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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灣女作家蔣曉云的人生辭典里,“作家”這個稱謂曾經中斷了三十年,但一回到文學現場,她幾乎立刻找到了當年的狀態———敏銳、易感、直達生活的本質。臺灣作家中,她的寫作曾經是異數,現在仍是異數,她很少觸摸所謂的時代“風潮”,而是固執地守護著自己對于傳統話本小說的迷戀和敬意。在她眼里,寫作就是寫作,與一切外部因素毫無瓜葛。日前,蔣曉云來滬參加新作《百年好合:民國素人志》推廣活動,記者對她進行了專訪,F實中的她與小說給人的感覺差異迥然,語速很快,常帶著爽朗大笑,話語幽默、直接、簡短。
蔣曉云:用文字為民國時代留下剪影
在蔣曉云的人生辭典里,“作家”這個稱謂曾經中斷了三十年,但一回到文學現場,她幾 乎 立 刻 找 到 了 當 年 的 狀態———敏銳、易感、直達生活的本質。臺灣作家中,她的寫作曾經是異數,現在仍是異數,她很少觸摸所謂的時代“風潮”,而是固執地守護著自己對于傳統話本小說的迷戀和敬意。在她眼里,寫作就是寫作,與一切外部因素毫無瓜葛。日前,蔣曉云來滬參加新作 《百年好合:民國素人志》 推廣活動,記者對她進行了專訪,F實中的她與小說給人的感覺差異迥然,語速很快,常帶著爽朗大笑,話語幽默、直接、簡短。
“我獨自發著‘思古之幽情’,實際卻好像在一個電影布景里”
蔣曉云的小說中,民國時代是一段躲不過、忘不掉的歷史。她不曾生在那個時代,卻在長輩的斷續追溯中一直為那個時期所著迷:充滿動蕩迷惘的那些年,人們是怎樣求生,怎樣維持尊嚴,怎樣帶著血和淚在多變的局勢中顛簸沉浮。有些只是只言片語,有些則是有名有姓、情節曲折豐富的人生故事。這些故事無論在她幼年時,還是離開寫作、離開臺灣去往美國以后,都在記憶中沉淀、發酵。
2006年到2010年,蔣曉云曾以企業高管身份在上海長期居住。因為工作和寓所都位于新天地附近,每天在石板路、舊式建筑中穿行的她也在無意中打撈著屬于過往的記憶。“直到一天清晨,我因為開會而早早走上這條路,卻發現竟然有位工作人員在開鐵門。他不開門的話,我就沒法走進這條路。我這才意識到,這里面全是商場,而不是我所沉浸其中的那個時代!笔Y曉云說,“這對我打擊很大———我獨自發著 ‘思古之幽情’,實際卻好像在一個電影布景里,我所認為理所當然的上海景致,其實是人造的、仿古的,一切都是假的!
但正是這段在石板路上來來回回的履跡,讓蔣曉云越發覺得有必要為那段時代、那些人寫點什么!八麄冎凶钅暧椎模缃褚惨讶牖、古稀的年齡,再不寫,就真的被遺忘了。我被他們所深深打動,并且留存了那多年的觸動,于是我還是想,寫吧,一定要寫。”“我不是一個有系統的被培養的文學尖兵型的人”
上世紀40年代,蔣曉云的父母在亂世中從內地去往香港,幾經周折又到了臺灣!拔腋赣H是那種真正的熱血青年,大學兩年級就從軍去打仗,后來因為讀過書,當過國民黨的官員,再跑去經商!比ネ_灣時,蔣曉云一家和許多人一樣充滿迷惘———回不去了,又不知怎樣才好,唯一能做的就是盡量維持生活,就這樣一過就是幾十年。
對于龍應臺和王偉忠的“敗軍之后”的定義,蔣曉云很驚訝,也很沮喪!八麄兌嗍鞘,跟國民黨、跟軍隊沒有多大關系,也無所謂政治理念,本質上,他們是為了逃難而離鄉,與敗軍之后的稱謂并沒有瓜葛,他們對國民黨不信任,也沒什么好感,只是為了維持自己的生活,他們更像是時代的‘難民’!
