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阿來的“天空”

阿來近影

　　引言：

　　著名作家阿來新書《瞻對：兩百年康巴傳奇》(簡稱《瞻對》)近日出版，趁阿來赴京參加活動之機，本報記者與他進行了一次深度對談。這位在41歲就憑借《塵埃落定》而名聲大噪的藏族作家，據說在國外的科幻文學界還有一個稱呼——“sci－ence　king”(科幻王)，而阿來除了寫作之外，將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植物學的研究上……

　　問：阿來老師，祝賀您的新書《瞻對》出版。“瞻對”這個詞，很多人可能還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您能否先稍作個解釋？

　　答：瞻對是一個地名，即現在的新龍縣，地處康巴藏區。這個地方在清代雍正年間還只有兩三萬人口，但有清一代卻7次對此開戰，后來也不太平。這種對抗持續了兩百余年，直到1931年瞻對(當時名為瞻化)才徹底“歸化”。《瞻對》這個作品小說主要是針對瞻對的歷史和風土人情的。

　　問：我們知道，這部作品屬于“非虛構文學”類，您自己說過，本書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當做歷史資料來讀的，您為什么要采用“非虛構文學”這種形式來處理這個題材呢？

　　答：“瞻對”在藏語里是“鐵疙瘩”的意思，但“鐵疙瘩”終會融化，我認為“融化”這個過程是值得探索的過程(歷史)，了解這段歷史可能對于今天也具有一定的參考和借鑒意義。任何事情都是有來龍去脈的，沒有一個問題是突然出現的，就像人“生病”一樣，總有個原因。那么這個病如果是社會之病，也一定是有比較復雜的原因的。我覺得我也算是知識分子，有責任去看看很多問題到底是什么情況——當然這需要理性、客觀和冷靜。就我個人看，有關西藏的研究，宏觀的較多，但很多事情都是在社會的局部發生的，我想可不可能找到一個“細部”的樣本，就像過去古話說的那樣，窺一斑而見全豹？后來我就找到了瞻對的歷史這個題材。

　　問：非虛構文學的寫實性較強，與一般意義上的小說有所不同，您此次是如何實現寫法上的轉變的？

　　答：其實過去我也寫過一本非虛構作品，叫《大地的階梯》，當時被稱作“長篇地理散文”。有一部分讀者說，我的這個作品比《塵埃落定》還要好。我是從兩個途徑入手的：一是深入到當地走訪、調查，得到民間的一手材料；另一個是強迫自己像學者一樣去下功夫研究書上的資料。自近代以來一直到民國，記錄瞻對歷史的檔案材料是非常豐富的，我學習了檔案材料運用方面的知識，包括查詢的技巧等。《瞻對》中僅引述注明的材料達幾十種。

　　問：遲子建有一篇文章《阿來的如花世界》，談到格非說，聽您的發言看不到“邊界”。遲子建也這樣講：“的確，他的天空是沒有邊際的。”他們說的他的“邊界”、“邊際”指的主要是思想的，知識的邊界，沒有“邊界”，這個特點對于文學作品的創作有怎樣的影響？

　　答：這段話是大家一起到意大利參加中意文學論壇時格非說的。我和很多作家一樣，愛好文學形式本身，所以我寫詩歌、散文、小說。但是我寫作不是因為我從小就熱愛這個東西，我生長的那個地方讓我在很多年里不知文學為何物，直到20多歲的時候，我才慢慢喜歡文學。我自己更覺得我的文學是用來回答問題的，這個問題不是別人的問題，而是在我自己在成長的過程中對社會、人生、世界的疑問。有一些疑問可以通過讀書找到答案，但這種都是大的問題；圍繞我們身邊更多的是“小社會”、“小問題”，都有自己的特殊情況，所以很大程度上需要自己去思考和尋找答案。

　　我這個人有一種學習的熱情。為什么？一是我要思考。思考就不能只坐在原地，而是要不停地去訪問，看看生活中發生了什么；二是要通過書寫來尋找問題的答案。我自己總是在寫了一本書之后，好像平靜了一段時間，解答了心中的疑問。但是隨著社會在發展變化，自己也在成長，就又有新的疑問產生了，于是我就會再次開始走動，去看，去聽，去寫下一部書。我覺得，在人到達死亡之前，即便肉體停止成長，思想也不該停止成長，我的一生，我覺得就是一個要不斷解答疑問的過程。

　　問：您曾說有些人就是天生要當作家的，您認為自己是不是這樣的人？您認為作家的天職是答疑解惑嗎？

　　答：我這輩子做過很多事情，出于敬業精神，也都干得很好。年輕時當過老師，在當地是比較有名的；后來還做過別的工作，像科幻雜志的總編。我編過的這本雜志在同類雜志中做到了銷量最高，國外的同行叫我“science　king”，但我確實說不上有多么熱愛這些工作。我覺得我的一生一世，好像只有文學是我真正喜愛的，從剛開始寫作不久只知道那么一點，到現在寫作上算是得心應手。我覺得自己的內心情感、思想能從寫作當中得到這么多，真是太好了，我就是應該干這件事情的。

