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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溫州和北美大陸是作家張翎筆下很多故事的發生地與靈感源泉,身在海外用小說走近相隔遙遠的江南,或者長居加拿大以文學回望一百多年前北美華人歷史,從時間到空間,對她的寫作來說都帶些距離感。這種距離感已然蔓延到她和讀者之間,寫了這么多年,《郵購新娘》、《余震》、《雁過藻溪》、《金山》等作品陸續問世,獲得不少評論與若干獎項肯定,也不乏讀者認同,影響逐漸波及華語文學圈,但她給人的印象仍然低調。偶爾回國,卻不常拋頭露面。她似乎更愿意做那個隱身在小說世界背后編織情節、左右人物命運、流露情感的人。
不過,剛出版長篇小說新作《陣痛》的張翎前不久到北京接連參加了新書發布會、主題講座,去圖書館跟讀者交流,在網站做了視頻訪談,還上電臺聊了聊新書——她像時下配合宣傳的其他作家所做的那樣,借助公共場域與媒體平臺,讓盡可能多的人知道這本新書,進而了解她的創作背景和心路歷程。
“女人在災難的廢墟上,從昨日走到今日,從故土走到他鄉,卻始終沒能走出世道這只手的掌控!边@是張翎寫在《陣痛》“創作手記”中的話,事實上,這部講述大半個世紀里三代中國女性人生起伏的長篇小說,在某種程度上印證了前面這句話中的宿命意味。張翎用她擅長的對女性人物的塑造,重點刻畫了三位處于不同年代、身份境遇迥異的女性(也是母親)。誠如書名所言,“陣痛”不只是她們作為女性作為母親所必經的身心痛楚,它還蘊涵著作者對大時代背景下個體命運隨之顛沛動蕩的同情,以及對生命、人性、母性等話題的深層次思考。
讀書報:《陣痛》中對多位女性角色特別是她們那種母性的描寫相當感人,這源自你從小耳聞目睹家中女性長輩——比如您外婆含辛茹苦生兒育女的經歷,加之書中故事地域背景放在你的故鄉溫州,這種寫作某種意義上是你消解鄉愁的一種方式?
張翎:在交通和通訊如此發達的今天,鄉愁對我來說更多是在感嘆現代化進程對地貌人文的侵蝕。故鄉是一個僅存于記憶中的概念,小說能做的是把它以文字的方式永久存留下來。希望我的生命消隕之后,我的版本的故鄉依舊在書中活著。你說得很對,《陣痛》挖掘了我故土記憶中很大的積存,其中第二章“危產篇”里的許多篇幅是溫州上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浮世繪”。尤其在我描述謝池巷的時候,童年少年生活記憶奔涌而出。與其說這本書在消解鄉愁,倒不如說這是我在和現代文明對淳樸鄉風的蠶食做一些堂吉訶德似的抗爭,也許對別人完全無謂,可是對我來說是不做不行。
讀書報:女性角色始終是你作品的側重所在,在《陣痛》“創作手記”中我似乎找到了答案,“母親家族的那些堅忍而勇敢的女性,充盈著我一生寫作靈感的源流”,這是你寫作的某種優勢吧,擔心過這也許構成某種局限嗎?
張翎:在《陣痛》之前的幾部小說里,我的性別意識始終模糊。比如《余震》中的李元妮、《金山》中的六指,我在描述她們的時候很少考慮她們的性別因素,更多是把她們作為歷史中的一些人物。而在《陣痛》里,我把吟春、小桃和武生看成與男人相對應(而非相對立)的一群人。書中的歷史事件和男性人物已不是客觀意義上的事件和人物,他們僅僅是女人眼中折射的事件和人物。我在《陣痛》中采用的視點基本是女人的。從第一部小說《望月》伊始,我寫小說最依賴的元素是內心的感動,很少用小說之外的因素考慮過書寫的得失。像“優勢”“局限”這類話題,我會留給讀者和評論家去思考。
讀書報:寫《金山》等反映早期北美華人歷史的作品之前,你是做了很多準備的,查資料、實地走訪等等,寫《陣痛》之前做了哪些準備呢?
張翎:先前的長篇小說有個共通的特點:時空交錯,枝節繁多。而《陣痛》里這兩個因素不見了,筆墨比較集中地給了三個時代的三個女人。盡管《陣痛》不那么枝葉繁多,可是它也涉及了抗日戰爭、土改、抗美援朝、四清、文革、改革開放等多個歷史斷層,案頭自然包括了對這些事件的背景了解。比如六十年代大學校園生活是我經驗里的空缺,我花了一些時間采訪調研那個年代的大學生。還有第三章“路產篇”涉及了歐洲的場景,我也數次去歐洲尤其是法國采風。另外,由于小說涉及了三段女人在極端狀況下的生產經歷,為了對此有直觀的多方位了解,我去過婦產醫院觀察各種產婦的生產狀況。
讀書報:書中三代女性在生育這個節點上所遇到的時代背景或者說具體事件還是相當戲劇性的,之所以將故事與時代如此交疊,是不是很多時候生活本身要比小說更戲劇性?
