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綱：也想起了大山

　　一九八三年八月在正定大佛寺。前排：王蒙(左二)、賈大山(右一)，后排左一為本文作者閻綱。

一

　　近讀習近平總書記十六年前的《憶大山》，感動之余，想得很多。

　　……此后的幾年里，我們的交往更加頻繁了，有時他邀我到家里，有時我邀他到機關，促膝交談，常常到午夜時分。記得有好幾次，我們收住話鋒時，已經是次日凌晨兩三點鐘了。每遇這種情況，不是他送我，就是我送他。為了不影響機關門衛的休息，我們常常疊羅漢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頭，悄悄地從大鐵門上翻過。

　　……臨分手時，兩人都流下了激動的淚水，依依別情，難以言狀。

　　質樸無華的美文自不待言，動人心者莫過于那份平等待人的真摯感情。一個地方黨的執政者，面對思想活躍、敏感多思甚至“多嘴多舌”的作家掏心窩子實屬難得，更何況是一位心向佛門的非黨作家，太雷人了，你不驚詫不折服不行。他不歧視、不俯視，也不設防，而是禮賢下士、不恥下問，終于在一個共同點上有所理解和發現，從而結為好友——“他那憂國憂民的情愫，清正廉潔、勤政敬業的作風，襟懷坦蕩、真摯善良的品格，剛正不阿、疾惡如仇的精神，都將與他不朽的作品一樣，長留人間。”

　　難怪作為總書記的習近平號召全黨改進文風，強調說：“改進文風領導要帶頭，在實際生活中‘望聞問切’”“進一步創造鼓勵講真話、提倡講新話的寬松環境。”

　　黨員領導干部如何接近黨內外作家，不妨先在感情上進行溝通，以真情動人，尋找共同點，然后曉之以理。

二

　　一九八三年七月，我到《小說選刊》參與擴版和擴大發行的工作，匆忙上路，直抵伊犁，自伊犁，再烏市，過蘭州，經寶雞，到西安，沿省叫賣。

　　在西安，和新上任的《人民文學》主編王蒙不期而遇，副主編崔道怡與他同行，他們也為擴大刊物的影響四處游說。

　　王蒙已經當選黨的中央候補委員，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的政府負責接待。出行，警車開道，泰山石敢當，頗有點威風八面的味道。王蒙說他很不習慣，可是沒有辦法，我倒是冒充了一回首長。

　　由延安到太原，過河北看望當地作家，回京途中，到了正定，在張慶田陪同下，專程拜謁大佛寺，意外地遇見賈大山。

　　《取經》之后，大山深入淺出，琢磨他自己的路子，避賢斂跡。地區和省上幾次調他，他不去，這一點很像喬典運，真心為農民寫作這一點上，也像喬典運；靜如處子，心到神知，古井無波，嚴格素食，又像是出家人。但是在眾人舉薦和以習近平為縣委副書記的縣領導的反復動員勸說下，從文化館長升任正定縣文化局的局長。此時的大山，正受命修復隆興寺大悲閣、天寧寺凌霄塔和開元寺的鐘樓，以使古剎逐漸恢復其盛世的風貌。他雖然視文學如生命，卻潛心于文物和古建，就地扎營，汗濕涔涔，夙夜匪懈，人不堪其苦。由他陪同我們參觀，當然是最理想不過的了。

　　面對海內寶剎第一名區的“大佛之城”，大山如數家珍，依次介紹世界古建筑孤例的宋代建筑摩尼殿，魯迅先生譽為“東方美神”的倒座觀音，中國古代最高最大的銅鑄大佛，中國古代最精美的銅鑄毗盧佛，還有隋碑第一的龍藏寺碑等等，極富宗教教義、建筑學智慧和雕塑藝術之美的解說，把我等頓時引入佛門凈土。

　　大山興致勃勃，但一圈轉下來，興奮之余露出疲憊的神色，他太累，深感肩上擔子的沉重。

　　我們要離開，大山把我拉到一旁。我搶先詢問他的工作情況和寫作情況，他說文化局的工作責任重大，現在又搞修復，兩頭忙，哪顧得上寫作！我一再囑他再忙也得寫點，他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我再書生氣也得幫咱基層說句話，多少給大廟化點緣……

　　返京路上，我向王蒙轉達了大山“化緣”的請求，王蒙說：“看情況吧，盡量。”到了兒，我們沒能給他求布施“化”到“緣”。現在想來，要是推遲到一九八六年王蒙當上文化部部長，我接著主筆《中國文化報》，事情也許一蹴而就，因為文化部管著國家文物局。

　　一九九七年二月，大山食道癌逝世，前后又有鮑昌、張弦、劉紹棠、路遙、鄒志安、金錚、楊鳳蘭、喬典運和王保成英年早逝，我很難過，哀其不幸，寫了《忍看朋輩成新鬼》。

　　大山耐得寂寞，厚積薄發，把每一篇小說當詩來寫，修改作品越改越短。后期的小說頗有古風，深入展示北方農民苦難而智慧的靈魂，深沉但不沉重，悲憫卻帶幽默，錘煉語言到了苛刻的程度，內藏禪機。

　　大山的作品不多，但精致。孫犁說：“小說愛看賈大山，平淡之中有奇觀，只是作品發表少，一年只有四五篇。”

　　大山的文學簡歷非常簡單，生前沒有作品集出版。鐵凝仗義，親手籌劃、出版了《賈大山小說集》，寫了感人的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