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兩會新期待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4年03月01日10:22 來源：中國新聞出版報

　　編者按 全國兩會是我國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圍繞國計民生，建言改革、獻策發展，這既是代表委員的職責所系，同時也是普通百姓的熱情關切。備受關注的全國兩會即將召開，2014年兩會，您最關心啥？今天，《非常月末》特約請業界7位不同職業者講講他們對兩會的新期待。 

　　王亞非 出版業呼喚職業經理人

　　□記者 王玉梅

　　身份：全國人大代表，安徽出版集團黨委書記、總裁，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關注問題：出版產業

　　心聲：在出版行業，人才競爭是第一競爭。在接下來的文化體制改革“黃金十年”中，出版企業要在轉變機制上多下功夫，通過股權激勵、實行職業經理人制度等措施，培養人才、留住人才。 

　　全國人大代表，安徽出版集團黨委書記、總裁，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亞非是一個雷厲風行的人。有過多年外經貿工作經歷的他深深知道，看到商機就要立刻抓住。采訪時，他一分鐘150個字左右的語速，也從側面驗證了這一點。 

　　王亞非已經是兩屆全國人大代表。幾年來，從在全國兩會上建議設立“國家讀書日”、建立文化產業銀行，到走進中南海向總理建議制定文化產業走出去規劃、設立“國家文化人才獎勵基金”，他的關注重點，從未離開過出版業。 

　　“今年我還會關注文化產業發展問題。”王亞非說，他尤其關注能否在出版業實行混合所有制、股權激勵的問題。在他看來，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重提混合所有制，國有出版企業也面臨再出發的問題，而進行混合所有制探索，更是直接涉及文化產業實行職業經理人制度的問題。 

　　“在出版行業，人才競爭是第一競爭。很多時候是人在財聚、人走財散。”王亞非對此頗有感觸。盡管全國絕大部分出版單位都已經完成轉企任務，但很多單位還是“穿新鞋走老路”，體制變了，機制沒有到位。在這種情況下，員工自身的利益、前景、職業規劃和企業發展明顯捆綁得不夠緊密，使得員工對企業的歸屬感不強，遇到合適的機會，很容易放下原有身份另覓出路。而對企業來說，失去的不僅僅是人才，還有寶貴的資源。因此，王亞非希望，在接下來的文化體制改革“黃金十年”中，出版企業要在轉變機制上多下功夫，通過股權激勵、實行股權激勵的職業經理人制度等措施，很好解決這個問題。 

　　無疑，這些舉措可以讓出版企業的人才得到更好的收入回報。但王亞非認為，最重要的改變還是員工精神狀態的轉變，持有企業的股權、期權的各層級職業經理人，可以讓企業的骨干、精英真正把自己看作企業的主人，其個人職業生涯和生活與企業發展結合得更加緊密，對企業的關注度必將大大增強，這對企業的長遠發展至關重要。其他行業國企改革的成功經驗，已經驗證了這一點。以安徽為例，馬鞍山鋼鐵公司、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國企都早已推行股權激勵的職業經理人制度，并且直接推動了企業的跨越式發展。 

　　目前來看，出版業實行職業經理人制度有何障礙？王亞非說，以前文化產業可能更多關注體制改革，因此少有這個概念，今后十年改革的重點轉變到機制轉換上，推行起來可能會較為艱難。“文化產業有特殊性，對于部分業者或管理者擔心的問題，其實可以通過前期設置很好解決。”王亞非說，通過實行特殊管理股、設置AB股等方式，很多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想解決什么問題就采取相應的模式”。 

　　對于今年以來不斷涌現的唱衰傳統出版的問題，王亞非也有自己的看法：傳統的出版形式要有大的發展，確實比較困難。但出版是一個產業，可以包括很多方面，內容運作好了，就可以衍生出很多創意和服務，最高端是對個人或團體提供個性化的信息服務，這方面出版業的發展空間是無限的。“隨著移動互聯網技術的飛速發展，年青一代的網絡消費、故事消費將爆發，只要能夠找到新的興趣點、找到新模式，出版業將有更大的發展空間。而當務之急，是要掌握自己的技術保障隊伍，這樣才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能夠持續投入、持續產出，廣泛投入、廣泛產出。 

