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辛欣尋找自我的邊界

　　《拍花子和俏女孩》插畫

張辛欣

　　1953年生，1984年畢業于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1978年開始發表小說，以《我們這個年紀的夢》《瘋狂的君子蘭》等作品而蜚聲文壇，另著有紀實文學《在路上》《流浪世界的方式》《北京人——一百個普通人的自述》。1988年以訪問學者身份旅居美國。上世紀末開始利用劇場、廣播、電影、電視、網絡、繪本等形式從事個人創作。近期出版隨筆集《占領華爾街》，繪本書《拍花子和俏女孩》。

　　印象：用另一種方式在路上

　　“你在路上見過我嗎？”這是張辛欣最喜歡用的一句開場白。她曾是中國上世紀80年代第一個“在路上”的人。那時候她沿著大運河騎自行車，一路上見到各種各樣的人。隨行的央視攝影師拍下他們的所見所聞在電視上播出，她成了那個年代出鏡率最高的作家。那段經歷被她寫成了屬于她的《在路上》。1988年，張辛欣只身赴美，在美國康奈爾大學、喬治亞大學作訪問學者。她打過零工，給西方老太割過草，后來嫁給了美國律師史蒂夫。做這些事的同時，她以自己的方式繼續在世界流浪。她找到了最逍遙的狀態，就是“在路上聽著音樂，獨自開著車，在生命的時空里穿行”。

　　2013年11月7日，在公眾視野中消失多年的張辛欣攜帶繪本書《拍花子和俏女孩》到上海參加首屆國際兒童書展。11月15日，她來到天津，在位于解放北路的中國金融博物館參加“大家講論”活動。活動前兩個小時，我們坐在金融博物館的老式大廳里面，開始了一次近距離采訪。

　　眼前的張辛欣一身黑衣，額頭的短發挑染了一抹金黃色，時尚而又另類。你不可能猜到她已經60歲了，她的思維非常跳躍，語言也跳躍，伴隨著手舞足蹈，是那么的活力四射。她常常說著一句話，就跳到下一層意思，最后往往都轉不回來，但你會喜歡聽她說下去，因為她帶給你的信息太新了。

　　“您還想重走大運河，還想跟年輕時一樣繼續上路嗎？”我這樣問她。她停頓了一下，其實這個問題對她來講并不新鮮，前幾年有個法國導演看了她的法文版《在路上》之后，輾轉找到她，說自己也想“在路上”。張辛欣婉拒了對方，因為時代變遷了，很多當年自己采訪的地方已經都市化了，采訪的人都可能不在了。她告訴我：“重走大運河這個事我也很矛盾，我脊椎、頸椎都有問題，需要吃藥，我的腰椎也不允許我像當年那樣騎自行車了。我現在每天還健身一個小時，也許練練還行。但是我又覺得，對于口述實錄和紀實文學這件事，我張辛欣還打算再做嗎？不一定了。”

　　因為如今已進入數字時代，她對用數字的方式與世界交流更感興趣。“像咱倆這樣面對面，本來是視覺化的，但還得錄音，還得打字，多慢啊。其實你拍兩張照片傳網上去，或者你拍一段視頻，張辛欣那些廢話也沒有人要去看五分鐘以上，剪接不剪接也不重要。”她的最新作品《拍花子和俏女孩》就是在這樣的觀念下創作的一本多媒體繪本書。她自己寫腳本、自己手繪、自己制作電子版，并且自己蹲在美國家中的地下室里完成了配音朗讀。

　　然而，數字時代也難逃鄉愁。在《拍花子和俏女孩》這本書中，張辛欣畫出了自己記憶中的老北京，她說：“我從小住校，說話也不是那么的北京腔，但我記憶中的老北京還是有吆喝叫賣，是懷舊的，有那么一點鄉愁。我畫我記憶中小時候的小街，畫北京的城墻，90后看了說你好宮崎駿啊，其實那就是我記憶中的樣子。”

　　日常生活中，張辛欣有時候會有焦慮感，煩躁不安，她說自己時常要審視自己的內心。“從心理學角度來講，我感到世界不安全。”但是她和你聊天，你發現她會爽快地大笑，她說自己不是佛教徒，但喜歡“頓悟”這個詞，她解釋說，“換心情、換立場，換到別人的角度去看問題，郁積在內心的東西就消失了。”

