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長篇小說：直面新現實 講述新故事

　　從熱點聚焦的角度來看，2013年的長篇小說創作似乎波瀾不驚，狀態平平。但進入到具體文本的閱讀與翻檢，則會發現平流緩進的文學潮動中不時浮 現出新變的微瀾，琳瑯滿目的作品中不乏一些撩人眼目的亮點。據從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條碼中心獲得的數字顯示，2013年度全國出版的長篇小說總計4790多 部。這個數字既包括了少量港臺作家的長篇作品，又包括了大量的網絡小說轉化的紙質產品。去除這些作品之后，屬于嚴肅文學的原創長篇作品大約在1500部左 右。這樣的作品總量，顯示了嚴肅文學長篇小說的平均年產穩中有升的基本狀況。

　　在長篇小說年復一年的持續演進中，每個年頭都有各自的特色，2013年長篇小說各式各樣的題材中，直面當下現實的傾向更為突出，各顯其長的寫法 中，切近日常生活的敘事更為彰顯。這種不約而同的藝術追求，使得2013年的長篇小說內蘊營構上更具現實性，形式表現上更有故事性。這種現象也可解讀為： 作家們在長篇小說的創作中既高度注重時代的深層變異，感應生活的脈動，以使作品更具生命力；又密切注意切合大眾讀者的閱讀趣味，力求更多的讀者喜聞樂見， 以使作品更具輻射力。這一切，都可進而概括為：當下的長篇小說寫作，越來越成為呼應著時代節奏的文學變奏。

　　世態變異的尋脈

　　社會生活的演變，常常是由表及里、由淺入深的。因而，伴隨著時世不斷變遷的，一定是世態的悄然變異。這種“進行時”的流動性與相關性構成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正是現實題材寫作不好把握的難題所在。

　　然而，面對這樣的難題，賈平凹等作家以他們銳意出新的作品作出了可貴的努力，也取得了不俗的實績。他們的寫作不僅對準變動不居的當下現實，而且 越過喧囂熱鬧的表面景象，透視生活變動中的世態變異，從而在引人注目的現實故事之中，生發出發人深省的人文性意蘊。《帶燈》的主角是一位名叫帶燈的年輕鄉 鎮女干部。作品通過她義無反顧又勉為其難的“維穩”經歷，寫出了當下底層社會不斷涌動和深刻隱伏著的各種利益糾葛與人際矛盾，以及與此不相適應的管理體制 與疏導措施。作品在錯綜事象的細切鋪陳中顯示出強烈的現實意義，小說中名叫帶燈的弱女子以微弱之光照亮了弱勢群體，體現了底層干部身上良善而美好的人性。 較之賈平凹之前的《秦腔》《古爐》，《帶燈》不僅在直面現實上入木三分，而且在細節描寫上也錯彩鏤金。作品有如一壺上好的西鳳酒，既清醇引人，又后勁十 足。

　　陸濤的《臉皮》由一個文化人從商界回歸學界的種種遭際出發，生動地描寫了一所民辦大學自主招生、創辦模特專業等系列事件，描寫了置身其中的學子 與學人的向往與失望、追求與迷茫，更從民辦大學從業者的角度出發，反思了當下教育領域中的急功近利和當代社會生活中的夸多斗靡。作者用亦莊亦諧的敘事文 筆，負載欲泣欲訴的沉重主題。如文中議論房價瘋漲時，作者這樣說到：“在北京買一套一百平米的房子，農民種三畝地純收入四百元的話，要從唐朝開始，當然還 不能碰上災年；工人一千五百的月薪需要從鴉片戰爭干到現在……”這樣看似玩笑的算賬，揭示出來的現實荒誕實在讓人觸目驚心。

　　王蒙的《這邊風景》和黃永玉的《無愁河的浪蕩漢子》雖然書寫的并非當下的社會生活，卻都從個人經歷的角度再現了歷史流動與社會變遷的種種特異世 情與風情，都是具有一定史料性意義的獨特小說文本。王蒙的《這邊風景》寫作于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下放新疆農村勞動期間，作品既真實呈現了作者“文革”期間堅 持寫作卻又不免“跟風”的實情，又忠實地還原了“社教”在新疆民族地區深入進行的歷史圖景。這樣兩種真實，使得這部作品具有多重的意義，它既使王蒙的創作 軌跡因彌補了“文革”的缺環而更加完整，也使蕭瑟、稀薄的“文革”文學因此增添了一個頗為厚重的寫作樣本。黃永玉的《無愁河的浪蕩漢子》主要描寫作者 1926年到1937年前后在朱雀城所經歷的故事，小說在看似隨意的筆法里，取材嚴謹、細節密實，以日常化的生活細節素描各類人物，表現人生百態，飽帶湘 西語言風格和卓具湘西風土人情的故事，生動還原了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湘西豐富多彩的生活景象和一系列重要歷史事件。