　　張抗抗 扶持創作要“兩條腿走路”

　　□記者 王玉梅

　　身份：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關注問題：文化建設

　　心聲：希望政府有關部門制定政策時學會“兩條腿走路”，在信息時代的高科技手段和傳統寫作營銷方式多個方面找到平衡點。既鼓勵網絡寫作廣開言路又能抑制低俗，大力扶持嚴肅文學創作，保護優秀作品的原創權益。 

　　這幾天，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張抗抗特別忙，以至接受本報記者采訪都只能約在晚上。因為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開幕在即，她要抓緊最后幾天時間，繼續征求意見，完善自己的提案。 

　　過去的幾年里，張抗抗圍繞文化建設提過不少提案，加快《著作權法》修訂、減免實體書店所得稅、規范圖書售價等。其中，關于“減免實體書店所得稅”的提案，她一提就是好幾年。去年，這條建議被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采納了，自2014年1月1日起，全國各類型實體書店免征圖書批發、零售環節增值稅。 

　　今年兩會，張抗抗會關注哪些問題？“主要有三項：一是如何促進互聯網健康發展；二是降低稿費稅收起征點；三是中小學教輔材料收錄作家作品，出版社須合理付費。”她說。 

　　這些問題從何而來？張抗抗說，主要靠平時積累。“政協委員履職，不能臨近兩會才匆忙準備。”為此，她在每年的休會期間，對各種有改進余地的現象，都會“自覺”進行觀察分析。提出建議前，自己也會反復琢磨，并且主動聽取各方面的意見。 

　　休會期間推動相關工作的最成功案例，當屬《著作權法》修訂一事。2011年3月，她以國務院參事身份給溫家寶總理寫信，懇請總理關注修訂《著作權法》的問題，盡快把修法提到議事日程上來。這封信得到溫總理的明確批示。國務院法制辦、國家版權局對此高度重視，很快啟動了第三次《著作權法》修訂工作，并聘請她為第三次《著作權法》修訂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此后，她又在兩會期間再次呼吁，將修訂《著作權法》盡早列入立法機關的立法計劃。因其在推動版權事業發展、開展作家維權方面的突出貢獻，2013年11月，張抗抗還獲得了“中國版權事業卓越成就者”榮譽稱號。 

　　“堅持很重要。”提及多年提案的經歷，張抗抗說自己體會最深的就是要堅持。有關“應該遵守教師法，解決國有企業退休職教人員待遇”的提案，她反復提了五年。“最后那一次，我已經沒有信心繼續提了。但是全國各地退休教師不斷給我寫信，訴說他們晚年生活的艱難，我心里很難受，就堅持又提了一年，心想再不解決我也沒辦法了”。但就在2013年，民生問題逐漸得到中央重視，國家政策做了調整，財政部下了文件，所有的國企退休教師都按教師待遇領取退休金，各省陸續開始執行。張抗抗的又一個民生提案“落地”了。 

　　眼下，新閱讀平臺的不斷崛起，使紙書閱讀和傳統文學閱讀越來越不樂觀，尤其是年輕的手機“低頭族”，很多人已經不讀、不買這類作品了，張抗抗對此頗為關注。一方面，她樂觀以待：“我不認為這對文學的傳播有什么根本性的挫傷，只是各種人群的閱讀方式有所改變。”她認為，盡管紙質書的發行量正在減少，但作家們的一部分作品正以電子書或網上閱讀的方式存在，真正的好作品仍然會受到讀者歡迎。“只是各個年齡段的讀者，不再從書店這單一方面來了，而是從書店、網絡、手機等四面八方而來”。因此，作家們也需要改換觀念，要學會借助電腦、手機等工具，海陸空“全方位”出擊，以適應傳播手段日益豐富的變化。 

