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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葉:70后作家 “經典化”努力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4年03月05日13:55 來源:北京晨報 劉婷

      70后作家 “經典化”努力

      在文壇常用的代際劃分標簽里,“70后”一向被認為是屬于夾心層的一群。上接“60后”下啟“80后”的他們,似乎面臨一種前不著村后不著店的困難。他們沒有趕上1980年代那個純文學繁盛的時代,在那個時代,“60后”作家們獲得了某種意義上可載入文學史的經典性地位;他們也沒有在文學的市場化大潮中成為先鋒,在市場中是“趁早出名”的“80后”們在呼風喚雨。就像《認罪書》作者、“70后”河南女作家喬葉說的那樣,他們似乎“被委屈、被輕視、被忽略”。

      “70后”

      文壇形成獨特氣質

      漸漸要走入不惑之年的“70后”作家們,近幾年在文壇形成了一種獨特氣質,也越來越受到主流批評界的關注與認可。他們往往對城市生活有著更切膚的了解,又由于沒有在市場中沖鋒陷陣,而成為還有文學堅守的出版機構、還希望在物質之外找到點什么的讀者關注的對象。這一些名字和作品如徐則臣的《耶路撒冷》、路內的《云中人》、謳歌的《九月里的三十年》、李娟的《阿勒泰的角落》、魯敏的《六人晚餐》等,直至近日引起文壇極大關注的喬葉的《認罪書》。

      中國作協重點作品扶持辦公室、中國作協小說委員會以及出版方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等單位,近日在中國作協舉辦研討會,眾多一線評論家對這部作品進行研討,甚至多位評論家表示該書可謂2013年度最佳長篇小說之一。在他們的探討中,作者的這部作品的創作特點直至“70后”寫作的特點和意義,尤其是此前較少見于“70后”作家筆下的歷史書寫的“野心”以及對于評論“經典化”向這批作家延伸的問題,眾多話題浮出水面。

      《認罪書》 

      深入探察復雜人性

      《認罪書》是一個關于沉淪與救贖的故事:某地官員梁知在省委黨校進修期間與80后女孩金金發生婚外情,卻在進修結束后拋棄金金。已經懷有身孕的金金由愛生恨,在步步為營的報復計劃中,她不僅挖掘出這個家庭的一段隱秘家史,涉及“文革”之中的故事,更在自我情感歷程和對自我遭遇的審視中,將每一個人逼到了生死邊緣……該書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后,引起評論界和媒體的關注,并奪得2013年度《人民文學》獎長篇小說獎等重要獎項,入選中國小說學會長篇小說排行榜。

      有評論表示,喬葉讓“沉淪”與“救贖”這兩種力量在小說中撕扯搏斗,對人類精神生活、對復雜人性進行了探察。其表現出的洞察力和批判力以及自省氣質,對普通人“平庸的惡”的深入思考,都令人印象深刻。與此同時,小說緊扣了“要認罪,先知罪,面對歷史,人人有罪”這一主題,從而將這段“70后剖析的歷史,80后表達的歷史,90后、00后應知的歷史,60后、50后、40后……親歷的歷史”,歸結成為“這是所有人的歷史”。值得注意的是,小說加入了當代流行的元素,同時具備的情感、偵探、懸疑、推理等寫法,也使可讀性有了保證。

      70后作家 小說對接歷史


      一部優秀的作品,往往能帶來諸多層面問題的思考。這存在于創作層面,又由于文學與社會生活的天然聯系,有了更多延伸。中國作協副主席、著名評論家李敬澤表示:“我們可能會發現這部作品,是不是觸及到了現在文學創作中的一些很重要很基本也很突出的問題,包括如何看待我們的歷史,如何建構一種歷史想像力,如何對我們這個時代,中國人的內在生活,一種進入和表現的能力等,可以說它是觸及到了我們現代文學中、創作中、小說中,我個人認為一系列非常基本非常重要也是大家為之焦慮的問題。”

      對此,中國作協創研部副主任何向陽表示,70后作家一大批都在寫長篇,他們原來注重寫當下,對歷史的敘事基本上采取有距離回避的態度,但是現在喬葉這一代作家也覺得當下容積不是太夠了,對于他們的思索來說,他們進入了歷史的敘事。這部作品,發現人性中最具有殺傷力的罪——冷漠,這個冷漠是“文革”精神后遺癥,我們現在還存在這樣的傷害,“文革”不僅傷害個人機體,更傷害了精神,傷及我們內心。冷漠癥是人心敗壞癥的一種,這種病其實已經成為一種慢性病,它確實傷害我們的親人、愛人、鄰人,不斷傷害別人,傷及的還是自己,不能不說這個發現在小說中慢慢呈現。

      作者的話

      喬葉表示,每一代作家都有他自己的機遇有他自己的困境。前一段她與畢飛宇(著名作家、茅盾文學獎得主)通話,他說了一個詞叫文學成本,每個人要付出的文學成本是不一樣的,即使同為60后作家,這個人的文學成本和那個人的文學成本也是不一樣的,50后其實也一樣,70后、80后都會面臨這樣的問題。“我們能做到什么?我們文學命運可能跟時代有關系、讀者群有關系,機遇有關系,更恐怕和我們作家自己有關系,和我們作家對這個時代的表達和認知有關系,和對這個表達和認知的這個質量有關系,我覺得沒法選擇時代,沒法選擇機遇,能選擇的恐怕就是自己,選擇時代態度上,認知的表達質量上。”