正因為如此,她所處的生活環境與朱天文、朱天心等“眷村”子弟并不相同。作為意外出生的小女兒,蔣曉云笑稱自己“被當做孫女一樣撫養”,她少有同齡玩伴,在家看的書也多是古典文學和武俠小說,閱讀駁雜。拿她自己的話來說:“我不是一個有系統的被培養的文學尖兵型的人。”雖然免不了頑皮,但蔣曉云所擁有的童年世界幾乎都是成人化的世界,她所交流的對象也很少是孩子或者同齡人。去朱西寧家做客時,她多是和朱西寧及太太交談,21歲的蔣曉云看著19歲的朱天文和17歲的朱天心,好似在看幾個玩鬧的小孩。
“我跟她們的交集并不多,跟臺灣那一批作家的交集也不多,雖然幾乎同時出道,但似乎玩樂的都是不同的東西!备焯煳慕忝玫摹拔乃嚉赓|”相比,蔣曉云更像是個精通玩樂的“野丫頭”,她幾乎憑著直覺保持自己跟“文藝青年”之間的距離。
“他們很憂郁,而我卻活潑得不得了!币淮魏m成在朱西寧家開講座,蔣曉云也被叫去聽講,本打算去約會的她不情不愿地想出了個兩全的法子———“我跟男友說,這樣吧,我們一起去聽兩個小時,然后跳舞去!敝v座上,她完全沒有那種要記筆記、要認真聽講的自覺,打著哈欠只求時間快快過去。
就是這樣一個“野丫頭”,21歲時就發表了引發眾人關注的小說《隨緣》,22歲曾憑借短篇小說《掉傘天》獲得聯合報小說獎二獎(首獎空缺),隨后又連續獲獎,被當時的張大春直呼為“我的偶像”,連夏志清都稱她“不止是天才,簡直可說是寫小說的全才”,并親自為她的小說集《姻緣路》作序。張愛玲“成名要趁早”的名言,在蔣曉云身上也同樣適用。
“我的想象停留在那些離開的人身上,在他鄉穿著旗袍在生活的那種人”
父輩離開大陸去往臺灣,她又離開臺灣去往美國!半x鄉”這個簡單的詞匯對蔣曉云來說充滿各種含義和可能性。“我每天都在想,像我母親這樣的人,他們對于家鄉的記憶永遠停留在了離開的那個階段,而原鄉其實早就在發展中被不斷更新,不斷覆蓋。———他們好似把自己的記憶保持在‘時光的膠囊’里!笔Y曉云說。
這種感覺,在遠赴重洋時也時常出現!暗搅嗣绹,最驚訝唐人街的報紙還在稱 ‘福特大總統’、‘卡特大總統’,這種稱謂很多年前就已經在中國絕跡,而一些已經是第四代移民的華人,在生活習俗上竟然比我還守舊,這讓我很意外!彼f,“那些離開的人的日子,我知道,但留在上海的人,那是什么樣的日子,我不知道。我的想象停留在那些離開的人,在他鄉穿著旗袍在生活的那種人。在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造就了今天的我們,這都是有脈絡可循的。所以我要為他們而寫!
多年后再次歸來,蔣曉云也經歷了許多歸來者的陣痛———“回到臺北,東南西北都不認識,非常痛苦。而上海卻非常像我記憶中的中國,在這里,我可以把對原來臺灣的記憶都移植過來,激發在臺灣已經丟失的創作欲望!庇谑,便有了這部講述小人物人生的小說《百年好合:民國素人志》。
“寥寥數語的故事背后,都是人生”
記者:《百年好合:民國素人志》 在大陸受歡迎的程度似乎與臺灣不同?
蔣曉云:有些臺灣人覺得這本書不夠“臺灣意識”,寫的并非是他們的故事,但我覺得天地很廣闊,臺灣很小,中國很大,世界更大,不能畫地自限,我們之中許多人都徘徊在一條窄巷里,需要走出這個局限,才能看到更多。
記者:所寫的民國時代,對年輕人來說是否會有隔閡?
蔣曉云:作者只能盡力寫出來,讀者能領會多少,要看個人能力。比如張愛玲是上個時代的人,但她作品中的人性的東西不會變,讀者能領會的話,就不會有隔閡。屬于中國傳統道德中核心的東西,也不會變,即使在多年時局動蕩后,一旦穩定下來,這些品質會重新浮現。這是我在作品中很看重的部分。
記者:您認為自己與當下的臺灣作家之間最大的不同在哪?