　　另一方面，張抗抗也對劣質低俗網絡文學吸引眾多讀者的現狀表示擔憂。作為一名傳統的嚴肅作家，她希望政府有關部門“喜新不厭舊”。在政策制定上，學會“兩條腿走路”，在信息時代的高科技手段和傳統寫作營銷方式多個方面找到平衡點。既鼓勵網絡寫作廣開言路又能抑制低俗，大力扶持嚴肅文學創作，保護優秀作品的原創權益。她說，很多西方發達國家，在這方面都有成熟的好經驗可以借鑒。 

　　盡快穿越求職寒冬

　　□石曉彤

　　身份：中國傳媒大學應屆碩士畢業生

　　關注問題：就業

　　心聲：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希望國家能夠制定更為公平、透明的就業政策，希望二三線城市能夠制定有利于各類人才就業的競爭機制。 

　　作為一名中國傳媒大學的應屆碩士畢業生，一年前，我還對自己的職業前景信心滿滿。在我心里，中國傳媒大學在新聞傳播類的學校里還是佼佼者，在業界也有良好的口碑，能拿到這里的研究生文憑，仿佛就有了一張通往傳媒夢想的通行證。但是一年后的現在，當我投出幾十份簡歷沒有回音的時候，我似乎感覺到現實并沒有想象中的那么簡單，也深切感受到“史上最難就業季”的風暴不知什么時候已向我們席卷而來，弄得我們措手不及。 

　　從去年9月開始，一些單位就陸續開始了招聘工作，我們也自此開啟了求職歷程，心態也跟著一波三折。起初，我和大多數同學一樣，重點關注那些有戶口、有編制、福利待遇好的國企、央企和傳媒集團的招聘信息，參與了幾家單位的筆試，但幾乎都沒有回音，有些單位甚至連簡歷都沒有通過。對此，我感到很困惑，自己的條件均符合他們的用人要求，為何會被拒之門外呢？后來知道一些單位是對第一學歷有硬性要求的，比如本科學校必須是211或985工程高校等，由于我的本科學校并不屬于這類大學，導致簡歷在網申階段就被篩掉了，喪失了很多機會。后來跟“戰友”們交流，偶爾也會聽到“某某單位都已經內定了”“某某單位只要男生”之類的言論，雖不能以偏概全，但這畢竟是當前社會普遍存在的問題，短期內是無法避免的。 

　　在多數簡歷石沉大海之后，我開始思考自己來北京的初衷是什么。其實并沒有那么多的條條框框，戶口、編制之類的根本沒有想過。對于很大一部分的北漂青年來說，北京最有吸引力的并不是這些，而是可供自己學習、鍛煉、施展才華的平臺。如果是為了求得安逸，留在北京并沒有多大意義，畢竟自己的家鄉要比在這兒安逸得多。想通了的我決定不再局限于“高大上”的單位，把眼光放寬到一些不錯的民企、外企上。令我欣喜的是，我連續通過了一家傳媒公司的筆試和面試，但他們能提供的薪資很少，與整體的研究生基本工資不符，所提供的待遇也很不穩定。父母對此很不滿意，于是便放棄了。 

　　隨著新一年的到來，周圍的一些同學陸續找到了工作，不過大多數都不在北京，而是回到了各自的家鄉，在北京既無親人又無朋友的我，也開始考慮留在北京究竟有多大意義。過年回家發現父母又蒼老許多，作為家里的獨生女，父母嘴上不說，心里是想讓我留在他們身邊，那份不舍讓我很心疼。北漂巨大的生活支出會讓父母壓力很大，已經24歲的我不但沒能為家里分擔，反而讓他們操心，有點太不懂事了。畢竟，人不能只為夢想活著，一些眼前的幸福更值得我們去用心呵護與珍惜。于是我開始關注家鄉的招聘信息，抱著“兩條腿走路”的想法，北京已不再是我唯一的選擇。 

