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兆言:我只是把經歷的一段歷史寫出來

《馳向黑夜的女人》，葉兆言著，江蘇文藝出版社2014年4月第一版，38.00元

　　28年前，參加廈門的長篇小說組稿會期間，留著長胡子、不修邊幅的葉兆言見到了被傳得神乎其神的“黃半仙”。據說他算命很準，很多作家都請他計算未來。

　　他看了看葉兆言的手心，又摸了摸他的鎖骨，誠懇地說：“你不能寫小說，你應該寫詩，你應該成為一個詩人。”葉兆言感到很沮喪，他知道自己熱愛詩歌，但是缺乏詩才，根本就不可能成為一名出色的詩人。可是，他是一個不肯向命運低頭的人。盡管有種種暗示，也有種種退稿或創作的挫折，葉兆言還是賭氣式地寫下去了。

　　時至今日，寫還是不寫根本不是一個問題，葉兆言早已深陷在寫作的泥淖之中，生命不息戰斗不止。他的心里永遠藏著“很久以前”，他終于沒能成為詩人，而成為一個講故事的人。

　　今年初，《收獲》刊出葉兆言長篇小說《很久以來》，江蘇文藝出版社推出時，改為《馳向黑夜的女人》。這一取自多多詩歌意象的書名，不僅隱含著故事的走向，更隱秘地體現了葉兆言文學上創作的來處。那個沒能成為詩人的作家，青春年少時期其實更多地受到三午、多多等一批詩人的影響。

　　舒晉瑜：新作在《收獲》發表時題為《很久以來》，由江蘇文藝出版社推出時將改名為《馳向黑夜的女人》。中間經歷了什么？

　　葉兆言：有很多話題可以說。一開始我并不愿意改名。編輯和我商量改名自有他們的道理，出版社要把我的書推出去，也有自己的策略和營銷手段，他們希望我能相信他們一次。編輯認真地和我在談改名字的事，有過很多討論。曾經有一度想叫《烈日的詛咒》、《笑吧，哀愁》。我個人比較喜歡多多的詩，在我還是個中學生的時候，特別迷戀多多。我和編輯說，只要能從他的詩中找到我喜歡的句子，就可以做書名。“馳向黑夜的女人”是一個很好的意象，它源于多多1979年的一首詩。寫這首詩的年代，正好是我的文學青春期，現在用它做書名同，也許就是天命。它適合小說的節奏、畫面感和故事走向。改名字當然要慎重，這一點毫無疑問，至于是否成功，還要經歷時間的考驗。

　　舒晉瑜：《一號命令》的內容和題目似乎有很大的反差。其實《一號命令》討論的是為什么會有“文革”，是在追溯“文革”的源頭；在《馳向黑夜的女人》中，寫到了“文革”之后。雖然故事之間沒有聯系，但是從時間上看，探討的是一條時間與歷史的河流。能否將這兩部作品看成是姊妹篇？

　　葉兆言：既可以，也不可以。說可以，是一個作家的作品，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姐妹篇，都有互文關系。這兩部小說其實有很大差異，首先是篇幅，一個是中篇，一個是長篇。內容也不一樣，它們的差別就像男人和女人的差別。當然，男人女人都是人，都是人的故事，都和文革有關，都和文革有關的東西有關。

　　舒晉瑜：很多時候您是一個特別愿意探詢可讀性的作家。這樣的努力是否相對來說，對讀者比較有信心？

　　葉兆言：我對讀者向來沒有什么信心，寫作就是一個你非常想寫的一個行為，你如鯁在喉，希望一吐為快。可讀性是一個誰也說不清楚的東西，張三說可讀，李四會說不可讀，因此我并不考慮可讀性，不考慮，不是因為清高，是因為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才叫可讀。大家都說金庸的小說可讀，可是我遇到有些女孩子，她們一點也不喜歡，她們并沒覺得金庸小說可讀性強。過去很多女孩子喜歡看《紅樓夢》，都覺得可讀，我可以肯定，很多男孩子未必受得了里面的哥哥妹妹。

　　如果可以做廣告，我會說一句，這個小說很可讀，很好看。然而這只是標準的王婆賣瓜，自賣自夸，我沒理由說自己的瓜不甜。當然究竟甜不甜，總不能我說了算。

　　舒晉瑜：《一號命令》和《馳向黑夜的女人》都用到了閃回的敘述方式，這樣的敘述，很有畫面感。是有意這么做嗎？

　　葉兆言：當然不是。它們其實是兩個不一樣的敘述，究竟如何不一樣，讀者只要看了就會明白。恐怕所有的小說都應該有些畫面感，文學要運用形象思維。總得有一些畫面來說事兒，這是虛構文學作品的基本要求。這倒不是說有了影視以后，畫面感才變得重要。好的唐詩宋詞也有畫面感。

