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翎:勇氣，是帶著刺活下去

　　人生，與痛共存

　　近年來，旅居國外的華人作家成了當代文壇上一道別具風味的風景�！短粕酱蟮卣稹吩�作小說《余震》的作者、旅居加拿大的溫州女作家張翎近日來京攜手作家出版社推出最新長篇小說《陣痛》。

　　善于探求痛感背后的層次，不滿足于生活膚淺的安慰，是張翎善于寫作的內容，這在《余震》中已讓人有所了解。以《陣痛》命名的新作中，張翎書寫了從1942年到2008年，三代身份、際遇迥異的母親，經歷了同一種形如鐵律的宿命：三次不同尋常的情感和孕育經歷，三次傳奇般的徘徊在生死邊緣的痛苦生產磨難。三代女人，生在三個年代，又在三個年代里生下她們的女兒。在她們串起的70年人間的悲歡離合中，折射并概括了歷史的風云變幻，人世的風波險惡，生命的無常無奈，和足以洞穿一切苦難困窘的母性的堅忍不拔。男人是她們的痛，世道也是她們的痛，可是她們一生所有的疼痛疊加起來，也抵不過在天塌地陷的災禍中孤獨臨產的疼痛。男人想管，卻管不了；世道想管，也管不了。不是男人和世道無情，只是他們都有各自的痛。

　　在很多個時代的生活中，很多人似乎想著如何忽略、逃避痛感，因為痛感實在太多。對于在痛感中生活的人們，卻恐怕并不僅能以無奈就可以概括。在接受北京晨報記者采訪，談及一再書寫過的生活之痛時，張翎說道，對待痛苦的最好的方式，是怎樣學會和痛苦共存。身上扎了一根刺，但你就是拔不出來，而且不是每根刺都能拔出來的。那你的余生就是學會怎樣跟這根刺共存，這也是需要力量的�！拔蚁雽懙氖�，帶著這根刺，還活得下去，這個我認為是力量。”

　　于是不僅寫痛，還寫與痛的共存。不僅寫痛苦，仍然有希望和力量。張翎如此評價她筆下的女性：男人會為一個理想，為一個所愛的人，可以悲壯地獻身，女人卻會為愛的這件事情卑賤地活著，這就是很大的不同。在亂世里死了是最容易的事情，可是活著是非常非常難的，這些女人懷著一個小小的希望，真的是非常卑賤的希望，非常小的希望，她就是想我的孩子將來等她們長大的時候，她們生孩子的時候能夠在一個太平世界里面，能夠在正常的環境里生下孩子。這聽上去似乎不那么崇高，男性的力量表現在吶喊，女人的反抗方式是隱忍。

　　晨報記者 劉婷

　　勇氣，是帶著刺活下去

　　張翎 　1957年出生，浙江溫州人。1983年畢業于復旦大學外文系。1986年赴加拿大留學，現定居于加拿大多倫多市， 在一家醫院的聽力診所任聽力康復師(clinical audiologist)。主要作品包括，長篇小說《郵購新娘》等，中短篇小說集《盲約》、《雁過藻溪》等。近期出版的《張翎小說精選》，共6冊。

　　談生活

　　生活不是簡單對錯

　　北京晨報：您的小說中，展現了一種女性在生育及生命中的堅忍，但是在當下，一些新時代女性抗拒這個傳統，抗拒生育這點您怎么看？

　　張翎：這個時代最大的一個進步是多元，每一個人都可以做自己的選擇，每一個人都不需要對別人的選擇做出判斷，但是只要對自己負上責任就好。

　　北京晨報：那么抗拒生孩子是不是錯誤的？比如您其實寫道在亂世中，女性靠著這些堅忍活下去，有沒有一種價值上的判斷？

　　張翎：我比較不愿意使用正確、不正確這樣的詞，人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在灰色地帶里，時代越進步，灰色地帶就越寬廣。彼此的判斷就顯得不那么嚴厲，每個人對自己的生命選擇，背后應該有他生命的意義，我們沒有活過這個人的一生，不能替代他思考他生命的選擇和意義，對你所選擇的生活負責就好。那些現在的新女性，其實有的還不如民國時的女性開放，比如林徽因那個年代。

　　生命需要懷有希望

　　北京晨報：寫《余震》的時候，有種感覺，您不愿意放棄對疼痛的探求，不愿意接受膚淺的安慰，但在這里，您說到亂世中的希望，這里究竟是什么呢？

　　張翎：是孩子，生命的延續。男人會為一個理想，為一個所愛的人，可以悲壯地獻身，女人會為愛的這件事情卑賤地活著，這就是很大的不同，在亂世里死了是最容易的事情，可是活著是非常非常難的，這些女人就是懷著一個小小的希望，真的是非常卑賤的希望，非常小的希望，她就是想我的孩子將來等她們長大的時候，她們生孩子的時候能夠在一個太平世界里面，能夠在很正常的環境里面生下孩子，因為我書里面的三代女人都不是在正常的醫院里面，正常的環境里面生孩子，那么她對將來的希望真的是那么微小，卑賤的希望，使她們能夠活下去，可是很遺憾，她們這種卑賤的愿望到時候也是沒有能夠實現。因為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亂世在里頭，那每一個亂世里邊不管天塌地陷是怎么樣的一個環境，總有孩子是不顧一切也要出生的，所以女人這些卑賤的愿望也沒有實現，總不能落到實處。

