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丹青：我只是在畫畫

　　在陳丹青的繪畫作品中，近五十年來一直未變的是飽滿與纖細兩樣事物能夠疊加在一起，“我內心里住著一個女人”，他自己這樣講。他手上夾著煙，嘴上罵罵咧咧，但又會在電影院里、在四顧無人的漆黑夜晚，任淚水打濕枕畔。如果翻撿他的那些迅疾、準確卻又充滿個人趣味的速寫(他總能打量出不一樣的效果來，這大概有滿滿幾箱子的筆記本)，其中的筆意或者說筆法，始終是盤旋的、迂回的、曲意承歡的。陳丹青喜歡用曲線，這區別于生硬的、人工的直線。這與學院派的方法是多么不一樣，在包豪斯風格一路影響當代藝術的歷史進程中，這個頑固的家伙，依然守舊般的在色彩、塊面、光影和內心世界里旅行。有時他也嘆息，用柏林的話來警示自己“不要有太多的熱忱”；更多時候則忘了教條，聽從于與生俱來的“本能”和后天歷練起來的“教養”。

　　17歲到25歲間，陳丹青不得不去上海周邊省份的農村插隊，而在時代變局之前，一切都是殷紅、匱乏、艱難的，自我的生存、前途與命運、詩意內心與現實的沖突，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與國歌的聲音重疊在一起，最后化成蘇北鄉村少女的淺淺的笑——當她出現在速寫本上時，世界依然是美好的，就像陳丹青15歲時臨摹哈爾拉莫夫的作品《意大利女孩》所獲得的那種印象——而到他55歲坐在北京明亮寬敞、布景如同歐洲某個別致房間的工作室時，他不得不面對這樣的場景：臨摹維拉斯開支的小小《宮娥》女孩，獲得的卻是一種壯士暮年的心境。當他的壽眉長過了兩寸時，面對他人驚異的目光，他笑稱這讓自己看起來像蟋蟀。

　　這個時期，陳丹青更能與董其昌、八大山人、李世民、文徵明結為心靈上的盟友。有一次，在深圳大梅沙的海邊，他推開酒店的窗戶，說：“看哪，這簡直是董其昌。”一塊海島浮現在天際線上，頗有中國畫的山水意境。多少次，他被傳統文化靈魂附體，而又不甘心承認，在他寫字用的桌子上，凌亂地擺著他的一些書法習作。這些練習不僅使他在用油畫繪制“書冊”時，能用油畫筆活靈活現、一筆而成地將毛筆書法顯現出來(此時，是臨摹還是寫生呢？)，更重要的是，這種方法，與古人心慕手追、潛心求道、期待感應降臨的方式是一樣的。陳丹青骨子里是個書生，雖然，他常常嘲笑那些帶有“書生氣”、“文藝腔”的人。而在他的論敵或是好朋友私下的談話里，恰恰認為他是另一種“書生氣”和“文藝腔”。沒錯，他是一個“仁”者，骨子里沒脫離儒家傳統。無論他如何入世，入世如何之深，他對待父母，對待朋友(他從未背后說朋友壞話)，以及對待陌生人，背后靠“禮義仁智信”的傳統在支撐。

　　創作《淚水灑滿豐收田》時期的陳丹青，與在紐約繪制三聯畫風格的陳丹青，以及歸國時期的陳丹青，判若三人。前一個階段上，他的時空是在遠方，去體驗未曾體驗過的世界和想象中的事物；而在后一個階段，他歷經了中國的巨大變革，從逃逸者成為回歸者，帶來了鮮活的經驗和急智的話語，而此時，他似乎更愿意懷想他的童年、他的少年和他的青年，他無數次想從繪畫中、寫生中，找到當年的記憶，但這已不復存在了。他想安安心心地在繪畫中體會筆意與真理，但又總是心潮起伏，容易被媒體煽動。你可以說他骨子里是不安分的，他渴望有個模特坐在對面，哪怕不說話；他渴望一篇文章獲得他人的贊賞；他珍惜這種渴望。

　　有時候，陳與老朋友們坐在畫室里，一聊就是一個晚上，他們檢點過去的記憶，為連環畫繪制的插圖，或欣賞彼此少時的作品。更多的時候，是對著文藝復興時期的某位大師的畫發呆，長久地發出嘖嘖的贊語聲，“真好呀”，然后又是長久地發呆。屋子里煙霧繚繞。

　　有時候，有兩位年輕人作伴，這多少有點魯迅當年的樣子。只是魯迅沒有這樣幸運，除了在三味書屋臨摹過繡像插圖外，只能以指導年輕版畫家遣懷。

　　而陳丹青除獲得了藝術家應有的聲名之外，他仍然在老老實實、規規矩矩、一絲不茍地畫畫，這一點倒像逝世的畫家弗洛尹德。即便有時候，別人賞賜借用的帶天窗的畫室不一定盡如人意，他不接電話，有時也接，一邊接一邊調顏色，點兩下，看看，形準了，色對了。頗像他少年日記所說：“這是從來沒有過的自由，我終于學會像說話一樣畫畫。”

　　要問在一個數字時代，連膠片照相機都變成古典工具的時間里，繪制靜物、表現攝像術一樣的逼真效果，有什么用處

　　——然而，藝術不正是無用的嗎？陳丹青說：“我只是在畫畫。”(此文為部分節選)

　　(胡赳赳，《新周刊》副主編，著名媒體人，其新書《空，歡喜——扯一扯當代藝術》將于近日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