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翎：有一種勇敢比勇敢更勇敢

張翎 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張翎在其《陣痛》中寫到的城市巴黎。

　　有些人寫作多年，但進入公眾視線，還需要一個契機。旅居加拿大的作家張翎被多數國人所識，緣于她的小說《余震》，被馮小剛改編為《唐山大地震》，那是2010年的事情。事實上，2009年，她還有一部作品更值得稱道，那就是《金山》。《金山》體量浩大，人物繁多，但這仍不是《金山》取勝的地方。《金山》的耐讀，在于張翎綿綿密密的敘述，她以女性豐饒的筆觸，撐起了一個大的故事框架，同時讓幾代中國人在海外生存的血淚史，肉身飽滿。《金山》為張翎贏來了國內多個獎項，但是，在張翎的作品系列里，它仍然像一個例外。張翎多數作品的面貌，更接近《余震》，它們浸染著異國的色彩，但同時又與故國相連，甚至一些深入骨髓的記憶與傷痛，都須返回故地，在面對中慢慢修復。

　　痛感，幾乎是理解張翎作品的關鍵詞，2014年新作《陣痛》，帶來的是另一種痛：女人生育之痛。如果說與唐山大地震有關的《余震》之痛，來自于外界的天災人禍，以及人在一念中的選擇掙扎，那傷痛，接近一根需要拔出的刺，《陣痛》中的痛，卻像在和民族的歷史共震中，為自己以及所愛的人，開出的一條生路。

　　張翎將三代女人的陣痛，放在百年歷史的進程中，盡管映射出抗戰、“文革”、“四清”、改革開放、留學潮等多個歷史事件，但這部小說仍然是一部從窄處進入的小說。上官吟春(同時也是后來的勤奮嫂)、小桃、武生，幾個女人的命運起伏，呈現的共同特征，都是在她們承受生育苦痛之時，男人總是缺席。而作為第四代女人的杜路得，則在結尾處說了一句：“女人生孩子不需要丈夫。”

　　“女人生產，不一定和時代有關，但時代的陣痛，一定會被女人感知并承受。”張翎正是在生育這個主題上，做了女人的生命個體與家國命運的大文章，直至尾聲，第四代杜路得這里，來了一個驟然的急停。杜路得的故事只占一頁，它只是一個女人生命的開始，卻令人對她的前世今生，有頗多浮想。

　　而讓人想得更多的又是，什么樣的女人，才是幸福的女人。痛是一種覺醒，還是一種失落？或者更大的承擔？

　　這是張翎繼《余震》之后對痛的再次書寫，也同時是她對女人與男人與家國命運關系的再次思考。

　　作者簡介

　　張翎，浙江溫州人。1983年畢業于復旦大學外文系，后就職于煤炭部規劃設計總院任英文翻譯。1986年赴加拿大留學，分別在加拿大的卡爾加利大學及美國的辛辛那提大學獲得英國文學碩士和聽力康復學碩士學位。現定居于多倫多市，曾為注冊聽力康復師。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開始在海外寫作，代表作有《余震》、《雁過藻溪》、《金山》等。小說曾多次獲得兩岸三地重大文學獎項，入選各式轉載本和年度精選本，并六次進入中國小說學會年度排行榜。其小說《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被中國小說學會評為2011年度中篇小說排行榜首。根據其小說《余震》改編的電影《唐山大地震》(馮小剛執導)，獲得了包括亞太電影節最佳影片和中國電影百花獎最佳影片在內的多個獎項。根據其小說《空巢》改編的電影《一個溫州的女人》，獲得了金雞百花電影節新片表彰獎、英國萬像國際電影節最佳中小成本影片獎等獎項。其作品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在國際上出版發行。

　　1 我希望這部作品顛覆我以前對勇敢、善良、宏大的概念

　　孫：最開始接觸你，是因為《金山》。《金山》無論從體量還是從藝術容量，都是座浩大的山。這本書讀完，感覺你從大山轉入了羊腸小道。作為小說創作，所有的嘗試都是可以理解的，那么，選擇這個故事以及這種寫法，最初的出發點是什么？

　　張：每一本書都有跳出來的第一句話。這本書應該是最后一句，杜路得在回答老師自己的志愿是接生后說的那句：女人生孩子不需要丈夫在場。一個七歲的孩子說出這樣的話，需要什么樣的前世今生？

