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應有時代的精神氣象

　　文學與生活的關系是文學創作的原點性問題之一。在文學觀念史上，大凡原點性的問題，均會呈現出如下四個特點：1、必然會圍繞著對這一問題的認識而形成不同的觀念體系和話語方式； 2、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幾乎都是在事實認知與價值認知、經驗描述與理論概括的層面上同時進行的；3、圍繞核心問題而派生出一系列相關問題，形成相對穩定的問題域，從而帶動了對相關問題的討論，極大地豐富了人類的文學思想寶庫；4、與社會整體語境聯系密切，時代變化必然引起對其認識的新變化。我們在這里所要談的文學創作與生活關系的問題，也正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生活是文學創作的“鐵門檻”

　　文學創作與生活這個問題雖然“舊話重提”、“老生常談”，但結合當下文學創作的狀況來看，卻是一個非常需要進行現實反思和理論關注的問題。因為大凡在原點性問題的認識上出現偏差，就必然會帶來對于其他一系列問題的認識失誤，此即常言所說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之謂也。

　　對于原點性問題，首先必須回到原點上來展開討論，這是誠實的理論批評態度所必需的。那么，關于這一問題，我們今天應該重點關注些什么呢？

　　首先，我們認為，生活是文學創作的奠基石這一定義，是不能也是無法改寫的。在古今中外文學理論批評史上，關于生活對于文學的基石作用之強調可謂多矣。僅就中國傳統文論而言，古人所言之“感物說”，即是在強調生活對于文學的生發作用。至如元好問在《論詩絕句三十首》中所言之“眼處心生句自奇，暗中摸索總非真。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以及王夫之在談論詩歌創作時所言之“身之所歷，目之所見，是鐵門檻”，無不是在強調豐富而深厚的生活積累是文學創作取得成功的不二法門。文學創作是講求想象虛構的，是講求靈感的。但是，無論從古今中外文學創作的實際經驗來看，還是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文學創作中的任何神來之筆，無不建立在作家對現實生活的觀察和體驗基礎之上。文學創作應該表現作者的真實感受，這種感受當然來之于作家內心。但是，切記，這一感受又無不是作家在觀察、體驗生活的過程中被激發出來的。作家如果沒有對于生活的深入了解和真實感受，僅僅憑自己的想象閉門造車，即便有再大的文學“天才”，亦終究是“暗中摸索”，難免流于偽飾而“失真”。王夫之所講的“身歷目見”，是在申說文學創作離不開生活的滋養，他反復強調詩歌寫作要“內執才情、外周物理”；詩情的激發，實際上是“物至而事起、事至而心起”這么一檔子事情，“人于所未見未聞者，不能生其心”；詩人寫作要“俯仰物理，而詠嘆之”，只有閱物多了，才能得“體物之工”，才可以達到“體物而得神”的藝術造詣。一個作家如果沒有生活實踐的支持和規約，信馬由韁地胡編亂造，其在作品中對社會、人生的表現，終將如隔墻觀戲、聽人說夢，是難以達到讀者的會心與嘆服的。

　　因此，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深入生活、體察生活、尊重生活，確實是文學創作的不二法門，是一道鐵門檻。

　　由此而產生了第二個問題，即文學創作中的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關系問題。這是因為文學創作的目的并非僅僅簡單地描述生活現象，而是通過對于生活的敘寫，來表達作家對于社會與人生的體察和認識，抒發作家對于生活世界的藝術感受。因此，這就決定了作家面對生活之時，必然有自己的選擇，有自己的藝術加工處理。于是就產生了所謂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關系問題。關于這一問題，我們的觀點是主張藝術真實是文學創作所追求的美學目的，但是藝術真實只能來源于生活真實、建立在生活真實基礎之上的一種提煉與升華。我們所說的藝術真實性，指作家經過對一定的社會生活現象或假定的生活現象進行藝術概括而創造出來的具體生動的藝術形象，作家意欲通過這些藝術形象來表現自己對于社會、人性的特征或內容的體認，展示社會生活的本質規律以及人生理想，等等。藝術真實實際上是現象與本質、真相與假象、合情與合理的統一。文學中的藝術真實是針對文學作品在反映社會生活和表現思想情感方面所達到的正確、真誠、深刻的程度而言的，其與生活本身并不構成二元對立，而是相輔相成的。