　　可是在這一過程中又遇到了問題，我發現家鄉關于新聞傳播類的職位太少，除了電視臺和幾家報社外，似乎沒有其他可供選擇的余地，而這些所謂的地市級媒體也遲遲不發布招聘信息，讓人無奈。其實，身邊的好多同學都和我的處境一樣，不是不想回去，而是回去自己能做什么是個問題，如果回去得不到好的發展，那為何要放棄北京這樣廣闊的平臺呢？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我對這句話的體會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要深刻。但面對殘酷的現實，我們依然要保持一顆積極的心態，勇敢面對。同時，隨著全國兩會即將召開，我也希望更多人呼吁政府制定更為公平、透明的就業政策，特別是在簡歷審核和考試流程上能夠更加規范、透明；希望二三線城市制定有利于各類人才就業的競爭機制，充分挖掘本地人才的需求潛力，實現優秀人才在各省(區、市)的均衡流動。 

　　高等教育更加“接地”“接夢”

　　□江作蘇

　　身份：華中師范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

　　關注問題：教育

　　心聲：“讓校園離市場更近些”的說法，總體上是沒錯的。但同時，大學“明明德”的功能也要格外重視。希望政府看清這一點，從而采取有針對性的扶持之策，提供獎掖之力，讓高等教育更加“接地”“接夢”。 

　　我國的高等教育發展很快，在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的歷程中，大學所起的作用無可替代。從具有啟蒙意義的“真理標準討論”肇始，思想解放的種子從大學萌芽，向著社會蔓延成長，終于形成參天之林，這是多么可喜的成就。如果說，歐洲中世紀突破政教合一思想禁錮的生力軍出自大學，那么可以說，在迄今為止的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我國大學作出了巨大的思想貢獻和科技貢獻，離開大學就不會有國家今天的局面。 

　　而在當前，規模迅速擴張的中國大學，處在一種喜憂參半的氣氛中。一方面，隨著我國財政收入快速增長，各地又有著教育支出必須占到GDP4%的剛性保證，所以無論哪一所大學近些年都是大樓頻頻拔地而起，硬件不斷改善。與此相伴的是高等教育走出精英教育的圈子，成為一種為大眾分享的社會普惠。另一方面，無論哪一所大學，雖然實力壯大了，卻也都在為并不樂觀的學生一次就業率而揪心。盡管許多高校都可以拿出比較光鮮的一次就業率統計數字，但是籠罩在大學校園揮之不去的“就業難”之隱憂，是一道并未寫在紙上卻結在師生心頭的未解難題。 

　　因為關注就業，在校大學生的4年大學生活，基本上被壓縮到了最多3年，多數的校園招聘都會矚目于校園內大三的學生，一直延續到大四的上半年。在這個漫長的求職過程中，在校生的心智都經受著巨大的起落，很難集中精力學習。從制度層面設計，這樣的現象是必然的，因為作為個體的大學，不能夠在學生就業問題上有安排性的賦權，而對整體就業市場的準確把握，找到自己畢業生的出路，是學校勉為其難的一件苦事。 

　　在武漢這樣高校集中的大城市，高校在校生總人數達到130萬人左右，所涉人口以1:3的系數計算，“大學人口”在400萬上下，占到城市人口的約一半。可以說，大學生的喜憂就是城市的喜憂，大學生的出路牽動著城市的出路。 

　　校園的問題，答案不可能只在校園內尋找答案。大學生的社會出路問題，與國家發展的路徑選擇緊密相關。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市場從起“基礎性”作用轉變為要起到“決定性”作用，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戰略轉變，必然要涉及作為人力資源中堅的大學發展路徑。 

　　從黨的意志轉化為政府行為，從觀點轉變到理念，從務虛倡導到價值確立，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即將到來的第一次全國兩會上，包括大學生在內的廣大群眾抱有著期望。 

　　大學生出路的順暢，歸根到底在于社會要不斷提供更豐富的市場主體。不斷產生而又活躍的市場主體，是大學生脫離校園“臍帶”后的托盤，從這里帶土栽培一段時間后，他們才可以立苗成活，然后或帶土移栽，或就地成材。 

　　這種“接地”的過程，市場之手起著決定性作用，這是時代的大潮，身處大學校園的師生，除了適應它之外別無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講，“讓校園離市場更近些”的說法，總體上是沒錯的。 