蔣曉云:我跟他們同時代成長,受的教育也差不多,所以說所謂的不同,大概還是性格關系比較多。我更喜歡用中國傳統話本的方式來寫作,對我來講,講一個故事,把故事講清楚,把我想表達的意思隱藏在里面,我想告訴你的可能跟你得到的有落差,但這都沒關系。就我的閱讀而言,在他們的寫作中希望傾盡所有交流的辦法,用所有文字讓你看到他們的內心。當你超越所有方式,想跟一個作者在精神上起到共鳴的時候,你會覺得那樣的方式更直接,覺得這個人在跟你交心。
但我比較狡猾,我看起來只想告訴你一個發生過的事情,通過故事,人物,選材來表達我想表達的,不管諷刺,幽默,同情,我都沒有很明白地直接寫出來。事實上如果你愿意,你也可以從故事里讀懂我,和我交心,只是我隱藏得比較深。
記者:為什么離開寫作,又為什么回來?
蔣曉云:我也想過把寫作當一生的職業,但當時報酬實在太低了,沒那么大勁,但還是喜歡的。而我最痛恨的就是別人告訴我,今天什么節,你寫個什么給我。寫作對我來講是太好玩的事,沒法為了報酬而作出任何犧牲。那個時代的人沒我這么任性,我總覺得這么好玩的事,我想做就做,不想被任何其他目的所拘束。
記者:離開三十年,重新開始寫作,還能找到當年的感覺嗎?
蔣曉云:現在在寫的時候,完全還是當年那種喜歡的感覺,高興干嘛就干嘛。記得有人說我這屬于玩票性質,我不服氣,玩票是用來消遣的,而我是為了維護它的純粹性。我希望自己能在一個最好的狀態下來做這件事,不想拿寫作來換取任何東西。
記者:這段時間的暫別,在寫作上是否有改變的地方?
蔣曉云:我對人生的看法、感悟都隱藏在寫作中,但我不會明確地寫出來,因為連我自己都懷疑、不肯定,不知道這樣對不對,我也在探討。過去30年我沒有不停地練習,而其他作家的文風都發生了明顯改變,吸收各種文化,所以在文字和風格上,我基本沒有改變。我向來喜歡傳統話本,寥寥數語的故事里,別人看到的是故事,我看到的是人生。就好像20歲時看聊齋,是一個鬼故事,但過了幾十年回頭看,里頭是有人生的,只是你在20歲時看不懂。
年輕時候,我可能沒辦法寫自己作品中的那種女人:長得漂亮,卻心腸不好,沒美德,不聰明。直到50多歲,我才得意揚揚地跟朋友說,你知道么,我現在可以寫一個又笨又壞的人了。年輕時候我好惡很分明,而隨著年紀漸長,灰色地帶越來越多,我越來越沒勇氣來講是非,只能把自己的感覺隱藏在文章里。
記者:所以也許你的作品雖然在講故事,卻并非由故事出發,而是一種感觸?
蔣曉云:對,不是由故事出發,而是一種觸動,對于小人物的感動。他沒有比你們少努力,可他碰到時代的動蕩,不得不經歷曲折和困頓。我花很多時間去塑造每一個人物的個性,因為他們的故事及命運,這些可能都是由于個性造成的。在這些短小故事背后,都是人生。
記者:近期的寫作計劃,是否會寫一些與這些年的經歷相關、面向當下的作品?
蔣曉云:《百年好合:民國素人志》 里的這38個人物,夠我寫兩年了。我對現在人的興趣比較小,甚至對跟我同輩人的興趣都比較小。有時跟朋友聊天,在我生活中云淡風輕的事情,比如在硅谷如何把一個公司弄上市、如何搞垮一個公司、怎樣剝奪經營權、怎么搞創投,這些在我看來稀松平常的事,對他們來說很有吸引力,但這種“杜拉拉”式的故事對我而言完全沒有興趣,也許過幾年吧。而正在寫的這些人物,才是能讓我感到欣慰的,我希望能通過文字,為她們和民國時代哪怕留下一個剪影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