　　文學創作要貼近最能體現

　　時代氣象、時代本質的生活

　　強調生活對于文學創作的奠基意義，還只是就文學創作中的認識與表現層面而言的。實際上，就文學的社會功能和價值意義而言，其中還涉及到文學如何與時代合拍，跟上時代發展的節拍這一問題。因此，文學創作如何貼近最能體現時代氣象、時代特征的生活，正是我們今天談論這一話題的題內應有之意。

　　這里所涉及的實際上是文學與時代的關系問題。對此，劉勰曾經說“文變染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時運交移，質文代變”，講的正是文學發展、文學創作中與時代、生活聯系緊密的“時序”、“通變”問題。人們常說，文學是人類社會的一筆不可或缺的精神財富，是作家在觀察、認識生活基礎上對時代、社會和人生的思考，是作家對自己所表現的生活的解讀、反思，是針對現實生活和世道人心所作出的對道德、情操乃至人性的藝術的提煉與升華。古往今來的經典文學作品，正因為承擔了這樣的職責，發揮了這樣的功能，才使得人們將文學視為崇高之物，其作者也因此受到世人的敬重而千古流芳。而文學創作要達到這樣的目的，在相當程度上取決于作家的時代意識，取決于作家對于生活的表現范圍的選擇，當然也取決于作家如何確立作家的表現態度。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新時期文學創作，取得了巨大的思想和藝術成就，這是因為當時的一大批作家能及時地從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因應時代所需，隨時代脈搏律動而積極而熱情地貼近時代、表現時代；敏銳而深刻地捕捉時代的本質特征和時代的強音，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反思歷史、促進改革、開拓奮進而大聲疾呼；以昂揚的精神、澎湃的詩情來描寫時代的風起潮涌和生活的壯麗畫卷，來表現自己對于時代生活的感應及其生發出來的美學情愫。新時期文學創作，以其井噴般的氣勢，以其對改革開放以來所呈現出來的波瀾壯闊的社會生活和人的精神面貌的全方位展現，推動了時代的文學大潮，創造了一個時代的文學繁榮，從而對全民族的浴火重生起到了提振精神、凝聚共識的號角般的作用。這是文學反映時代、服務時代的一個成功的經典案例，為中國當代文學史增添了一道異常璀璨靚麗的風景，必將得到大書而特書。這就告訴我們，一個歷史時期的文學創作，一個作家的創作，要想取得超越性的發展與成就，必須將自己匯入到時代生活的洪流中來，貼近時代、貼近生活，選擇那些最能體現時代精神氣象與時代本質特征的生活，敞開思想情懷，施展藝術才情，或謳歌之，或諷喻批判之，為時代存照，為生活寫照，為民族復興大業、為民生疾苦鼓與呼。

　　文學創作對于時代生活的這一擔當，并非是文學精神、文學理想的失落，而是對于文學精神、文學理想的一種提振和彰顯。

　　作家是有時代和生活理想的，好的文學作品必然寓涵著特定的時代和生活理想。通觀中外文學史，文學理想往往是與時代、與生活連接在一起的，脫離時代、脫離生活的寫作，很難實現一個時代的文學、一個時代的作家所追求的理想。雖然人們每每嘆息當下的商業化氣息彌漫、市場化寫作興起、新媒體技術擠壓、后現代生活觀念風行等等時代的文化、思想癥候，對于文學創作帶來了諸多擠壓和負面影響，但是我們不認為這些社會因素應該成為當下文學不再需要與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與我們正身臨其境的生活相適應、相匹配的文學理想的理由。我們的時代、我們的生活迫切需要作家們對民族、家國興盛大業展示自己的精神思考和美學感奮，對人性、民生表現出自己的關注與關懷，對社會道德操守和審美情懷的凈化發出自己的由衷之言和揚厲之聲。文學史上的許多例子告訴我們，一個時代的文學創作如果在這方面自我邊緣化了，這個時代的文學精神就必然會陷入自我淪落的泥沼。而在這時，再高談什么文學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再期盼文學的天空會涌現出眾人仰目的耀眼光環，則實在是一種反諷。