　　現在的世界已經不一樣了

　　記者：最近在網上看了《張辛欣來“招魂兒”了》，您在里面介紹《拍花子和俏女孩》這本電子書，您怎么想到要自己做電子書？

　　張辛欣：因為現在世界就是這樣了。我在iPad上自己做書，自己下載一個5美元的軟件，每一頁都是我在講故事。我連Photoshop都不懂，我絕對是一二百五，但是我做出來了，等會兒我都可以教你做。我用雷軍的“多看”也把中文版做出來了，我認為這可能是出版史上第一個用數碼和多媒體做的中文版繪本書，可能是。“多看”和iPad形成了平臺。我個人送給20個讀者聽，有中學生、有大媽，他們覺得很本真。《拍花子和俏女孩》的紙版書印了一萬冊，我至少掙了3萬元人民幣，我用這筆錢去做電子書的創業。但電子書我沒掙到錢。我在“多看”上有四本書，掙了276元人民幣。我就想跟他們說你們稍微有一點產品意識好嗎？做電影用25%的資金在推廣，你們包裝幾個產品，制造幾個神話，讓大家來看不好嗎？沒有人做。

　　記者：電子閱讀能不能代替傳統閱讀呢？

　　張辛欣：我認為是可以的。當最后一代看紙書的人消失了，紙書就消失了。就像聽京劇一樣。我也注意到一個特征，現在中國紙書的印數是空前增加的。我覺得這里面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大家一窩蜂；另外，書的回收率非常高，我問過一個出版社的社長，一年中他回收的書的數量也是非常龐大的，而80年代訂雜志還要搭配，有些書和雜志屬于緊俏商品。說到底，現在中國讀書的人不多，讀電子書的人也少。大家看東西全看免費的。人人都是梵·高，人人都是藝術家，全體都可以很牛，人人內心都還有那么多欲望，人人賣不出去。這是時代的通病，所以這個問題是沒法解決的。

　　記者：在創作上您一直在擴大自己的邊界，觸及的領域越來越廣。

　　張辛欣：我管這個叫不斷玩兒花活，狂躁。其實可能是因為焦慮。我的尋找邊界跟我個人對創作的認知有關，我有創作危機。同時時代的變化也不允許我們一直停在一個地方。我們做電影的人看到一個畫面，經常會想，如果把這個畫面直接拍下來多好啊。過去這是不可能的，還要架攝像機。現在已經到了想到就可以拍到的時候了，谷歌有一個產品就是直接放到眼鏡上拍攝。大家都是觀賞者，也是內容生產者，這個變化太快了。

　　記者：您覺得在這個時代我們最應該干點兒什么？

　　張辛欣：我給你舉個例子。我姥爺是日本留學生，他和他哥哥做的青島水族館，他們那時候就買愛迪生的攝影機。愛迪生這種發明家是有產品的，人家做燈泡賣了，做留聲機賣了，做攝影機也賣了。現在雷軍弄他的小米，這也是在賣產品。所以，直接賣產品吧，沒有一秒鐘可以耽誤了！但我們現在也有問題，我們沒有人支持真正的藝術創作。你可以呼吁這個事，但是沒人管。你可以觀察自己的行業，或者是夕陽行業，或者所謂的先進行業，其實每個人都是在掙每天的飯轍。上市遙遙無期，都先把自己累死了。

　　80年代讓我感到溫暖

　　記者：我記得很早以前讀過您的《封·片·連》，是一個很好看的長篇。

　　張辛欣：一個偵探小說，把克里斯蒂的小說手法搬過來。這個小說就在天津人民廣播電臺小說連播節目里播出。我不吹牛地說，我可能是中國作家里第一個說自己的書的人。就是在天津，我用三天時間把十幾萬字的小說，帶錯別字啊，嘩啦嘩啦地就給念下來了。他們說你都成“國嘴”了，你錄的速度比誰都快。天津電臺從臺長到編輯到打雜兒的，都坐下來聽張辛欣侃。

　　記者：聽您回憶這些事情，能感受到80年代的文學氣氛。

　　張辛欣：那時候社會對文化非常尊重，讓我感覺到溫暖和熱情。我是1980年考入中央戲劇學院導演系的，10萬人招25個。那時候我已經發表了一個短篇小說，是一篇非常溫文爾雅的前蘇聯式的小說，王蒙評價那篇小說“繼承了蘇俄文學的傳統”。我填報名表時老師一看名字就把我認出來了，說張辛欣你是不是寫過小說？他說作家是很文雅地躲旮旯里寫作的，而導演是要像工頭兒一樣吆喝的，是很鬧騰的職業，以后你受得了嗎？我心說，老師，只要您讓我上學，我管它呢。我為什么要上中央戲劇學院？不是因為我會表演，是因為我要上學。我也許可以上中文系，但中文系至少要考數學，戲劇學院對文化課的要求低。