　　同時，大學既要接“地氣”，也要接“夢境”。中國夢的哲學內涵與文化內涵，是一個漸進的、偉大的釀造過程，不是一個靜止和固定的舊物，它需要生機勃勃的創造。在這方面，大學之“明明德”的功能顯得格外重要。要發揮這個功能，又非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功夫不可，需要一大批甘于淡泊、醉心學術的非市場型人才留守。所以，高等教育的“接地”與“接夢”之過程，是在強國夢的大場域中殊途同歸的路徑。政府要看清這一點，從而采取有針對性的扶持之策，提供獎掖之力，這就是我所期待的兩會題中應有之義。 

　　周飛 讓農家書屋煥發活力

　　□記者 劉世昌

　　身份：農家書屋管理員

　　關注問題：農家書屋管理員現狀

　　心聲：我最大的困難就是解決最基本的生存問題，這很殘酷也很實際。只有解決了管理員的生存問題，才能讓書屋更好地生存。我還希望，書屋能獲得圖書經營權，方便群眾就近買書，這既是拓展書屋發展的途徑，也能讓書屋越來越有活力。 

　　兩間書房，七個書櫥，幾百冊圖書，這就是周飛夢想的起點——周飛農家書屋。回憶起農家書屋創建伊始的情形，周飛的話語中充滿興奮和感激。2007年，山東省日照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文化廣電新聞出版局局長鄭玉霞為周飛送來2000冊圖書和3000元啟動資金，幫助他創辦了全省首家以個人名字命名的書屋。農家書屋給了周飛第二次生命，他的夢想得以在輪椅上飛翔。但現實卻很殘酷，眼下，如何讓農家書屋活下去，成為他最大的難題。 

　　“我是農家書屋管理員” 

　　“我是農家書屋管理員，這個身份我很珍惜。書屋給了我第二次生命，它不僅豐富了鄉親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讓我感受到自己的人生價值。”周飛激動地向《中國新聞出版報》記者說，“如果有機會，您一定要幫我感謝一下鄭玉霞局長、李希云科長等人，還有日照市殘聯、東港區文化局等單位。領導們一次次來書屋，給我解決了許多困難，比如圖書更新、根據我的需要配書；送來方便學生學習閱讀的桌椅、書櫥和播放設備E播寶；資助金錢，讓我到北京開新書發布會等。我成了中國60多萬個農家書屋中，首個以農家書屋管理員的身份書寫農家書屋故事的人，成了全國優秀農家書屋管理員。”說到這里，周飛的聲音哽咽了。 

　　由于18歲時患急性橫貫性脊髓炎而高位截癱，周飛的行動完全依靠輪椅，生活無法自理。受此限制，整理圖書對周飛來說都非常困難，“上層書架位置太高，我只能等父母從田里干活回來以后幫忙整理。后來，我就請來村里看書的人幫忙，熱心的村民和學生幫了大忙，慢慢的整理圖書已不是難題。” 

　　“想說愛你并不容易” 

　　身體的困難，周飛想辦法解決了；可書屋長久活下去的問題，靠他一己之力卻很難解決，這讓周飛沒少著急。他希望書籍及時更新，有針對性地更新。為此，周飛四處溝通求書，得到很多熱心人的響應。前些天，他還托人雇車從郵局拉回滿滿兩大箱書，這些書都是江蘇揚州大學圖書館的老師郵寄來的。 

　　書來了，可村民會來書屋看嗎？看得懂嗎？這成為困擾周飛的又一難題。周飛農家書屋地處山東日照，村里以種茶為主，幾乎是中國規模產茶最北的地方。種茶容易受凍害，針對這一特點，周飛通過互聯網購買了相關書籍，并幫助村民通過互聯網收看最新的科教視頻，調動大家看書的積極性。 

　　如今，周飛農家書屋已有滿滿的13個書櫥，7000多冊藏書，200多盤音像光碟以及電腦和移動影庫，免費服務村民8000多人次。這些，是他在完全沒有任何補貼的情況下完成的。為了豐富書屋的內容，周飛常常在網上關注新書發布，甚至每年自己出錢300元訂購報刊。這讓沒有固定收入的周飛，原本就拮據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其實，我最大的困難就是解決最基本的生存問題，這很殘酷也很實際。只有解決了管理員的生存問題，才能讓書屋更好地生存。” 