　　精神隱痛的觸摸

　　置身時代的風雨和社會的風浪中，人們會不可避免地經歷各種坎坷，遭逢各種境遇，這一切都會轉化為一種心理的憂傷與精神的隱痛，潛伏于光鮮亮麗的 外衣之下，并無形地影響著個人生活與命運走向。在2013年的長篇寫作中，一些小說家把他們的注意力不約而同地集中于這一方面，并以各自的發見和不同的角 度，剔抉出人在現實中的種種心態異象與心理病象，在令人糾結的故事中寄寓了對于人的精神境遇的關注與同情，對于人的精神現實的理解與尊重。由一種顯見的 “向內走”的文學追求，散發出格外濃郁的精神關懷。

　　林白的《北去來辭》由女主人公海紅總不遂意的人生經歷和精神糾結，透視一個女性知識分子的精神紊亂，并進而凸顯一個時代的精神混亂。由于有著不 安定的童年和被壓抑的青春，海紅更重視內心生活，因此總想超越現實。但嚴酷又平庸的現實對她步步緊逼，從婚姻、情感、家庭關系到自我生存，一切都向與她意 愿相反的方向背道而馳。她既在焦躁、掙扎中不斷妥協，卻又在妥協中焦慮、掙扎。由此，作品既對女主人公自身進行一定的反思，更對桎梏著海紅的社會現實發出 了深刻的詰問。

　　蘇童的《黃雀記》把藝術的鏡頭對準他所熟悉的香椿樹街，講述了一樁錯判的青少年強奸案引發的人生糾結與命運轉折。在保潤、柳生和“仙女”的成長 與碰撞中，探悉了善與惡、罪與罰、沉淪與救贖、絕望與希望的人生況味。作者一方面細寫三位主人公乖蹇命運造成的緊張、焦慮與痛苦的精神狀態，一方面又抒寫 香椿樹街上悠然、濕潤、幽暗的市井萬象與人生百態，冷與暖、動與靜、明與暗，既反襯著，又并置著，構成了作品含而不露的內在底蘊。

　　胡學文的《紅月亮》分別由女人公夏冬妮、男主人公馬丁各自生活遭際的平行敘事出發，講述了人生不同卻又命運雷同的內在原因：夏冬妮由于童年時期 的家庭變故而患有嚴重的撒謊恐懼癥，因而與周圍的人和事陷入一種愈掙脫愈被吞噬的復雜關系之中，最終鋃鐺入獄；馬丁蜷縮在他人或自我造就的謊言人生中，渴 望平靜的心理與必須面對的現實始終撕扯著他緊張的神經。難以擺脫的謊言成為他們一生的夢魘。這是一種個人癥狀，又何嘗不是一種社會癥狀。

　　饒有意味的是，余華和馬原這兩位先鋒小說家分別以《第七天》和《糾纏》為新作，在2013年以直面現實的故事書寫作了幾乎是搖身一變的新的亮 相。《第七天》以死人還魂再去赴死的魔幻故事，打通了虛幻與現實的界限，實現了生活與戲劇的對接，作品以荒誕的藝術形式完成了真實的現實批判，存在的渴望 與苦命的絕望始終相隨相伴，讓人感到無比的痛心與徹骨的虐心。馬原繼《牛鬼蛇神》之后新寫的《糾纏》，一改過去的先鋒姿態與形式追求，以近乎于案件調查、 新聞紀實的方式，敘寫了一樁遺產遺囑案件引發的家族奪產大戰，由最日常化的生活事象入手，拷問貪婪的人性痼疾，呼喚被泯失的親情、被污損的真情。作品的奇 妙之處在于，由細針密縷的家長里短的抖摟中，自然而然地揭示出當下社會親情與人情的溘然變異。余華和馬原的這兩部作品，都借助社會新聞增強作品現實性的有 意嘗試，顯示出先鋒小說家不主故常的新異視覺與力圖變法的可貴努力。

　　人性底蘊的發掘

　　人之情性是社會生活的潛在情緒，也是個人生活的內在主導。人性是向善，還是向惡；是人性造就社會，還是社會塑造人格；是性格決定命運，還是命運 約制性格，諸如此類的問題，在哲學上一直爭論不休，在生活中也是各有呈現。這些都引起了作家們經由自己的體察與體味，去發抒自己的洞見，探知其中的究竟。

　　于是，在2013年的長篇小說中，有關人性底蘊的文學探尋與美學叩問的作品不僅紛至沓來，而且彌布于那些現實題材與歷史題材的書寫之中，這使2013年的長篇小說充滿了一種異常濃郁的人性關懷與人道情懷。