　　我就是沿著這個思路，前前后后構建了這個三代女人的故事。如果說這里面還潛藏著什么樣的野心，我其實想略微顛覆一下我過去作品中對勇敢、善良、宏大的定義。

　　過去說到勇敢，總會歸結到堅忍、悲壯、果敢、犧牲之類跟崇高相關的概念上。寫這本書時我慢慢發覺，有一種勇敢比勇敢更勇敢，那就是為所愛的人卑微地活著。

　　孫：的確，你的作品中幾個做了母親的女人，都有這個特性。

　　張：是。她們的男人都是為社會理想而活，像大先生、宋先生、黃文燦，都在為一樣理想飛蛾撲火般地投身，但她們則大多處于“糊涂”狀態，對政治對權力對利益都缺乏概念，甚至對自身疼痛渾然不覺。為了所愛的人，她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擠成一股薄薄的水，從最狹窄的生存空間擠出去。男人太剛硬，鉆不過去，可能折了、碎了，但她們生生就活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為他人而卑微地活著，這是不是另一種勇敢呢？我在思考這個問題。

　　孫：我對這種勇敢有自己的理解，倒并不是一定都是為他人。女人在生孩子之前，可能所有的希望、愛，都寄托在所愛的那個男人身上。但是一旦有孩子和自己血肉相連，她的生活就仿佛落地了，尤其在承受如此與身體相關的陣痛之后，她似乎有了新的勇氣，為所愛的孩子開一條路，也同時為自己開了一條路。

　　張：你說得很對，第二個故事中的小桃就是如此。她昏天黑地地愛上那個越南留學生黃文燦，送他回國時悲傷欲絕。一旦知道懷了他的孩子，突然就不那么撕心裂肺地想念他了，她覺得自己已經留住了他，于是一心一意生養孩子。這里說女人生育不需要丈夫，并非說他們絕情，而是男人的天性中還有別的內容。他們也許很想在女人生命里占據一席之地，但就是陰差陽錯地缺席了。男人是很難以蹲著的姿勢來愛的，女人則可以跪著爬著愛。

　　孫：那么善良呢？你又如何重新定義？

　　張：在我過去對善良的理解里，我會說，一個人幫助別人的時候，不僅動機是善良的，手段也應當適宜。但隨著年齡、閱歷的增長，我開始理解善良有各種層面。比如勤奮嫂為了拉扯小桃，照顧二姨娘，她默許并不喜歡的男人仇阿寶的隨時幫助。二姨娘提醒她不要耽誤人家。她說得很現實，我現在不靠他，怎么把小桃養大？

　　勤奮嫂同時也接受谷醫生的幫助。她用自己的機智在兩個男人中間游移著，若不是母性使然，她不會這樣做。她當年還是上官吟春、是大先生妻子的時候，她絕對不會允許自己處于這個境地。但是有了小桃之后，她的灰色地帶變得很大很大。通過這一段書寫，我突然發覺，我在寬容這兩個字上找到了新的定義。我可以理解一個人為了自己所愛的人所做的一切，我為我的人物找出了更寬的容忍度。

　　孫：再說說宏大。又有怎樣不同的理解？

　　張：這部小說有七十年跨度，人物命運跨越三大洲。應該說，牽涉到的歷史事件是很多的，但我把它們都推到了背景，而讓三個女人站在了前景，并且給了她們一個個定格、特寫。但它仍不是一個純粹女人的故事，女人只是鏡子，歷史事件是通過她們折射的。我想說的時代與女人的關系其實是，女人的痛，不見得是時代的痛，但時代的痛，一定會被女人感受到。時代是手，女人是其中牽著的線。我想用寫線的走向，讓你猜度掌握線的那只手。也就是用一個窄的視角去觀察一個宏大變遷的世界。過去要寫到小桃在鄉下參加“四清”，我可能會以清明上河圖的方式那樣繪工筆畫。但現在我只抓一個局部，讓你從一個亭臺樓閣進出的人，去想他們從哪里來，做什么。你也說了，我過去的小說人物繁多，枝枝杈杈很多，好處是一眼望去，景致很寬，缺點是，你在哪一點都不能很深挖掘。但這一次我想就局部，很深地畫出一兩個人物出來。

　　2 黃文燦，別人的家國，以及那個叫仇阿寶的男人

　　孫：三個主要故事讀下來，我發現自己最喜歡第二個，即勤奮嫂那一章。第一章上官吟春與大先生，發生在民國抗戰期間，對我來說，民國的故事讀多了，大抵也就是那個樣子吧。但是第二個故事不同，那里面出現了一個越南人黃文燦。他使我思考的是，我們過去從沒想過自己的國家發生什么的時候，別的國家在發生什么。我們在談自己的家國，很少去想別人也有家國。

　　張：是，我們常說自己的民族苦難深重。但是卻沒太多想別人到底怎樣。當我們的家國理想和別人的家國理想有沖撞又該怎么辦？

　　孫：所以讀這一章，我的視界就打開了。而通過小桃和黃文燦生的孩子武生的異國之旅，我們又見到了晚年的黃文燦。已經變身為法國教授的他說的那句話，一聽就是飽經滄桑的過來人的感慨：“二十歲你沒社會理想，你是沒心。四十歲你還有，你是沒腦。”