　　也曾有村民在書屋看到心儀的圖書，問周飛把書買下來行不行？碰到這樣的問題，他只能說不行，因為現在的書屋還是完全公益性的。對此，周飛希望自己的農家書屋能夠獲得圖書經營權，從新華書店選購村民愛看的圖書，放在農家書屋里出售，這既是拓展書屋發展的途徑，也能讓書屋越來越有活力。 

　　宋靖 創意產業的關鍵在版權保護

　　□本報記者 王玉娟

　　身份：北京電影學院攝影學院教授、院長

　　關注問題：版權保護

　　心聲：特別期待政府出臺一些具體的政策、法規，從方向上對未來從事創意產業的人進行指導和指引，讓他們懂得如何從業，如何讓自己與產業相協調、相同步，來激發他們的創作熱情和期望，讓中國的文化創意產業能夠真正地落地開花。 

　　作為身兼北京電影學院攝影學院教授、院長和中國攝影家協會理事、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理事、中國攝影教育委員會委員等諸多頭銜，宋靖最關注的是攝影能否在正在蓬勃發展的中國文化創意產業中發揮其特有的作用。宋靖認為，攝影作品的版權保護是重中之重。 

　　宋靖在接受《中國新聞出版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她對于今年兩會的向往和期盼就是國家能否出臺一系列的具體配套措施，讓目前針對我國文化創意產業的諸多好政策能夠真正落實下來。在宋靖看來，國家正在大力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但在這一大概念下，一些經營活動難免與“文化創意”有所偏離。“實際上，從事文化創意產業的人的工作還處于‘個人勞動’，文化還沒有變成真正的‘產業’。希望能夠有‘高人’讓文化創意產業真正與藝術家、與人對接上，讓這些藝術家的聰明才智得以激情爆發。”宋靖如是說。宋靖表示，她和很多人一樣，是在做著一些最具體的文化事業，所以她特別期待，今年的兩會上能夠出臺一些具體的政策、法規，從方向上對未來從事創意產業的人進行指導和指引，讓他們懂得如何從業，如何讓自己與產業相協調、相同步，來激發他們的創作熱情和期望，而不是把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停留在空洞的名詞上。長期從事攝影教育教學工作的宋靖坦言，她希望看到通過政策的指導和法律的規范，讓中國的文化創意產業能夠真正落地開花，讓學生們能夠在畢業后積極投身于中國文化創意產業，使他們的理想有成真的空間，為國家作出自己的最大貢獻。 

　　在談到“創意”時，宋靖表示，創意有時候就是一個點子，說它值錢，它價值千金；但說它不值錢，一旦被人盜用，它就分文不值了。“所以說，如果版權得不到保護，那么我們的創意產業就無從談起。”宋靖嚴肅地說。宋靖告訴記者，現在是復制時代，很多優秀的攝影家傾其所有、跑遍世界，經過長期艱苦的努力所得到的很多精彩作品，往往因為侵權盜版行為，讓他們的付出很難獲得對等的資金回報，甚至“一分錢都拿不到”。宋靖坦言，如果僅僅憑借攝影師個人的能力去保護自己的版權是很難實現的，取證難、估價難……很多現實問題橫亙在他們面前。所以宋靖表示，企盼此次兩會能夠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方面的法律法規建設，在政府層面繼續加大對于知識產權的保護。宋靖說，版權保護是繁榮文化創意產業的基礎和根本。如果不從立法方面入手，我們的創意產業就如同裸露在巖石上那樣，是很脆弱的。 

　　宋靖表示，中國的創意產業是慢慢成長起來的，需要細心培育。中國從來不缺乏好的作品和好的創意，甚至毫不遜色于歐美發達國家。采訪結束時，“為什么歐美國家的創意產業能夠迅速發展起來？”宋靖把這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留給了我們。 

　　朱升華 盼書業生態良性運轉

　　□本報記者 朱燁洋

　　身份：楓林晚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

　　關注問題：書業發展

　　心聲：今年起，國家對所有實體及網絡書店開始免征13%的增值稅，這是好事，但免稅只是權宜之計，并不能從根本上挽救實體書店，整個書業面臨的問題是生態問題，是產業鏈出了問題。某些電商帶來惡性競爭讓書業的定價規則亂了，也傷害了實體書店的形象，如果不解決，實體書店依然會很艱辛。希望政府有關部門充分調研，尋找一個最適合的解決方式。 