　　記者：您有一本書叫《一百個普通人的自述》，那時您的寫作已經開始跨越不同領域了。

　　張辛欣：我大學時看過一本書——《美國夢尋》，是美國人的口述實錄。我發現寫小說這么累人，一個字一個字碼半天，這個《美國夢尋》就是前面有一段戲劇慣用的前鋪，很短，比方說張辛欣坐在椅子上，晃著腳丫子，說話飛快，語無倫次。讀到這你就發現一個非常遙遠的、不相干的美國人站在你面前。我覺得這個有勁啊，所以大概1986年左右，我去傾聽不同的人的談話，聽了不少人的故事，我管這件事叫走江湖。

　　我們這代人都很含蓄，面對提問他們會停頓、沉默、想詞兒。你怎么把人的嘴撬開？如果你有一個平等的心態，有一點兒經驗，你就有可能傾聽中國人的故事。我有時候聽得哈哈大笑，但經常會流著眼淚。我聽這些故事的時候會想，我自己遇到的那些所謂磨難都算什么啊。這本書我采訪了300個人，在華盛頓的報紙上發表，那時候美國對中國人的印象還是“藍螞蟻”，《紐約時報》評論說我搶了記者的行當。后來不同的內容同時在中國的五家雜志上發表。作家們很緊張，都說張辛欣一年沒發小說，這小子一下子發了50多篇小說，他們很有壓力，但看了之后發現都是不同的人說話，于是松了一口氣。

　　記者：1985年您騎自行車沿京杭大運河采訪的事轟動一時，很多人都是通過這個事知道您的。

　　張辛欣：央視拍《運河人》節目有200人的團隊，我這邊這條線是我和另外一個攝影師，我是央視第一位外來主持人。后期吃飯時我和那哥們兒一桌，他們一大堆人在那邊兒。當時央視的副臺長陳漢元跟我商量：張辛欣，我們很有壓力，你一個人一張嘴就給我們都斃了。這樣吧，你不要講傳統意識，只講在路上看到的事。我說，好吧。他又去那邊說：如果你們200人都干不過一個張辛欣加一個攝影師，那咱們就跳樓融化在藍天里吧。回來后我還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做了廣播節目主持人。

　　記者：您還做過電影《棋王》的編劇？

　　張辛欣：滕文驥拍阿城的《棋王》，他們找到我，說辛欣我們讓你改編《棋王》，我說你們這不讓我找挨罵嗎？《棋王》是小說里的頭牌的短篇小說啊。滕文驥就說，辛欣，找你改編，就是因為你不怕挨罵，哈哈哈，我們其實不要別的，就要你的名字，通過劇本我們好開拍。80年代沒有任何作家像我這樣，影視廣播全部涉足，而我覺得這很平常。后來有親愛的讀者說，讀你作品覺得你應該是張愛玲那樣的很孤傲的人，你怎么這么熱鬧？我說大學我學的就是這個，這都是我的本行。

　　內心有明亮和快樂是最重要的

　　記者：為什么在最熱鬧的時候您選擇出國？

　　張辛欣：那時候我已經出過一次國了，因為做話劇《培爾金特》的演員，我在歐洲稍微走了一下，我一眼就看清楚了。為什么？我不能面對現實。雖然80年代已經是很開放的時期，那種蠻荒之后一時的熱鬧，我看到的不僅是外觀的粗糙和單一，我看到了我們內心的荒原。我認為最后涉足了各個行業的那個張辛欣，她在這里的創作已經走到盡頭了。我感到我自己的文化底蘊和文化準備是很不夠的，我寧愿流放。當然我的流放是比較高級的，1988年我作為美國康奈爾大學的訪問學者出國，就基本上流落到今天。現在我跳過長城回來，你看我東西通吃。

　　記者：您怎么保持這么新潮的思維方式？

　　張辛欣：我覺得你要是有我的資訊條件，你跟我思維方式就是一樣的。我在美國看到的和我在中國看到的不大一樣。我讀《華爾街日報》讀了20多年，《經濟學人》《紐約時報商務版》也天天讀，時尚雜志我也看，《國家地理》雜志也看，我認為天下藝術家沒有我這樣的。也有人認為我天賦高，我其實真的比一般人都笨，我只是意識比一般人新，我思維快，有好奇心。住在美國的華人很多，天天開party，比誰住的房子大，我不跟他們談那些。我想在更大的國際流浪的環境里看清楚世界，我想看到人類的文化創作究竟是什么樣。

　　記者：您一個藝術家，到了美國想的事就不一樣？

　　張辛欣：美國的藝術家或者藝術工作者99%都在端盤子，或者端過盤子。我的那段《張辛欣來“招魂兒”了》，拍攝的人是美國國家級的攝影師，剪輯師是一個22歲的美國男孩子，他的職業就是端盤子。他騎自行車接我去做剪輯，看到他我有時候覺得心里空蕩蕩的，這個很有才氣的男孩，他能熬出來成為藝術家嗎？我覺得不一定。但是在美國，他過的是一種常態的生活。我們都要謀生，我想說，我們的知識分子比美國的知識分子，生活過得要好。