　　張：是，法國人經常這么說。年輕時覺得自己可以改變世界，到老了發現，你只改變了自己。黃文燦這個人，我只取了他人生中的兩段。有些讀者覺得不過癮，覺得這個人物完全可以充分展開來寫。但我始終知道這部小說不是關于黃文燦的，我覺得取他兩段就夠了，從他晚年的狀態，你就可以想象，他中間怎樣被理想灼傷。

　　孫：但看起來的被灼傷，是不是另一種清醒呢？就是在經歷自己理想毀滅的過程中，看清自我與世界的關系。

　　張：但這個世界像他那樣被理想燒傷的仍是少數啊。大多數人一生根本沒有被燃燒過，也沒有明確的理想追求，所以就不存在灼傷這事。黃文燦絕對是個悲劇人物，他從中國回到越南，絕對是參加越南的革命事業去了。他后來從小桃生命中缺席，我又覺得是小桃的幸運。我認為一個男人如果選擇了萬死不辭的理想，承擔了國家、民族的命運，如果這個理想又很有挑戰與危險性的話，那他就不應該讓愛他的這些女人為他受難。這是我理解的大犧牲，大勇敢。我們又回到對什么是勇敢的話題上了。

　　孫：只是，現實情況下，這樣的男人一般不會缺女人去愛。相反，對女人還有致命的吸引力。像格瓦拉，呵呵。只是，女人都愛得自己遍體鱗傷。這時候，反而是另一種男人為她們托著。比如你小說中愛著勤奮嫂并為她付出生命的供銷員仇阿寶。還有明知小桃的孩子是黃文燦的，還是愿意和她結婚的宋老師。說來我蠻喜歡仇阿寶這個人物塑造的。

　　張：我也是。他知道勤奮嫂并不愛他，他說過“我就是為你死了，你也不稀罕”。仇阿寶是男版的糊涂蟲。勤奮嫂、小桃是女版的糊涂蟲。說糊涂或者該打引號，說混沌倒更準確些。如果說這部作品我還想對什么有所顛覆，我想是才智。三代女人中，最不幸福的是誰。大概讀者很容易得出結論，是小桃的孩子武生。其實武生成長正遇上改革開放，應該算是境遇最好的，而她無論從長相到知識儲備，都遠遠超過母親、外婆。但是就屬她最身心分離了。

　　孫：是啊，愛一位畫家，卻在和他打國際長途時分分秒秒地計算著長途話費。這注定她的婚姻是很現實的選擇。她有一個自我，是始終醒著的。所以她不能像她母親、外婆那樣，愛不計成本，不計后果。

　　張：但恰恰是不計成本、不計后果的母親、外婆都過得很快樂。而且男人也被她們深深吸引。心靈如果是一張臉的話，我們可以說，勤奮嫂、小桃的臉很糙實。因為她們生命中某個部分是混沌的，而武生的臉很脆弱，因為她醒了，疼痛是從她的蘇醒開始的。

　　孫：我們或許可以把睡著的那部分叫混沌，但也可以叫本真吧。那種沒有被外界侵蝕的本真。生命最原初的力量。太多的“自我”有時會破壞這種東西。但不幸，我們這一代也像武生一樣，醒了。就沒法回到原初。

　　張：《圣經》里，亞當和夏娃貪食了智慧樹上的果子，心里的那點混沌丟失了，馬上知道了赤身裸體的羞愧，就生出了對各樣事物的判斷和識辨，于是從此不再快樂。武生也是一樣。她的母親和外婆是沉睡和糊涂的，所以她們依舊能在外人看起來最黑暗疼痛的狀態里享受愛情和生命的快樂。

　　3 都從藻溪出發，歸途卻是不同

　　孫：看你這部小說，我突然有沖動再讀一遍你的中篇《雁過藻溪》，因為我感覺，一開始的氛圍是一樣的。你好像站在同一個地點再出發。而且你也說過，你每次寫作，都要去實地采風。而這次，也回到了藻溪，你媽媽的家鄉。

　　張：盡管出發是同一個地方，但走的路還是不一樣。《雁過藻溪》塑造的末雁，她從國外回到故土藻溪，純粹是為了療傷的，雖然也被卷進一個歷史事件，牽涉到歷史，但我作為寫作者，并沒有讓這個人物，對歷史有所承擔。但是《陣痛》里面的人物卻是有對歷史的承擔的。在創作手記里我引用了亞歷山大·蒲柏那句名言：“希望在心頭悸動：人類從來不曾，卻始終希冀蒙福。”也就是說，世世代代的人都失望著，又不停地希望著，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太平盛世里成長，也會在太平盛世生下自己的孩子。女人卑微的希望似乎總是落不到實處，但沒有這個希望，人就活不下去。