      通過當下反向尋找歷史

      我認為喬葉作為青年作家承擔了這一代人的歷史抒寫,而且找到了她的一個路徑,我一直認為作家是獨特民族精神的記憶者……

      天津師范大學副教授張莉表示,喬葉不是一個“文革”的親歷者,主人公金金這個人物也是一個80后,“事實上我認為這個小說有一個潛在的讀者群,它其實是給更年輕的一代看,這個作品非常成功完成了一點,是青年一代認同和情感交流的一部小說,因為反向的挖掘適合青年一代讀者去重新觀察、感應和面對我們歷史中不愿意去正視的東西。她做到了,我認為喬葉作為青年作家承擔了這一代人的歷史抒寫,而且找到了她的一個路徑,我一直認為作家是獨特民族精神的記憶者,70后作家在很長時間里沒有找到他的歷史擔承,這個小說做到了。”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梁鴻表示,喬葉這樣追溯式的一種抒寫,一種碎片、非邏輯性的書寫,作家真正通過碎片這種非邏輯性找到內在真實或者內在邏輯。“我覺得這種寫作對70后、對80后任務更大,都是特別大的一種挑戰,但我們覺得這是可以的,歷史瞬間包含很多東西,所有的歷史都是當代史,所有的當代史也都是歷史,現實任何瞬間里邊都包含歷史某種邏輯,從現實來找歷史是可以找到的。喬葉選的模式是通過年輕的金金來找到歷史。這樣一種書寫把個人敘事慢慢擴張,擴張為歷史經驗,這中間是可以連接的。這里面有作家的知識,也有現實生活包含歷史的空間、歷史語言和邏輯在里面。我覺得這樣一種剝洋蔥或者碎片或者非整體的書寫,也是70后作家一種比較能夠使用的方法。因為60后、50后寫歷史是回到歷史里邊,70后從當下時間找到歷史,反而把歷史的延續更好地反映出來。”

      尋找歷史還是回歸個人

      喬葉的寫作最讓我期待的地方就是沒有簡單停留在歷史上,而是回到自我。我們為什么要去尋找歷史,最終是完成自我或者人性內在生長……

      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楊慶祥表示:“我注意到這部小說的框架基本上是偵探小說的框架,所以我也特別期待作者把這樣一個偵探小說的技巧能夠貫徹到底,不停地有各種的圈套、各種的斗智斗勇都把它寫出來,我一直是這樣一個期待,如果我覺得這個小說按照這個路子下去,可能是一部特別好的小說。但是非常疑惑,作者突然跑去跟‘文革’干上了,有些生硬,這樣一個主體她怎么突然跟那么一段歷史對接上了。70后這一代人開始尋找歷史,大家都覺得很興奮,我的感覺不是這樣,我的感覺怎么這么快就老了,老得這么快,老得這么一致而且老得這么徹底,當然你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歷史寫作有時意味著安全寫作,文學尖銳的東西可能就消失了。這不僅是70后的作家,更年輕的作家也一樣,一出來就那么老。這是我的邏輯,我的邏輯也許是錯的,如果按喬葉的思路,這個從邏輯來看,喬葉的寫作值得讓我期待的地方,最讓我期待的地方就是沒有簡單停留在歷史上,而是回到自我。我們為什么要去尋找歷史,最終是完成自我或者人性內在生長,這是文學最根本的東西,文學家不是社會學家,我們永遠挖不過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文學有它的利器,最終回到個人自身的成長,最后主人公金金成了文學青年寫精神上的東西倒是非常有意思,也很值得關注,最后完成她個人內在的成長,她的精神性的成長,她不一樣了,她的心智變得和以前不同,我一直覺得這是寫得最好的地方。”

      評論經典化向70后延伸

      評論界長期以來的經典化工作,我覺得我們現在其實是有必要向著60后、70后更年輕的作家,向著他們之中的重要作家逐步去延伸……

      “70后作家受到重視,是去年非常重要的現象。”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表示,“去年方方(著名作家、湖北省作協主席)發了一條微博稱,隨著70后、80后人生閱歷的增加,他們作品的力度有很大的提高,相信在這一代作家中一定會出現大作。去年70后作家作品小小的井噴,里面確實出現了有分量的作品。”

      李敬澤對此說道,對于歲末年初各類好書榜提到的2013年的一些長篇小說,“我看了一下,我覺得綜合起來看,你還是能夠看出問題所在。就是說現在在我們的報紙、在我們的大眾媒體上,能夠引起關注的幾乎依然完全是那些經典作家,他們的作品不管好壞,不管寫得到底是好還是不好,大致上能夠進入大眾視野,能夠進入我們年底好書榜評選。再往下的作家,除了個別的市場寵兒之外,基本上完全沒有什么反應。我覺得這里說明我們現在的文化生態和閱讀生態是有問題的,說明了我們的懶惰,也說明了我們的不盡職和不盡責,也就是說僅就我的了解來說,我都認為如果說2013年值得注意的小說就是那么最后那幾部,我覺得是不對。但是為什么我們大家只看到了那些,這個我想我們批評家們、我們的批評界也要負一定的責任,同時也說明,我們現在對于作家的經典化過程,確實也有必要懷著一種發現的熱情,把我們評論界經典化的工作逐步地向著更年輕的作家去延伸。說起來我們會說這不是我們的事,是大眾媒體的事,但我認為事情不那么簡單,實際上大眾媒體的結果一定程度上也是評論界長期以來的經典化工作的結果,那么這個工作,我覺得我們現在其實是有必要向著60后、70后更年輕的作家,向著他們之中的重要作家逐步去延伸,這樣我們才能對中國文學、中國文學的進展和成果有一個比較全面比較清晰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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