　　記者：您覺得幸福感是什么？

　　張辛欣：我覺得吃飽了穿暖了是最基本的，但是內心的明亮和快樂是最重要的。我有很多不快樂，每天也累，我連手機都丟了，我能活到這個臟亂差的地步，但是我覺得人生就是尋找內心的明亮。對我來說，畫畫是個特別方便的方法。在家里弄塊畫板，臨摹大師的筆觸，那心情挺明亮的，時間就這樣消失了。其實我們這一代人想要純真是蠻難的，不像90后，他們沒經過我們當年那么多的事情，我們的內心壓抑得太久了。如果我們還能純真的話，我們的純真是找回來的，而不是自然的純真。這是一個從復雜回歸到簡單的過程。生命無常，下一秒鐘我可能就沒精神兒我就躺那了。我深知這一點。我不承認有青春常駐這件事，終究會有一天，藝術品在我面前我不能感覺，人類百態我不能感受。如果張辛欣說不回歸，就是準備死在路邊了，我認為這很正常。

　　小說正成為歷史  這是視覺時代

　　記者：為什么要用繪本這種方式表達？

　　張辛欣：首先我喜歡繪畫，我臨摹油畫名作臨摹了20年。我非常喜歡日本的浮世繪，那種顏色感、細節，姿勢的優雅，這種美在我們的唐朝是有的，在我們的《韓熙載夜宴圖》里是有的。后來我們很多名家以“氣韻生動”這樣一個大而全的、模糊的概念把大家都一鍋燴了，兩筆刷子全解決了，丟掉了當年的那種美。浮世繪帶給我的感動在于他們從唐朝繼承的那種儀式化、生活化、色彩化。他們把對顏色的追求做到極致，帶給我們的是工匠的認真，工匠的琢磨。

　　在歐美國家繪本是跨年齡的閱讀，1歲到100歲的人都在讀，因為它的直觀性，它可以解放想象力。特別是21世紀的今天，我們的繪本真的不再是小眾讀物了。你用手機拍攝也可以理解為是新式繪本，這是視覺的時代。

　　記者：作為作家您怎么看這個時代的寫作？

　　張辛欣：十多年前我就寫過文章，21世紀的文體是什么樣，21世紀的閱讀是什么樣，21世紀的讀者和作者之間模糊化，這些我都指出來了。現在微博140個字，很多寫得比我們作家不差，換句話說，觀賞者和創作者之間的關系模糊了。我是這么看。

　　記者：您還想再寫小說嗎？

　　張辛欣：我覺得小說已經是歷史了。小說是18世紀的一種方式，當其他傳媒手段還沒有的時候，小說只能在報紙上連載。為什么簡·奧斯汀寫《傲慢與偏見》寫得下去，因為那時候大家是要讀的，是要讀那些細節的。但是現在，像咱們倆這樣說話，喝水，拿個筆記錄，你讓我在小說里寫這些細節我都沒法寫了，因為沒有人讀。所以我想說的是，小說是某一個歷史階段的某一種傳遞方式，是某一種媒介手段，是某一種形容詞手段。在今天這個視覺化的時代，新聞加速、視覺短促，你說能讀小說的是什么人？我還可能會讀，我們真可能是某類極其少數的沒落貴族，因為我們還有考古學的眼光，去看三五百年前是個什么樣子。比如我今天讀毛姆的《巨匠與杰作》，我完全是用一個考古學的態度在讀。

　　記者：但作為小說家您仍在創作，只不過表達的形式不同了。

　　張辛欣：不寫小說之后，我的選擇很多。我畫《辛欣聊齋》，用浮世繪的畫法；我寫科幻故事《龍的食譜》，發在《紐約時報》上，龍先吃水泥再吃鋼筋，吃完物質再吃精神，把我們自己創造的都吃完了，短篇幾千字，英國《衛報》評論說這個女的到底怎么想的，是不是嗑藥了？我覺得非虛構小說現在非常時尚。我知道半個世紀前美國的“新新聞主義”是怎么寫的，那時候寫稿子的記者都想著有一天去當小說家。我們說小說寫不過現實的發展，這個事我發現了鼻祖，是寫《1984》的喬治·奧威爾，真棒，太到位了。

　　現在的作家仍然可以坐那里寫小說而不知節制，作家有權利寫那么長，覺得沒寫那么長還不舒服呢，他認為不用改。但是讀者真的有耐心讀嗎？我不算作家，我從來沒拿過專業作家的飯票，所以我敢說這個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