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的命運

　　關于小說的命運——小說是死是活？是繁榮還是衰敗？是行走在直道還是彎道上？自小說誕生之日起，這些就是一直存在的問題。仿佛每一個具有“杞人憂天”氣質的評論家和小說家，每隔一段時日就會對這些問題發表“語不驚人死不休”的看法。

　　前幾年，一個叫李·西格的美國評論家，有感于商業期刊紛紛撇清身上的文學味，比如著名的《大西洋月刊》《簡》等不再發表虛構文學，加上對美國新一代小說家的不滿，發出了“小說已死，非小說萬歲”的呼喊；我們中國的先鋒小說家馬原也提出了“傳統意義上的小說已死”的觀點。而他們的前輩——美國的亨利·詹姆斯、意大利的卡爾維諾、法國的羅伯·格里耶等人沒有他們這么急躁和極端，這些前輩在對小說未來命運的預測中表現得謹慎和紳士許多。亨利·詹姆斯認為“小說的未來是和產生并欣賞它的那個社會的未來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卡爾維諾預測，2000年之后的小說是“輕”小說——“輕”的像小鳥而非羽毛——的天下，相反卡爾維諾對純文學的末世景觀充滿信心，他說：“因為我知道有些東西只能靠文學及其特殊手段提供給我們。”羅伯·格里耶在否定傳統小說之后，認為未來的小說會在自滅中艱難發展。

　　人們對小說未來命運的關注，無論是持“小說已死”的論調還是表達“謹慎樂觀”的態度，都只說明一個問題：人們對小說這一古老文體的擔憂，對小說創作與讀者接受的擔憂。至于不絕入耳的“小說已死”的論調，倒不是人們找到了個中緣由，更多的是出于人們對這個時代的文學抱有的像婦女更年期似的焦躁情緒。小說是個生命體，它有自己的生命軌跡，它時刻處于變化之中。無論作為一個民族的秘史、社會的文明史，還是個人的心靈史，小說的變化是與人類社會的變化，更細一點說是與人類傳播媒介的變化“同呼吸共命運”的，所以對于小說的命運來說，我更傾向亨利·詹姆斯的說法——“和產生并欣賞它的那個社會的未來”緊密相連。

　　事實已經很明晰，五百年的小說史，已經歷過三次大的轉型：第一次是16世紀取材于民間故事、預言傳說的真正意義上的小說的誕生，以《巨人傳》《堂吉訶德》為發軔；第二次是19世紀標志著敘事文學的經典地位的終結，愛倫·坡、斯蒂文森以及梅里美屬于最后一批純粹意義上的說書人；第三次是現代小說的出現，卡夫卡、康拉德、福克納等小說家的作品，按美國評論家喬治·斯坦納的說法，“虛構的故事往往消失在情節和象征解構中”，小說“降成為意識形態、哲學或心理動機的載體”。

　　從這三次轉變可以看出，每轉變一次，小說的故事能力消減一次，到今天呢？小說的故事能力是否還在消減？毫無疑問，小說的故事能力正在迎來更新一次的大消減，意味著我們正在經歷的小說命運開始了第四次大的轉型。

　　這要從我們的時代說起。這是一個“娛樂至死”的時代，這是一個移動互聯網的時代，這是一個人人都是媒體的時代，喬治·斯坦納語說：“信息像雪崩一樣傳來，吸引了我們散漫、膚淺的注意力。我們像被煙熏出巢穴的蜜蜂，嗡嗡地從一種噪音飛向另一種噪聲，從一個標題飛向另一個標題。”那么，曾經作為一種引以為豪的傳播載體為讀者提供娛樂、知識、信息、情感甚至意義、象征等功能的小說，在這個時代的處境如何呢？這一切都被海量的新聞、信息以及廉價的娛樂影像所替代，小說家面臨兩個致命的打擊：一個來自自身，想象力已經落后于花哨的極端現實，小說家和故事之間出現無可挽回的斷裂；另一個來自外在，讀者已經變成了觀眾和看客，那個耐心而優雅的讀者已經消失，在今天，除了幾個有明星般臉相的小說家還能賣幾本書以外，那些磚頭似的小說還有幾個人在讀？

　　那么，小說死了嗎？衰敗了嗎？都沒有。它正在積聚力量與這個時代合作、達成新的默契，正在經歷自己命運的第四次轉變。如果要為這第四次轉變透露一些信息的話，我以為，小說藝術正在朝深層次地方的內轉，力求用高難度的技巧吸引人們的注意，為人們提供一種感覺與氛圍——表達對世間微小細節的感覺、發現和醒悟。但是轉向之后的小說在今天的代價仍然明顯：只為小說著迷的那些人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