私與虛偽。蔣韻很喜歡使用“死亡”“落日”“流水”等意象,傳達著宿命般的悲傷。這種對“五四”女性悲劇詩意風格的繼承追求,使蔣韻不僅與山西鄉土文學傾向形成區別,而且與當下女性文學寫作之風也拉開了相當的距離。

      既沿襲了石評梅的悲情,又傳承了“山藥蛋派”鄉土氣息的是葛水平。初讀葛水平的小說,第一印象是非常接近“山藥蛋派”的文學傳統,鄉俗俚語準確傳神,對鄉民外在言行、內在心理的把握都非常到位。細細品讀,那種滲透在靈魂里的“哀傷”會不期然擊中你。命運坎坷卻心存向往的啞巴紅霞,剛烈決絕其實溫柔傳統的王引蘭,堅強倔強有擔當的秋,這一個個鮮活的生命、一個個不同時空的故事,共同渲染一種人類的困境和憂傷。從這個意義上說,葛水平與石評梅、蔣韻的確具有文風上的沿襲關系。而葛水平的潑辣文風,則承擔了山西女性文學由人文知識話語型體系向鄉土地域話語型體系轉型的責任。其小說的題材內容多為農村生活和農民命運,她執著地扎根于鄉村,從鄉村故事汲取著無盡的養料。年輕媳婦用自己的乳汁去哺乳幼驢的生活化細節,傳神地描摹著鄉村生活。她有著細膩的女性藝術感覺,她也會用優雅的語言來描述山中景色,追求生活的本真。《地氣》結尾寫道:“寬厚松軟的十里嶺透出一股隱秘誘人的地氣,那地氣是女人的氣息。夜里學校的黑暗中就有聲音傳出來:‘豆來大,豆來大,一間屋子盛不下。’‘猜猜,是啥?’‘燈!’聽得‘咔’的一聲打火機聲音響了一下,燈就亮了起來。不管山上多么寂寞,燈光中的人兒,心中早已騰起了熱望的火。”這就是生活,有“人氣”,“地氣”才會旺。所謂“人”養“地”,某種時候,也是“地”養“人”。這“地”就是自然,人都是自然之子,葛水平借“地氣”將山西女性文學與“五四”人文傳統連接起來,深厚的鄉土情結構成了她小說突出的人文氣韻。葛水平小說在塑造女性形象、表達女性意識時,不選擇所謂“私密性”,不與同時期其他女性小說呼應,而是執著地堅持自己的風格,這一方面是作者自己的藝術追求、審美標準等主觀原因決定的,另一方面恰恰說明了她對于山西女性文學的意義。葛水平的女性小說代表的正是山西女性文學在關注女性的同時,主題又較宏大,有社會責任感,比起其他激進的女性小說而言,各方面都更傳統,女性形象身上沒有與男人對抗的激烈反男權思想,更沒有“尋找男子漢”的困擾。“身體寫作”中大膽展示的“性”,在葛水平的小說里遍尋不見。葛水平的女性意識甚至有點落后,不僅沒有解構男權文化,解構男性,甚至還讓女性柔順地對待男性。這種種,其實只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她了解到的農村女性的女性意識現狀就是如此。這就是女性經驗的地域性、本土性。她的寫作基于對這一客觀現實的高度尊重。不尊重這一客觀現實,就不能真正將山西鄉村女性的問題擺出來,那樣的創作,還有什么意義?

      帶有濃厚山西地域特色,在風格、內容上都傳承了山西文學特點的女作家還有一位,那就是晉中的陳亞珍。她以寫作長篇小說見長,作品具有突出的“個性化”特點,呈現出非常個人化的生活經驗和對世間百態的觀察思考,同時顯現出強大的精神沖擊力,承載著深遠的社會意義。陳亞珍的性別意識不是那么自覺,但就是在無意的狀態下,她的作品聚焦對女性命運和精神的探索。小說《羊哭了,豬笑了,螞蟻病了》借助一個靈魂“勝惠”的視角,筆觸穿梭于過去現在,跨越了漫長的年代,將一段長長的動蕩時段下女性的命運展示給讀者。文學評論家雷達認為這是一部忠實地反映了民族的質樸精神和人性情思的力作,“她的靈魂思辨的犀利與滔滔不絕,她在藝術表現上的大膽與叛逆,尤其是,她對中國封建的節烈與以假革命之名義的節烈對中國鄉土女性的荼毒,對歷次政治運動對人性的傷害之深,以及對屬于中國經驗的、滲透到民間底層的政治文化形態的反思,應該說都是獨特的,罕見的。她似乎是與我們津津樂道的所有女作家都不一樣的女作家,她基本沒有進入過研究者們的視野。但她是雄強的,她是沃野上的一棵大樹”。這樣高度的評價道出了陳亞珍小說的主要特點。其鄉土性、主題深刻性,再一次與山西地域文學契合了,而其不強烈的女性意識與葛水平一樣,也應該是地域文化客觀實際的表現。

      當今的山西文壇,女作家的力量不容小覷,她們的作品有數量、有質量、有影響力,題材的涉及面廣,鄉村、都市、過去、現在,統統都可以納入她們的敘述范疇。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還是蔣韻一枝獨秀的話,現在山西女作家已經初露“作家群”的端倪,蔣韻、張雅茜、陳亞珍、葛水平、小岸、孫頻、李燕蓉等等,這個女作家群的崛起已經構成山西文壇一道亮麗的風景。她們的作品充滿靈氣,展示女性命運,探討社會人生,筆觸細膩有情韻,完全不同于以往山西男作家的風格。她們的存在,使得山西文學創作呈現出姹紫嫣紅的整體面貌。在此狀態下發展起來的山西文學,已經逐步具有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史學意義和價值。

      (作者為太原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本文系2013年山西省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項目“山西新時期女性作家小說創作研究”的中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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