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則臣：好作家要做思想和藝術的先知

　　徐則臣，1978年生于江蘇東海，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供職于《人民文學》雜志社。

　　曾獲春天文學獎、西湖·中國新銳文學獎、莊重文文學獎、小說月報百花獎等。2009年赴美國克瑞頓大學做駐校作家，2010年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劃。部分作品被譯成德、韓、英、意、荷、日、俄、法、蒙等語。

　　70后小說家徐則臣，畢業于北京大學中文系，著有長篇小說《午夜之門》、《夜火車》、《水邊書》，小說集《跑步穿過中關村》、《古斯特城堡》等。自走上寫作道路以來，他已拿下不少文學獎。

　　近期，徐則臣的新作長篇小說《耶路撒冷》將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他說這是自己到目前為止最滿意的一部作品。

　　新書 耗時六年

　　寫作 可后天培養

　　羊城晚報：這本新作《耶路撒冷》花了你6年時間。此書涉及的中國近30年社會轉型這個題材其實已經有人寫過，最初讓你動筆的念頭是什么？這六年的寫作過程是怎樣的？

　　徐則臣：太陽底下無新事，問題在于你怎么推陳出新，怎么化腐朽為神奇。我要寫的是70后一代人在這三十多年中面臨的諸多精神疑難，我相信他們會面臨很多與上一代和下一代完全不同的問題。

　　我寫了六年，在這個凡事都講高效的時代，漫長的時間本身已經說明了此中的曲折。困難有一大堆：我得找到這一代人的問題究竟在哪里；我如何在一部小說中徹底地清理想法，實現有效的自我表達；如何在結構和敘述上與當下的長篇小說區別開來……我一直認為一部好的長篇小說應在小說的各個基本面上全方位呈現出新質，《耶路撒冷》的結構前后推翻了三四次。

　　羊城晚報：那么這部小說完全達到你的預想了嗎？

　　徐則臣：基本上達到了。這部小說的難度比較大，它所探討的問題、對稱性的結構、插入的專欄，還有敘述方式，跟當下的小說應該都有所區別，這也是我想要的。我努力去靠近它，沒有懈怠。

　　寫作 可后天培養

　　羊城晚報：你說自己很多小說都是先有標題，包括“耶路撒冷”就是你非常喜歡的名字。我很喜歡《跑步穿過中關村》這個小說，當然也很喜歡這個題目，這篇小說的構思又是怎樣的？

　　徐則臣：靠講故事吃飯，沒故事就失業了；有些故事是長年累月就積攢在腦子里的，更多的故事是生活中逐漸生成的。我的確有一大堆好題目，就等著兔子一只只撞上來。“跑步穿過中關村”一度對我來說是常態。我住在中關村，上班和生活都要在中關村大街上穿行，那條街堵得厲害，高峰時最好的交通工具是兩條腿。生活在北京，對這個城市的看法、心態，我和小說里的人物差不多，寫他們其實是寫我自己，職業不同而已，于是就有了這小說。

　　羊城晚報：在《短篇小說的凋敝與70后小說家的轉向》一文中，你提到當下短篇小說式微，是因為70后作家隊伍都逐漸轉向長篇寫作。相比只寫短篇，絕大多數作家還是更青睞于長篇小說。這意味著存在某種“長篇崇拜”？

　　徐則臣：長篇崇拜肯定有，一直有，還會繼續有；我們的好大喜功的史詩情結從沒斷過，文學史和當下的文學導向也在強化長篇的地位。誰都不明說，但所有人都知道，長篇小說是一個作家的安身立命之本。對一個當下的作家，你可以靠一部長篇吃一輩子，但你沒法靠一個中篇或者短篇吃一輩子，不管你這個中短篇寫得多好。當然，提倡短篇并不意味著不能寫長篇，而是意在提醒寫作的慎重和審美的自律，真到了必須寫、有那么多話要說的時候，硬憋著也不對。

　　羊城晚報：現在不少高校都開了創意寫作專業，你是北大中文系畢業，也參加過愛荷華寫作計劃，你覺得作家可以培養嗎？

　　徐則臣：中國人習慣于把寫作神圣化和神秘化，說什么“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靈感”，“神來之筆”，“中文系不培養作家”，等等，好像作家只能是個天賦的行當。抓周時你抓到了筆，那就命定你吃寫作這碗飯；抓不著，后天怎么努力都白瞎。其實這是個誤解。

　　如果你承認文學是可闡釋和分析的，那你就沒法回避寫作所帶有的科學的那部分屬性；既然是一門科學，就是可以培養的，一部分技能是可以后天習得的。那些所謂的才華、異稟、藝術直覺，那些神秘的、含混的、貌似無法言說的能力，只要我們找到有效的方法，肯定是可以無限地接近或者真正地被挖掘出來。

　　羊城晚報：我很好奇，你為什么會偏愛寫“邊緣人”，這是否與身份認同有關？

　　徐則臣：結廬在人境，心遠地自偏；同理，誰都可能是個“邊緣”，風光浩蕩的人群里肯定有一大堆“邊緣人”。這與身份認同的確有很大關系，我對自己、對這些人也很熟悉，理解和書寫起來沒有任何障礙。

　　文學 有時力戒古典

　　羊城晚報：十幾年前，你認為好小說是“形式上回歸古典，意蘊上趨于現代”，現在你對好小說的看法是什么？

　　徐則臣：對于一般的讀者，我現在依然認為那句話有效。在現代生活中，相對平易的古典的形式有助于他們理解藝術和世界；但從一個寫作者的角度看，追求現代的意蘊肯定是不變的追求，而形式，未必非得古典，甚至在很多時候要力戒古典。為什么？在一個現代乃至后現代的時代，有效地記錄和表現這個時代，必須尋找一種與時代現實和精神相匹配的敘述和結構的模式。

　　尤其長篇小說，從頭到底非常傳統地講述這個時代可不可以？當然可以，但這個時代必有很多古典的形式含納不了的內容要溢出來，也必有一些旁逸斜出的東西是古典的形式規訓不住的。這些只屬于此時代但又不為古典形式的審美接受的東西怎么辦？是否要削足適履，為了保全一個古典的形式而人為地把它們刪除掉？顯然不行。這些東西很可能就是這時代最獨特的且單單屬于這個時代，代表了它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真相，那作家就要慎重，必須與時俱進。

　　而與時俱進乃至走在習慣的前頭、做思想和藝術的先知，本來就是一個立志精進的好作家的題中應有之義。所以，有時候要不憚于打破常規，不憚于破壞習焉不察的陳舊的平衡；不破不立。也因為這方面的考慮和實踐，長篇小說《耶路撒冷》才花了我六年時間。

　　羊城晚報：在《人民文學》當編輯，看稿看多了是否會對你的寫作產生影響？對自己的寫作要求或許在不知不覺中發生變化？

　　徐則臣：做編輯久了，容易消磨掉你對文字的敏感度，會破壞你對發表和出版的神秘感和功利性，讓你寫得越來越慢、越來越少。當然，因為整天跟作家和作品打交道，你也很容易做到知己知彼，找到自己的坐標，深入文學之后的心得和識見，對自身的創作也大有裨益，讓你面對寫作更加慎重，對寫作也會生出長遠的規劃和大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