　　我想如果我們都是靠著對于苦難經歷的回憶活著，我們可能早就死了，但是就是因為我們有希望才能使這些女人能夠卑賤地活下去，堅強地活下去。我們會死于經歷，但是我們會活于希望。女人沒有資格死，孩子要靠著她。聽上去不那么崇高的希望，不是希望國家、世界什么。男性的力量表現在吶喊，女人的反抗的方式是隱忍。

　　生存勇敢面對問題

　　北京晨報：《余震》里面，主人公帶著疼痛繼續活下去，有一種無奈，一種人生感慨在里面，這里也是，那些女性經過了艱難的亂世，甚至孤獨的生產過程，各種人生之痛，那她們活下去，雖然說帶著希望，但是不是也有無奈的地方？

　　張翎：我覺得對痛苦的最好的方式，是怎樣學會和痛苦共存。比如你身上扎了一根刺，但你就是拔不出來，不是每根刺都能拔出來的，那你的余生就是學會怎樣跟這根刺共存，這也是需要力量的。我想寫的是，我帶著這根刺，還活得下去，不是有這根刺我就要一頭撞死，而是有這根刺我還得活。這個我認為是力量。無論新時代女性，舊時代女性，這個價值我覺得挺普世的。因為這個世界，刺是不可能沒有的，每個人的生命里都有一個特殊的刺，我們常常會說，如何對付，把這個刺拔出來，解決問題，但有的問題是不能解決的，我們還是要面對不能解決的問題，我們的勇氣就是，我們還得活下去，余生就是要帶著這根刺，但還是得活下去，這是件挺難的事情。

　　談寫作

　　人物要有歷史背景

　　北京晨報：那么歷史背景在您的小說中是什么作用？

　　張翎：從我自己來說，我總覺得我敘述的故事是樹枝和樹葉，要用樹來形容一部小說，如果我不涉及故事發生的歷史背景的話，我總覺得樹是沒有根的，純粹是個人的審美偏好，我總覺得一棵樹沒有根我很難寫小說。比如說這部《陣痛》，它表面上看起來是寫三個女人生孩子的故事，我覺得命運是一條線，它是綁在這些女人身上的，就是說女人掙扎來掙扎去都跑不過這根線的，如果我只是單純寫女人，而不寫控制女人的這根線，總覺得立不起來，所以我總會在小說里邊牽扯到控制個人舉止的這種背后宿命的力量，其實也就是你說的歷史背景，我覺得我的擔當在這個方面。可能每個作家不一樣，我覺得我不能單單寫一棵樹，我必須從樹的葉子開始寫到枝、干，這是個人審美偏好。

　　靈感有關家族故事

　　北京晨報：作為旅居在海外的作家，您寫小說很多時候是要去國內外各地采風的，請介紹一下這方面的情況。

　　張翎：這本書寫到我的故鄉，也寫到巴黎，因此去了故鄉也去了巴黎采風。這本書寫了大概14個月，但采風并不是要找具體的人，而是比如要對巴黎這個城市有所了解，并且對書中涉及的一些接生的技術性細節要有所了解。我在小說創作手記中寫道這本書的靈感是怎么來的，與家族的故事有關系，但這里的故事都是虛構的，只是一些堅強、勇敢，母親家族一些女性的素質，多多少少會在我的小說中有一些很深的痕跡。

　　寫作為了回到故土

　　北京晨報：您現在每年在國內的時間大概多長？

　　張翎：長的時候幾個月，短的時間就幾天。我看見一些作家講述他們離故鄉很遠的時候他們書寫的東西，最終還是故土，在故土寫故土相對于離開故土寫故土的作家，這中間是一個什么樣的關系呢。這是一個很好的討論話題。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勒克萊齊奧說過一句話，翻譯成中文大概的意思是：離去和流浪都是回家的一種方式。這句話對我的印象也是很深的，他說的是什么意思呢，離去和流浪是離開故土，回家的一種方式他是指寫作，就是說人回家的路途有很多種。對于我，印象中的溫州現在已經不存在了，那是童年的記憶，現在我們看到摩天大樓，柏油馬路，車水馬龍，但這已經不是我童年記憶中的故鄉了，那么我怎么回到童年記憶中的故鄉，我就是只能靠我的寫作。時代的發展對故土的侵蝕速度是很快的，我作為作家是有一個保存記憶和故土的擔當在里頭，我最好的方法就是通過寫作，這是一個誰也不能夠改變的東西，一旦我的故鄉作為我個人的主觀印象固定在我小說里的時候，它已經不太可能被工業化的進程來侵蝕了，我個人除了對歷史的擔當之外，我覺得保存記憶也是我很重要的一個擔當。

　　出書不為得到什么

　　北京晨報：其實現在我們對于生活在海外的作家的寫作，有了一個關注群體，有的時候會看到一些不同，其中一點是文學書寫的純度，對于您這樣的寫作，您怎么看。

　　張翎：我還只是埋頭寫自己的書，只能講自己。就是很單純，就是喜歡寫書。這種喜歡，就是已經超越為了得到什么，只是生命里面有這樣一種熱切的渴求，我非得這樣寫不可�？偨Y為什么，我很難說出來。別人是為什么，我也說不上來。我就是心里有一種東西，要是不寫我覺得我會得病，就是這樣。

　　北京晨報：是不是國外環境的相對安靜對寫作很重要。

　　張翎：反正我覺得沒有人打擾我，起碼讀書有很多的時間。因為讀書確實是需要一個相對“隔絕”的環境。晨報記者 劉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