張翎: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亂世,每個亂世里都有要出生的孩子!蛾囃础分猩婕暗倪@三個歷史時代(抗戰、文革、911)里,同樣會有一些在困境里出生的孩子。只不過我把這些孩子放置在一個家庭的三代女人身上,使得聚光燈能聚焦在一條線上而不是多條線上。亂世的生活本來就是一出大戲,我只是把戲搬到了一個家族而已。
讀書報:書中三代女性,小桃和你年齡最接近,這個人物寫得尤其有血有肉;勤奮嫂所處年代最早,她骨子里傳統的成分根深蒂固,命運也更具悲情色彩;等到宋武生這一代,內心負擔最少,情感選擇也最現實,是離幸福最遠的一個,F在回過頭來看這三個人物,你有著怎樣的評價和情感?
張翎:我很難在小桃和吟春(勤奮嫂)之間取舍,她們各有各的可愛,對權利、政治、利益處于糊涂狀態,甚至對疼痛也感覺愚鈍。這種渾然不覺使得她們在生活中呈現出一種自然的混沌的天真狀態,使得每個走進她們生活的男人都被吸引。雖然勤奮嫂生活的年代決定了她的傳統價值觀,也沒有妨礙她走在時代之前。孫小桃也是敢作敢為的女子。她深受宋老師的溺愛,不是因為她的才情,而是因為她的“糊涂”。這種“糊涂”其實是一種與知識教育程度無關的性格特質,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生活智慧。作為改革開放后成長起來的宋武生,在知識儲備和生活條件來說都比她的前輩幸運,可她卻是全書中最不幸福的女人——她太清醒了。
讀書報:你在這本書中刻畫的男性角色大多令人失望,反而沒什么文化的仇阿寶是個有血性有擔當的性情中人,看你在“創作手記”中也特別提到這個角色,寫他的靈感從何而來?為什么寫出這樣的人物“將來也不一定還會重復”?
張翎:這個人物是我在做工人的年代里常常遇到的形象:沒受過多少教育,卻又有一點小聰明,常年跑碼頭,比小城的其他人多一點見識。這些人表面上看起來有些油滑,可正是他們的無知造就了他們的無畏,在女人最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反而會糊里糊涂地獻上自己。仇阿寶這個人物盡管著墨不多,我感覺已經把他寫盡了,所以以后可能不會再去嘗試類似的人物。
讀書報:你曾說寫作這本書最大的困難不是來自靈感而是因為時間和地點上的散碎,怎么會陷入這種有些無奈的散碎中?后來如何克服這種散碎帶給你寫作的影響?
張翎:由于采風的原因,也由于身體和氣候的原因,我在不同時間呆在不同的城市。每經過一處都要一段時間的休整和身心的切入,所以寫作過程就有些散碎。幸好這四代女人的生活各成章節,這種結構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了無法一氣呵成的缺憾。
讀書報:聽說你已放棄聽力康復師的職業,這會在某種意義上觸動你在寫作上的自由和從容嗎?
張翎:我不能說“放棄”,只能說暫時離開聽力康復師的職業。離開這個職業不是因為寫作本身,事實上我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在從事聽力康復師的同時完成的。但我需要一整段時間采風和實地調研,作為全職聽力康復師很難得到超過兩周的假期——我對我的病人負有責任。我不得不在現階段離開這個職業。除了靈感和感動之外,我的寫作極少被別的因素影響過,我的積攢夠我過簡單的生活。我一直寫得從容而自由,希望將來也是。
讀書報:姑且將北美與溫州老家視為你寫作的兩大地域背景或者說靈感源泉,這種身在其中又抽離旁觀的狀態對你的寫作有哪些影響?
張翎:我一直處在一個“不在這里,也不在那里”的尷尬狀態,對故土家園和現在的居住地的觀察都是“既在場也缺席”。我不知道這種不即不離的狀態會把我帶到哪里,但我希望這種狀態會使我寫出一些類似于“第三只眼睛”的東西。這種尷尬在筆下反映出來的或許恰恰就是我的內心真實。
讀書報:寫了這么多年,收獲很多,也經歷過波折,在你看來,文學之于你的意義或者說寫作在你心中的份量,和最初開始寫作時相比變化大嗎?
張翎:我依舊只為心靈的需要寫作,把寫作看作是自救的行為而非為救贖他人。但是隨著時間推移,我對一本書能影響一個人的人生的說法開始懷疑,我覺得這個世界缺少的不是激昂的傾訴而是耐心的聆聽。我希望自己在傾訴(寫作)的同時也可以認真聆聽(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