　　舒晉瑜：畫面感可以給讀者提供很多想象空間，比如還有景物描寫帶來的畫面感。

　　葉兆言：景物描寫在當代作品中相對減少，跟敘述方式和閱讀方式的改變也有關系。在過去的時代，閱讀小說是最重要的消遣方式，人很空閑，好像有著大把的時間，那個時候的閱讀沒有替代品；現在替代品很多，人們用在閱讀上的時間已經很少，如果作品再有大量的景物描寫或巴爾扎克式的全景描寫，肯定也有問題。

　　舒晉瑜：這么做在某種程度上是否消減了作品的文學性？

　　葉兆言：也可以反過來說，是增加了作品的文學性。藝術創作的重要原則，是你要希望自己能比前輩作家描寫得更好，否則也沒有太大必要每一段都有景物描寫，畫虎不成反類犬。

　　舒晉瑜：如果這么說，小說家存在的理由，也必須是比前人寫得好或者有不可替代性？

　　葉兆言：要說比前輩寫得好不太可能；寫得“不一樣”是應該的，也因此證明了寫作的難度，這也是作家必須思考的，前人的成功有可能是你的陷阱。

　　舒晉瑜：自《沒有玻璃的花房》起，文革是您的主要關注點之一。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嗎？

　　葉兆言：過去沒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因為俗套太多，那樣的書寫可以在網絡上搜到很多，有的接近所謂的報告文學，游走在所謂的真實和非真實之間，放在中國傳統小說里看，會覺得這些描述非常接近黑幕小說，接近暴力和色情的邊緣。它在描寫中增加了慘重的、血淋淋和夸張的元素，有著太多不文學部分，更像法制低俗小說，反正是有一種我不愿意去做的東西存在。我一直覺得，如果我寫，一定會從另外的角度去談，不會有過多的獵奇。

　　舒晉瑜：為什么說今天可以寫？有什么具體原因么？

　　葉兆言：對于文革的敘述和討論已到了離譜的時候。無論正方反方都很怪，大家談論的文革都不太像文革，他們說的文革和真正的文革常常沒有關系。現在，真實的文革已不是流行話題，這時候，真要談這個話題反而簡單正常。今天的文革描述已經完全變味，有人認為文革是反腐敗的，沒有貧富差異；還有一種認為文革就是打砸搶，就是造反派的天下，就是大街上隨便拉一個人到體育館就可以批斗或者宣判槍斃。這和我熟悉的文革完全不一樣。

　　現在可以寫，是我發現文革正變得越來越簡單化，越來越概念化、符號化，變得非黑即白。我自己很清楚地知道，文革是活生生的一段河流，彎彎曲曲，很復雜。

　　舒晉瑜：您是否在寫作的過程中，考慮過把握故事節奏，讓它情節性更強一些？因為故事技巧對您來說早已不成問題，或者是否正因為過于嫻熟，才忽略了這一點？之所以問這個問題，是因為一方面覺得您始終把敘述方式擺在重要的位置，而且一直嘗試敘述角度的試驗。可是作品帶給我的閱讀體驗卻不是這樣。

　　葉兆言：我的寫作從來不考慮可讀性。不是我清高，而是無法操控。如果說我寫了讀者就讀，那只是想當然。我們看福樓拜、福克納的小說，看經典作家的小說———海明威除了《永別的武器》也不那么可讀，《百年孤獨》這樣的小說很多人可能也只是知道它的名氣，未必能夠真正讀完。一個有堅定信心的作家，真實的想法就是想怎么寫就怎么寫，就是隨心所欲，就是盡力而為。

　　舒晉瑜：欣慰和春蘭的故事，折射了中國社會的變遷。她們傳奇的一生在時代大變革的背景下顯得那么微不足道，盡管出身不俗，卻依然歸于平淡，甚至死如草芥。看完之后不由得為她們深深地惋惜。尤其是欣慰的死，令人感覺到時代的荒謬。您想要表達什么？

　　葉兆言：作家對很多問題的思考，和常人不太一樣。作家更在乎的，不是自己想表達什么，而是讀者能看到什么。你喊不醒一個裝睡覺的人，我不介意寫悲劇或喜劇，只希望寫一部接近原生態的東西。我覺得評價不重要，文革對或錯不重要，反思也不重要，這些都讓哲學家、思想家去判斷吧。一個作家不應該是思想家或哲學家，作家用不著啟蒙，因為他并不是在對傻子說話。

　　我始終覺得，一個作家不應該靠寫什么成名，怎么寫才決定他是否是一個好作家。寫什么和怎么寫像鳥的兩個翅膀，解決好這兩個問題，才能拍打翅膀飛起來。所以對于我來說，為什么寫這個故事，要達到什么目的，我不太多想。過去我們喜歡一個句式，通過這個我們認識到什么……對于作家來說，把“通過”的這個東西寫出來就行了。有人說我在控訴文革———我只是把經歷的一段歷史寫出來。我不覺得是在控訴，該控訴的東西太多了，文學也不應該僅僅是控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