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批評的文化地理學視角

　　文化地理學作為人文地理學的主要分支和文化學的重要維度，是研究人類文化空間組合和人類所創造的文化在起源、傳承、流布等方面與地理環境內在關系的學科，其主旨在于探討各國家各地區各民族人類社會的文化定型活動，以及這些文化定型活動在改變人文環境過程中所產生的影響和所發揮的作用。近年來一些論者將文化地理學引入文藝批評的視域，發掘和解讀文藝作品的文化地理意蘊，提升了文藝批評的品位和層次。鑒于文藝批評的文化地理學方法尚處于不自覺狀態，筆者認為有必要從理論上加以梳理和解析。

　　文藝批評的文化地理學方法，發軔于文化社會學與現代文化地理學的交匯與融和。文化社會學強調社會環境，包括歷史、人文、宗教、風俗、法律、民族性格、時代精神等因素對文學藝術起源和發展的重要影響，這就決定了文藝批評必須從社會環境角度對文藝作品進行觀照和審視。文化地理學研究人類地理觀念中所蘊含的文化因素和意識形態因素，關注地理觀念對于文藝敘述在審美世界里所涵育的新的地理空間形式，它與文學藝術對地理環境及其生活于其中的民族的認識和表達，在本質上迥然有別，因為文學藝術是敘述者經過所在社會的意識形態和文化觀念等中間環節加以實現和體現的。文藝批評既包含一定的思想內涵，同時又帶有評論者的價值判斷，而發掘思想內涵和建構價值判斷在一定程度上離不開文化地理學方法的支持和引導，換言之，文藝批評只有準確揭示一定歷史條件下文藝作品對地理環境的狀繪和摹寫，以及這種狀繪和摹寫所形成的審美個性和審美風格，才能深透地袒露蘊含其中的意識形態意蘊。所以，文藝批評的文化地理學方法，不僅能夠擴展人類審美的地理空間，而且能夠彰顯社會發展的人文風貌。

　　把握和處理好文學藝術創作與地理環境之間的內在關系，不僅直接影響著文藝創作的品質，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文藝批評方法的生成。西方早期的文藝理論家既把文學藝術與社會環境的關系作為闡釋內容，也把文學藝術與地理環境的關系納入論述范疇，并將社會環境和地理環境融為一體加以考察言說。18世紀意大利歷史哲學家維科在其所著的《新科學》一書中，就把對詩歌起源的探究放在遠古社會環境和地理環境之中。法國斯達爾夫人在其《從文學與社會制度的關系論文學》中，從宗教、社會風俗和法律等社會因素層面打量文學藝術，并闡述了文學對宗教、社會風俗和法律的反作用，強調文學藝術與社會環境相互依存、辯證統一的關系。在此基礎上，她對地理環境對文學藝術的影響表現出濃厚興趣，指出西歐南方文學與北方文學的差異與地理要素似乎密不可分。19世紀歐洲文化哲學的集大成者黑格爾，從客觀唯心主義“理念”論出發研究環境與文學藝術形成的內在肌理，他把文學藝術看作是“絕對理念”的演化形式，認為文學藝術是時代、環境、民族觀念的綜合體現，其中的環境既包括社會環境也包括自然環境。法國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鳩最早系統地提出了地理環境對文學藝術本質產生決定性影響的論斷，是西方較早從地理環境視角詮釋文學藝術起源和創作的重要哲學家之一。19世紀法國歷史學家和文藝批評家泰納，在吸納孟德斯鳩德的文學地理學方法、斯達爾夫人的文學社會學方法和黑格爾的“理念論”的前提下，提出了種族、環境和時代是文學藝術本質的三個決定性元素。在這里，盡管泰納所講的“環境”仍然是指社會環境和自然環境，但與斯達爾夫人等文學社會學家不同的是，泰納鮮明地指出，“居住在寒冷潮濕地理環境下的民族，受環境困擾生成憂郁性格，傾向于狂醉、貪食，渴望戰斗流血的生活；而居住在地理環境美麗的海岸的民族，則向往航海和商業，偏愛社會的事物、雄辯術、科學發明、藝術等”，更加注重強調自然環境對文學藝術發展的影響。

　　作為文學藝術重要組成部分的文藝批評，客觀上決定了必然要將觸角延伸至文化地理學境域。文藝批評的文化地理學取向，肇始于20世紀七八十年代并延續至今，主要受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化學、當代地理科學，以及文化產業興起等諸因素的影響，相對成熟的文化地理學文藝批評模式，當首推英國文化學者邁克·克朗的《文化地理學》，該書從理論批評角度對文化地理學的文藝批評方法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論述，提出“缺少文化地理考量的文藝批評是蹩腳的和不可靠的”著名觀點。而以文化地理學原理統領文藝批評的代表性著作，應該是美國文化地理學批評家愛德華·W。薩義德的《東方學》和《文化與帝國主義》兩部專著。這兩部專著從意識形態和地緣文化兩個方面對西方殖民統治時代文藝批評的規律、特點和本質進行了深層揭示。