　　作為實體書店的杰出經營者，杭州楓林晚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朱升華最關注書業生態問題，對之前全國政協委員張抗抗提出的建議政府在減免稅收、規范電子書店價格體系等方面加大對實體書店的支持，他也一直關注并對此表示非常支持和贊同。 

　　在去年的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張抗抗提出面對網絡書店的書價惡意競爭，政府部門應該依照國際價格法，盡快出臺相應的圖書銷售管理條例，對網絡書店以及其他任何類型書店的圖書銷售價格，進行限制和嚴格管理。另外，他還建議各地政府把實體書店納入公共文化服務系統，在文化發展機制上進行設計調整，鼓勵創新。這些，也都是朱升華內心最想說的。 

　　1997年，朱升華在杭州創辦了楓林晚書店，不久這家個性優雅、人文氣息濃厚的書店便成為很多讀者向往的地方。在實體書店經營遇到瓶頸的時候，楓林晚書店主動出擊破解難題，開創了“圖書+文化沙龍+咖啡+網絡+企業圖書館+創意館+文化管家”的全新經營模式，成為很多實體書店轉型的榜樣。然而，實體書店的嚴冬并沒有過去，朱升華依然有著很深的危機感，他期待國家能從更深層次上解決書業存在的問題。 

　　去年年末，國家出臺的《關于延續宣傳文化增值稅和營業稅優惠政策的通知》，明確提出對所有實體及網絡書店免征13%的增值稅，和很多實體書店老板一樣，朱升華對此表示非常歡迎，但同時，他也明白，免稅是權宜之計，并不能從根本上挽救實體書店。“目前整個書業面臨的問題是生態問題，并不是簡單的減免稅就能解決的問題。”朱升華表示。 

　　在朱升華看來，實體書店不是因為稅交多了開不下去，而是整個產業鏈出了問題，不是單單一個政策就能夠解決的問題。整個圖書產業鏈受網絡售書的沖擊很大，某些電商帶來惡性競爭讓書業的定價規則亂了。“這個問題如果解決不了的話，實體書店依然很艱辛。”朱升華說。 

　　在圖書價格方面，朱升華認為之所以現在圖書價格漲得比較快，主要是惡性競爭帶來的后果。“因為電商既要靠高折扣來吸引買家又要利潤，出版社給電商供貨要賣書還要收回成本，只能靠提高圖書定價來解決，最終的結果就是圖書定價漲了，最大的受害者還是讀者。作為老板，朱升華也不得不感嘆近年來人工成本和房租成本確實漲得太厲害了。 

　　讓朱升華最傷心的是，惡性競爭造成的圖書價格上漲極大地傷害了實體書店的形象。他擔心會有讀者不了解書店的價格體系，因為網絡折扣那么多，誤以為實體書店是暴利行業，失掉了對實體書店的信任感。“這樣的傷害對于實體書店來說太大了。”朱升華感嘆。 

　　這一系列問題所帶來的就是整個圖書行業的生態問題。“就像解決環境污染不是靠發放空氣凈化器和口罩就能解決問題一樣，要從問題的源頭來解決。”朱升華說。近年來，政府也曾出臺過限制新書價格等措施，但都不是問題的關鍵，制定政策不能一刀切，要充分調研，尋找一個最適合的解決方式。 

　　為阿里巴巴提供文化服務業務，楓林晚書店已經開展了好幾年，也取得了很大進步，有了一個相對固定的模式。朱升華坦言，比預想的速度稍微慢了一些，但是今年依然會增加幾個相關的公司，“文化管家”這條路也會一直走下去。 

　　科學技術極大地改變了世界，閱讀的載體和工具有了很大變化，閱讀電子化、移動化的大趨勢不可改變，圖書的文化傳播功能逐漸弱化，“但閱讀還在，書應該還在吧。”朱升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