　　問：聽說您還研究植物學，出版過植物方面的書籍。有人說您都快成為植物學家了，莫言就說過，沒有您不認識的植物！

　　答：沒到這個程度。不過我喜歡植物，我從小生活的地方就是這樣，抬腳就走進森林，抬腳就走進草地。我出生的村子，一共就20多戶人家，并且不是那么集中，是分散在很漫長的幾十公里的一個峽谷里頭。峽谷高處是雪山、牧場，從這戶人家走到那戶人家可能要一兩個小時，周圍都是森林、河流、雪山。從小就接觸這些，我喜歡自然，喜歡植物。

　　問：很多文學作品中的形象都有作家個人的影子，您的作品中有您的影子嗎？談談您的童年。

　　答：那時候普遍貧困，大多數農村孩子肚子都吃不飽，加上我的家庭出身不是太好，受到過一些歧視，我的童年經歷應該說是比較貧窮、艱難的。不過這反而激發我懂得一個樸素的道理——人要有自尊。我因此明白了自尊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問：您的生活對您個人和文學寫作有怎樣的影響？

　　答：后來我也在想，我沒有很早地進入大城市，即便我在寫作上有一點名氣以后，也是遠離文壇的，這樣也很好。如果真正身處文壇熱浪當中，當然會有好處，肯定也有不太好的地方。就是，一個作家如果獨立性不夠強，內在堅持不夠的時候，很容易被裹挾其中。我想，那時候我30多歲，不像今天這樣固執己見，但是正好命運把我放在了遠離文壇的地方，今天想想其實是很好的。我開始接觸文壇，真正和文壇打交道，交往頻繁，像現在這樣的時候，對于文學我已經知道自己要什么，追求什么，目的是什么，想達到什么了。所以不管遇到誰，現在我都能很平等、平常心地和他交流、和他對話。

　　問：聽說這些年您一直在獨自行走，有時一年甚至徒步上千公里，這對于您的文學創作有助益嗎？

　　答：我覺得最感性的認識一定是從行走當中得來的，尤其在藏區這樣特別廣大的地理空間里。我的很多情感始終是大自然潛移默化給我的。寫作的情感很怪異，它不像人和人之間的情感。人和人之間的情感當然對寫作也有幫助，但對于我來說，要把它轉移到寫作當中，很難始終如一，也許就是偶爾的一首詩，感情就用完了就完了。像愛情，可能年輕的時候它會激發你的寫作，但它沒有那么大的支撐力支撐著你一直寫下去。我的一生都要寫作，我要有飽滿的激情，我的激情更多地只能來自于自然，我好像總要不斷地重返大自然才能使自己的情感變得充沛。

　　問：您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可不可以談談您這方面的經驗？

　　答：寫書，一個很簡單的方法就是按照你已經成功的路子繼續寫，會高產、會暢銷、會賺錢。但是真正的藝術家的使命是不斷變化的，他需要“創新”。從文學的形式本身來講，有新的東西會更加吸引我去嘗試；但更重要的是，我既然通過這部作品已經回答了關于世界、人生某一方面的疑問，就要去面對新的問題。在新作品產生之前我需要時間，需要生活層面的深入，這些靠三天五天，靠冥思苦想是不會得出答案的，所以我會停下來學習方方面面的東西。《塵埃落定》中我寫的是過去藏族地區舊制度的崩潰，那么接下來會不會寫新制度的成長呢？于是我有了《空山》。《空山》寫了幾年，80萬字，是我寫的最長的小說。我覺得，真正難的不是舊的東西的死去，而是新的東西的誕生，因為誰也不知道新東西應該怎樣成長。創作中當然也有情感問題。文學是抒情性的，用談戀愛來打比方，一部小說寫完后，就像剛剛談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要馬上開始一段新戀情不太容易。所以如果情感匱乏，一是小說的文字不會好；二是作家沒有表達的欲望。這點很重要。文學不是靠理性來驅動的，而是靠情感驅動的，要以不得不發的狀態寫出來，才會有好的文字。我認為，一部作品，讀三行就能夠確定它是不是好作品，第一個標準就是，你知道這個作家究竟是在寫字，還是在表達。

　　問：您怎么看待自己的語言風格和技巧？

　　答：一本書可以有風格，但是如果一個作家一輩子只用一種風格來說話，是有問題的。語言技巧無非就是那么多的修辭手段，但重要的不是修辭手段。法國小說家多麗絲·萊辛說，我們要找到講故事的腔調，我覺得“腔調”這個詞她說得特別好。講述每一個故事都需要獨特的腔調，用我們自己的話說，每一個小說都需要有作者自己獨特的形式。第二就是內在的語言節奏的問題。為什么有情感的寫作和沒有情感的寫作不一樣？這是情感帶來的，它跟故事同時形成競爭的一個節奏。另外，在作品中用字也很重要。聲音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一種情感。我們在寫作中用什么樣的字，挑選都是很講究的。高興的時候挑選那些發音響亮的字，悲傷的時候挑選那些發音沉悶的字，平聲字響亮一些，悅耳一些，仄聲字喑啞一些，低沉一些。我這些年出國訪問，常看到他們有一個很好的讀文學作品的方式——朗誦，喜歡“聽”小說的人很多。

　　問：難道讀者對于聲音的興趣強于對于故事的興趣？

　　答：來聽的讀者多半是讀過這本書的，他覺得你的朗讀其實就是對這個小說的闡述。我們在歐洲，一天會旅行幾個城市，在一個圖書館朗誦半個小時，有時也有讀者上來，用他們國家的語言朗誦，一兩個小時后，再坐上火車去下一個城市，讀者又在下一個城市等候著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