　　與孟德斯鳩、黑格爾等西方著名思想家倡導地理環境決定文化和文學的地理決定論者不同，邁克·克朗文藝批評的文化地理學方法的落腳點，在于研究“文化是怎樣塑造日常空間的”，也就是說，他注重研究文學藝術以及其他文化傳播媒介的文化傳播的能動性作用，研究它們對于人類日常生活空間觀念和地理意識形成的影響。邁克·克朗從文化地理學角度思考了國家、民族、商業、公司、商店、商品、文學、音樂、電影等在文化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也研究了居住地區特別是地理環境對人們產生的各種影響。在《文化地理學》中，邁克·克朗首先從眾多關于“文化”的界說中確定了自己的方向，認為文化是“一整套的思想觀念和價值觀念，它們使不同的生活方式產生了意義，生活中那些物資的形式和具有象征性的形式產生于這些思想觀念和價值觀念”，明確提出文藝批評的文化地理學方法就是注重“研究文化在現實地域空間中的作用問題”。在文藝批評的文化地理學視野里，文化盡管作為一整套的思想觀念體系和價值體系，絕非生活的剩余物，不是可有可無和無關緊要的東西，它是人類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就是賦予生命以意義的事物”。從這種觀點來看，文化作為價值體系和觀念體系就是與人們的生活和創造緊密相連，沒有一定的文化觀念就不可能催生和冶煉出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因此，文學藝術作品中的地理環境的敘述和描寫，以及文學藝術關于地理環境敘述和描寫所生成的審美形式，就成為社會文化的一部分。研究、分析、認識一定的社會文化，就必須研究它的文學藝術作品及其中的地理空間的敘述、描寫及建立在其上的審美形式所包含的文化意義。由此可以看出，邁克·克朗的文藝批評的文化地理學方法，就是揭示文學藝術創作審美形式的社會意義，揭示文學藝術對于地理空間的敘述和描寫以及這種敘述和描寫形成的審美形式的社會價值。愛德華·W。薩義德對文藝批評的定義則更多地帶有文化地理學的色彩，他認為所謂文藝批評“有兩重意思，首先，它指的是描述、交流和表達的藝術等活動，這些活動相對獨立于經濟、社會和政治領域。同時，它們通常以美學形式而存在，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娛樂”。他指出小說這種藝術形式，對于形成帝國主義態度、參照系和生活經驗極其重要，因為小說的“故事是殖民探險者和小說家講述遙遠國度的核心內容，它也成為殖民地人民用來確認自己的身份和自己歷史存在的方式”。薩義德通過對小說家奧斯丁、狄更斯、康拉德等人作品的美學分析，闡明了西方小說美學形式的生成與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統治不無關系，篤化了文藝批評的文化地理學立場。

　　我國盡管迄今尚未構建完整而科學的文藝批評的文化地理學方法和機制，但古代文人早已認識到地理環境與作家人品養成、與文學藝術作品生成之間的內在聯系，先秦時期的文藝批評論著《毛詩序》就主張不同區域地理環境將形成不同的詩歌風格。魏晉南北朝時代形成的我國第一部文藝批評專著《文心雕龍》，以天人合一思想為基調詳盡細密地闡述了地理環境和社會環境對文學藝術演進的影響，以及文學藝術對于環境意識形成的反作用。檢測和裁斷中國詩歌散文最根本的審美標準是“意境說”，而意境的生成就是自然環境中情與景的交融。因此，我國詩歌散文強調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對于情感的引發作用，以及反過來詩歌散文審美形式對于人類情感的升華作用。不僅如此，中國古代文藝美學的自然地理學的批評，就建立于“文以載道”的哲學基礎之上。《文心雕龍》首篇《原道》指出，“文之為德者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把“文”區分為形文、聲文和情文，人文源自于太極、源自于自然。詩歌散文與自然環境的關系，成為我國古代詩論的重要內容。

　　與西方不同，我國文藝批評的文化地理學方法，無論是古代的詩論和文論，還是現當代關于鄉土文學和地域文化的研究，更偏重于強調地緣特征對于文學藝術風格生成的內在作用；而西方文藝批評的文化地理學方法，則既研究地理環境與文學藝術生成的關系，又注重人類通過對地緣環境的認知理解所形成的意識形態內涵，進而確立話語權者對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環境中的人們的日常生活態度和現實政治態度，而這些強勢者的日常生活態度和現實政治態度，又決定著文藝批評在不同地理空間的表現形態。需要說明的是，這里存在著兩個層次上的地理空間：一個是實際生活中的地理空間；一個是處于一定地理環境下的人們對自己以及其他地理空間的認識和理解，前者客觀地存在著，只有以理性態度和科學方法才能加以揭橥和評騭，而后者卻是日常生活中人們對地理空間的文化判斷，它是一定社會條件下的人們，透過社會意識形態對于地理空間的認識和把握。與此相聯系，存在著日常生活中人們的地理空間意識和態度，以及在地理空間態度、觀念的引領和統籌下，作家藝術家對地理空間的美學表達和藝術言說。可以說，文藝批評的文化地理學方法的價值在于，不僅展現了作家藝術家對地理空間的美學處理方式，更重要的是向人們傳遞了關于地理環境的歷史態度和人文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