　　辯證地認識和表現時代生活的正負面

　　時代、生活的內容是多層面的，時代、生活的樣貌是復雜的，而文學創作并沒有規定只可以表現某一層面的內容，只允許描繪某一種樣貌，而不可以觸及其他。就社會而言，即使是一個清平祥和、制度設計合理、社會公義彰顯的時代，其生活也并非鐵板一塊，光明與陰暗、正義與邪惡、美善與丑惡往往并存之，非此不足以顯示社會的錯綜復雜，不足以體現生活的豐富多彩。問題的關鍵在于這個時代健康、向上的生活是否占據主流支配地位，美善相兼的精神生活情趣是否得到彰顯，積極而深刻的反思批評的文學力量是否得到伸張。因此，文學創作中如何辯證地認識和處理時代和生活中的正負兩面，便是擺在每一個作家面前的關乎到自己文學成就的嚴肅問題，非常值得深思之。

　　毋庸諱言，受跨國文化資本操縱和市場化寫作、大眾影視媒介的深度影響，在近年來的創作中，程度不等地存在著專揀社會和生活中的渾濁、陰暗面渲染，盡挑人性中的不堪與墮落處下筆，以發泄對社會主流生活、對時代主流精神的抵觸、仇恨心理的現象，有時甚至達到觸目驚心的地步。這樣的創作追風捕影，虛捏假造，攻訐謾罵，含沙射影，誨淫誨盜，污言穢筆，肆意稱快，然而又言之鑿鑿地宣稱，所書寫的這些都是實際生活中存在著的事情，既然生活中有之，我為什么就不能寫呢？這樣的作品往往是打著反思生活、揭示人性、批判歷史的旗號出現的，其不能或不愿意全面整體、客觀公正地觀察和認識我們正身處的這個時代，不能或不愿意理解和接受我們這個時代的代表健康向上的主流精神和生活姿態，而無限放大時代和生活中的那些負面的東西，名義上是在反思批判現實生活中的陰暗面，而實際上卻毫無行文學教化之誠意，而專行瓦解時代精神、渙散天下人心之實。

　　文學創作表現時代和生活，其對于時代與生活把握的準確程度如何，其書寫的廣度、深度如何，關鍵取決于作家的世界觀、時代觀、生活觀，以及創作目的和意圖，只要出發點是對的，不管是史詩般地描繪時代生活的長卷，還是深刻地反思、批判、抨擊社會生活中的諸多缺失和病灶性弊端，還是展現時代生活河流中的涓涓細流和朵朵美好的浪花，都是對時代、生活的一種積極介入，都可以起到揚善懲惡、促進時代進步的作用，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這告訴我們，以什么樣的態度介入生活，以什么樣的思想情感為出發點，選擇什么樣的生活，來表達自己對時代和生活的認識和評價，確實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關系到作家的世界觀和創作意圖和目的，更關系到一個作家的文學成就和藝術風格的形成。

　　在文學與生活的關系問題上，過去的文學創作是走過彎路、有過慘痛教訓的。在極左思潮和庸俗社會學泛濫的時代，文學創作的路子曾經非常狹窄，在作品中生活往往只能以一種面貌出現，作家們在所謂“寫中心、畫中心”的創作戒律規制下，不能在作品中展開自己對時代及其生活的全面、真實的認識和評價，這是文學的悲哀與疼痛，也是一個需要記取的歷史教訓。因此，我們在這里強調文學對于當下時代及其生活的積極介入，強調文學要表現我們這個時代所獨具的精神氣象，表現我們所處生活的本質特征，并不代表我們主張文學要重新回到過去那樣的一味頌揚、一味唱贊歌的老路子上去。我們需要全面、辯證地認識和表現一個時代的社會與生活，不能片面、偏執地認識和表現之，這是文學創作必須秉持的一種歷史理性精神。

