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土司的桃花扇

　　田土司是清朝年間恩施土家人的土司。

　　恩施是個地名，位于鄂西，這個地方有長江流過，朝辭白帝彩云間，即進入了恩施的地界。屈子吟詩沿江走來，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而百姓更愛聽下里巴人的竹枝詞，土家苗人兩山對唱，東邊有雨西邊風，桃女提籃過江東。讓人想不到的是，還有更遠的痕跡在215萬年前，那幾乎是人類誕生的一縷曙光，恩施喀斯特地貌的巨猿洞里，曾經居住過直立人。

　　過去到恩施，或是從恩施到山外，要走很遠的路。但明清時期的恩施容美土司一代代愛好風雅，常約請一些有名的文人墨客到山里喝酒，吟詩作畫，還將孔尚任的《桃花扇》排演。《云亭山人漫記·桃花扇本末》載：“楚地之容美，在萬山之中，阻絕放境，即古桃源也。其洞中田舜年，頗嗜詩書。予友顧天石有劉子驥之愿，竟入洞訪之，盤桓數月，甚被崇禮，每宴必命家姬奏《桃花扇》，亦復旖旎可賞……”孔尚任因此與土司田舜年結下很深交情，時常相互贈詩，訴說衷腸：“離騷惹淚余身世，社鼓敲聾老歲華。愛把奇文熏艾納，勝游異哉拜毗邪。”

　　北京城里的皇城根下，以及六朝古都的秦淮河邊，在把女人上臺看作是嚴重忌諱的年代，清代文人顧彩卻在他的《容美紀游》中寫到了這樣的土司城里的情景：“女優皆十七八好女郎，聲色皆佳，初學吳腔，終帶楚調。男優皆秦腔(所謂梆子腔是也)，反可聽。丙如自教一部，乃蘇腔，裝飾華美，勝于父優，即在全楚，亦稱上泗。”想來，在山巒疊嶂的鄂西大山里，縈繞著或優雅或鏗鏘的南腔北調，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在年輕的土家女子學唱吳腔楚調若干年之后，梅蘭芳才男扮女裝地走上了戲臺。我沒有留心，梅先生是否排演過《桃花扇》這出戲，因此無法拿田土司的女優來比較，但私下一直認為，女人還是女人來演比較好。因為靠女子的才能，完全能做好表現自己這件事，何苦勞煩男人來費心揣摩呢？男人恐怕更多要揣摩的是如何做好一個男人，僅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比較贊賞田土司。

　　到了抗戰期間，恩施成為天塹抵擋的后方，全國各路文化人紛至沓來，借這塊寶貴的安全之地表現激情和才華，風云際會鄂西南。在當年的記者節上，借著捐贈“記者號滑翔機”之時，由抗敵演劇六隊與青年劇社合作排演的《心防》，表現了上海一群文化人如何在淪陷的孤島上與敵寇漢奸相持的故事。“劇本沒有噱頭，沒有戀愛，裝置既不華麗，又沒有漂亮的服飾與化裝”，但仍然吸引來十分擁擠的恩施觀眾。一位叫易水的先生在遷到恩施的《武漢日報》上發表劇評，寫道：“這便是恩施劇壇已經走向現實主義演出的結果！它已經擺脫了歐化的演出。”

　　既然都已經討論到歐化了，那些曾經華麗過的戲劇音樂也一一在恩施展露，從法國回來的女高音歌唱家的高跟鞋踏響在山城小小的巷道里。還有將軍葉挺和他穿著旗袍、面容姣好的夫人并肩漫步在小街上，雖然身后跟著大群特務警衛，但恩施人完全可以近距離地看清將軍的濃眉。他們創造了某種氛圍，讓本來開放的土司文化與外來文化水乳交融。至于這些文化如何影響了后世，留待眾人評說。

　　久遠的土司文化讓人想到，物質豐富、交通便利的中心城市并非也就是文化的中心。城市或許只是將許多文化的表現羅列在一起，透過表層的喧嘩，常常可以感到其底氣的不足，因此不必向它們頂禮膜拜。而偏遠地區的文化，未必就是以落后愚昧為代名詞，或許我們應該更多注意到文化差異帶來的不同特色及底蘊，而避免簡單地評價高下和優劣。

　　其實，在我身邊的都市文化里，就有著小小恩施的脈動。比如，前幾年突然風起云涌的“土家掉渣燒餅”，就是恩施土家姑娘的杰作，一夜之間紅遍大江南北，又在很短時間里銷聲匿跡。這樣的出現和消失對于都市來說司空見慣，但花開花謝其實都沿由它的根蔓。中國城市化興起的背后，是無數個“恩施”的支撐。

　　不同的“恩施”文化，供養著日益龐大的城市需求。從電視屏幕上，我們從來沒有這樣密集地聽到“中國民歌”，以至聽得都快忘了王洛賓。黑土地的趙本山帶著他的小品、二人轉和劉老根，端給億萬觀眾一道道東北菜，火爆得他都有些不好意思。更別說一個聲嘶力竭的阿寶，搭塊白毛巾就跟美聲男高音唱在了一起，不那么好聽，也不那么難聽。東北的“恩施”，西北的“恩施”，都市文化就是這樣建構起來的。

　　而顯然，有某些更珍貴的東西在被人們忽略，除了日見增高的大廈，越來越快的火車、飛機、高速路，修飾華麗的梅蘭芳大劇院，還有什么更為遙遠更為深沉的呼喚，在我們心上沉甸甸地劃過呢？每天，我都去北京后海大翔鳳胡同的《民族文學》雜志社。那一帶是梁思成的北京建設方案遭到否定，大批的北京古建筑被拆除之后，僅存不多的老北京痕跡。我會碰到一群群從陜西來的三輪車夫拉著老外從胡同里穿過，他們大聲大氣地對老外們說，“胡同”這一詞呀，來自蒙古語，水井的意思。又說這大翔鳳胡同啊，原來實際上叫“大墻縫”，可不是，窄窄的一條。大墻縫里的《民族文學》，挺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