　　孫：是啊，當年的勤奮嫂，可以在遭遇日本兵時，為自己尋找到一條卑微的活路，但是9·11中乘坐那架飛機的人，卻無法絕境逢生。現在看來是承平時代，但是各種突發事件一件緊似一件。先是昆明火車站事件，緊接著是MH730航班的失聯。老實說，若是以前讀到武生嫁的那個人，最后在9·11那架飛機上，我會覺得很刻意。但現在讀著就不覺得突兀了。因為偶然的事情現在變得密集了。

　　說到藻溪，也說到這兩部都和藻溪有關的作品，我想說說其中的不同。《雁過藻溪》的敘述語言是一種正常的節奏，但是《陣痛》我明顯覺得，你在語言上的精心，以及人物情緒上的兜兜轉轉，這讓我甚至想到了昆曲。嚴歌苓說你是在語不驚人死不休地錘煉語言，但是會不會有些人覺得，寫一部長篇，不必這么刻意。

　　張：可能我過于自覺了語言風格這件事。當然每個人的欣賞習慣不同，有的人希望輕描淡寫，有人希望淋漓盡致。很高興你把《雁過藻溪》與《陣痛》放一起談，《雁過藻溪》的確是我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但因為是中篇的容量，所以你幾乎要趕著行路，沒有空間與時間去渲染氛圍，《陣痛》是長篇，所以容易像英文所說的那樣carried away，也就是大力展開時，忘了還要趕路。

　　謝謝你的提醒。但要讓我說我在這兩部作品最大的改變，我認為是寫《雁過藻溪》時，我是寫不出勤奮嫂的。那時我的生命還停留在末雁那個階段，而這一刻我的生命認知，趕上了勤奮嫂。我和她同步了，因此，我可以回頭看清她的臉。

　　孫：也同時能體會到勤奮嫂這個類型的女人，卑微而勇敢的愛？

　　張：是。那種由生育的痛與歡喜以及承受時代與自我變化中所醞釀出的愛。寫這本書，我腦海里甚至出現過一個很強烈的畫面，就是天很矮，人想站起來。有的人折斷了，有些人匍匐爬行，在矮天里活了下來。不是為自己而茍活，而是為別人。

　　陣痛：來自家族的記憶

　　我外婆一生有過十一次孕育經歷，最后存活的子女有十人——這在那個兒童存活率極低的年代里幾乎可以視為奇跡。作為老大的母親和作為老幺的小姨之間年齡相差將近二十歲。也就是說，在外婆作為女人的整個生育期里，她的子宮和乳房幾乎沒有過閑置的時候。外婆的身體在過度的使用中迅速折舊，從我記事起，她就已經是一個常年臥床極少出門的病人了，盡管那時她才五十出頭。易于消化的米糊，從不離身的胃托(一種抵抗胃下垂的布袋式裝置)和劣質香煙(通常是小姨一支兩支的從街頭小店買的)，成為了外婆在我童年記憶中留下的最深刻烙印。

　　外婆生養兒女的過程里，經歷了許多戰亂災荒，還有與此相伴而來的多次舉家搬遷。外公常年在外，即使在家，也大多專注于自己的工作。作為她的外孫女和一名小說家，我隔著幾十年的時空距離回望外婆的一生，我隱隱看見一個柔弱的婦人，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用匍匐爬行的姿勢，在天塌地陷的亂世里默默爬出一條路。

　　我外婆的六個女兒似乎多多少少秉承了她們母親身上的堅忍。她們在難以想象的困境里孕育她們的兒女。其中最驚險的一個生育故事，發生在1967年。那一年的溫州小城，也卷入了一場史無前例的瘋狂。兩派群眾組織之間的武斗，幾乎持續了一整個夏天，我的一位姨媽的陣痛發作在一個槍戰格外激烈的日子里，醫院關門，也沒有助產士肯冒著這樣的槍林彈雨上門接生。于是，這位在當時已算是高齡的產婦，只好把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的性命，交給了母親、小妹，以及一位因逃難暫避在家中的親戚。她肚腹里的那個孩子，仿佛知道了自己的性命牽于一線之間，竟然很是乖巧毫無反抗地配合了大人的一舉一動，有驚無險地爬到了這個滿目瘡痍的世界里。

　　《陣痛》里當然也有她們的影子，然而那些發生在女主人公身上的故事，大多并未真正發生在她們身上。她們是催促我出發的最初感動，然而我一旦上了路，腳就自行選擇了適宜自己的節奏和方向。我的視野在沿途承受了許多別的女人的引領。我的人物是我認識的和見聞過的女人們的綜合體，她們都是真實的，而她們也都是虛構的。

　　(節選自張翎《陣痛》創作手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