　　大時代呼喚大作品

　　在文學史上，每個作家所處的時代、環境不同，所具有的經歷、教養不同，決定了他們對于時代及其生活的書寫豐富多樣，姿態各異，從而形成了自己的文學風格。但是有一點是非常肯定的，即一個作家是不可能脫離自己的時代及其生活來寫作的。脫離時代、脫離生活的寫作，使文學墮入虛假，而虛假的文學，是無法產生積極的精神力量的。當下，我們正處于一個強力復興和新創中華民族及其優秀思想文化、積極實現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文明和公平正義的關鍵性的歷史時期。對此，文學應該承擔的責任和義務是非常巨大的，亦為新世紀文學帶來了一個再創輝煌的發展契機，需要分外珍惜，這就引出了當前的文學創作以什么樣的姿態來表現時代和生活這一問題。 

　　人們常說，一個作家欲成就自己的文學事業，必須對得起時代、對得起自己的良心，必須以創作的實績來說話，作品必須經得住歷史的考驗與淘洗。這是因為，作家一旦與時代精神和生活主流脫節，就會喪失時代感，喪失對于生活意義的確認，而必然導致內在精神空虛、思想褊狹、情緒毒化，恐怕連正常的精神情感世界都維系不了，而遑論文學事業的成就呢？古今中外眾多留下傳世之作的文學經典大師們，盡管他們初意可能不見得有多大的匡扶天下的遠大抱負，也未必刻意要引導思想和精神道德潮流，但是有一點卻是相同的，就是他們都熱愛生活、忠實于時代，當他們被時代及其生活所觸動，受到感染和沖擊之后，便會極力尋找和確認時代與生活的本質和主流，并且站在時代精神的潮頭，將自己對于生活的觀察認識所得，以自己所具備的思想、文化以及文學素質，經過認真而艱辛的美學營構，書寫出不違于自己所處時代的文學畫卷。因此，我們看到，文學史上的偉大作家，往往是時代精神的得風氣之先者、敏銳感受者，也是時代生活的真實記錄者，時代的風云氣象，生活的萬千姿態，生活世界的精髓真義，無不在他們的筆下得到了栩栩如生的展現。體認時代、體認生活，確實是療治文風頹廢、文章蒼白無力的一劑良方。

　　縱觀當下文壇，表現時代、生活本質力量和主流趨勢的作品自然占據著主流地位，從而形成當前文學創作健康向上發展的推動力量。但是，躲避時代、躲避生活，尤其是躲避代表我們這個時代的積極、健康、向上的生活力量的作品也不在少數。這些作品，對于時代和生活的觀察和理解，往往偏于一隅，浮光掠影，加上作者自身精神世界的萎縮、猥瑣，呈現給讀者的就是一些萎頓的、無聊的、無病呻吟的阿貓阿狗的東西。更有甚者，往往為了發泄自己對于時代、生活的敵意和仇怨，逞意于扭曲人性、展示丑陋，甚至熱衷于搜羅、敘寫倫亂、暴力、黃毒、阿諛、欺詐等等生活中異常陰暗的東西，并且將其視為時代、生活的標志。曾有詩人奢談什么“詩就是驢叫”，標榜自己“寫作為了賺錢，和擺地攤沒兩樣”，真是讓人感到不堪。如這樣的喪失了對于時代、生活的意義感和熱情，純粹以一種陰暗、歹毒的、死寂的世界末日心態來看待生活與人生，什么時代精神、生活真諦、理想、正義、使命等等文學的價值追求，統統成了他們嘲弄、撕毀的對象，這樣的作品能得到讀者的認可嗎？能流傳于世嗎？飛躍的時代、火熱的生活，正在呼喚壯麗的、健康的、積極有為的作品，這正是我們強調文學貼近時代、貼近生活的最終落腳點。當下的文學創作，需要能與時代和生活同呼吸共命運的作家，需要充盈著滾燙的時代和生活理想的文學巨著面世。我們的文學、我們的作家需要以積極的態度關注時代、介入生活，立意于傳世之作的書寫，并且通過自己的作品，將自己的人生榮辱、文學成就與民族復興的大業緊緊地融合起來。

　　宏大的時代需要壯闊的文學。以生活為準的，以時代為己任，是成就文學之業的一條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