　　艾偉的《盛夏》以“眼下正在進行的生活”為背景，小暉的男友丁家明因一次車禍癱瘓，小暉無意間在律師柯譯予的微博上發現他就是車禍的肇事者，并 就此開始接近對方，探悉真相。作者所在意的是現實事件背后人們的態度表現和情感反應，以及他們在和復雜的時代相糾纏時的欲望、恐懼與掙扎。作品在不長的篇 幅中寫出了時代的復雜和人性的復雜，而且在每位人物的心靈里都留有善的一席之地，使得沒有壞人的人生悲劇更加意味深長。

　　凡一平的《上嶺村的謀殺》，在一樁蹊蹺的案件中，循序探悉出隱藏在其中的人性病灶與社會問題。上嶺村的“流氓無產者”韋三得吊死在村口的榕樹 上，初步判斷是他殺后，逐漸揭示出驚人的內幕，這個韋三得整日在村里幽靈般地游蕩，村里留守的成年女性幾乎都被他先后占有。但所有與韋三得有不正當關系的 女人，不但不恨他，反而還念叨他的好：如教女人們識字，把有病的女人送醫院等等。作品由此提出問題：一是不能簡單地以男女關系判定韋三得就是壞人，二是韋 三得的被殺實際上是鄉村空心化引發出來的悲劇。作品在一個看似簡單的形式里，包裹了遠比故事更加復雜的現實與人性的內涵。

　　韓少功的《日夜書》描述了同為知青出身卻又命運迥異的官員、工人、民營企業家、藝術家、流亡者的各式人生，在不同類型的知青的命運轉折里，既寫 出了個體知青在集體生活里的磨損與銷蝕，又寫出了人的“個性”在不同時期的閃現與回響。知青生活逐漸成為過去的歷史，而他們的“個性”卻在人們的記憶中依 然不屈地活著。而無論是政治化的過去，抑或是商業化的現在，知青一代似乎一直偏離于社會生活的主流，如果說這是悲劇的話，那么，這悲劇顯然不只屬于知青個 人。

　　在以文學的方式觸摸人性上，王華的《花河》稱得上是2013年為數不多的小說力作之一。作品主要是寫白芍和紅杏兩姐妹的人生轉承，并由此串結起 時代的演進、社會的變遷、女性的命運等，如花團錦簇，綽約多姿。作品里的白芍善于施展女性的魅力，贏得了身份與地位的改變，但怎么努力也趕不上時代的變 化，好容易從佃戶女兒當上了地主兒媳，但解放之后成為了地主婆；想辦法勾搭上“文革”紅人王蟲，不料“文革”后，王蟲犯事又成了犯人。努力一輩子、算計一 輩子的白芍，最終發現一個人的命運不是自我可以操縱的。白芍這個人物形象非常特別，可進入當代文學女性人物形象的畫廊。

　　在透視人性這一方面卓具特色的，不只體現于現實題材的小說寫作，還表現在一些歷史題材的作品中，如阿寅的《土司和他的子孫們》、高建群的《統萬 城》等。《土司和他的子孫們》以青藏高原與黃土高原過渡地帶的積石山為背景，以富有詩意的筆觸、時空交錯的手法，描寫了鎖南普土司及其后代的傳奇故事和坎 坷經歷。小說的難能之處在于，充分運用傻子的敘事角度，寫出了癡狂、瘋癲又大智若愚的主人公世文。《統萬城》主線是寫匈奴末代大單于赫連勃勃的一生征戰， 副線是寫西域第一高僧鳩摩羅什的終生傳教。兩個傳奇合而為一，構成了作品的武略與文韜兩雄并峙的雙曲合唱。小說刻意將兩個并無交集的偉人的傳奇故事并置一 書，以超常的想象力，再現了他們各自非凡的人生經歷和人性光輝，而且用以文立碑的方式，為匈奴這個中國北方最大的游牧民族的消失，吟唱了一曲悠遠又雄健的 挽歌。

　　情感世界的探微

　　誠如英國詩人喬·克雷布所言：“愛情有一千個動人心弦而又各不相同的音符。”因而，共同的愛情主題，不同的愛情故事，是文學描寫常寫不衰又互不重復的內容之一。

　　2013年長篇小說的愛情描寫，依然佳作不斷，精彩連連。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們在對當下愛情的觀察與把握上，既注意其內在性，又注重其相關性， 可以說從愛情入手，又超越愛情，這使得當下的愛情描寫較明顯地具有了深刻性、互動性。由此，男女兩人的愛情小世界，也都以各自的方式聯通了社會的大世界， 演繹出各具妙蘊的人生悲喜劇。

　　紅柯的《喀拉布風暴》以張子魚與葉海亞神秘私奔為線索，講述了3對青年男女在沙漠風暴里跌宕起伏的愛情故事，并通過男主人公張子魚、孟凱、武明 生，女主人公葉海亞、李蕓、陶亞玲，以及由他們所勾連的各個家族，在西域大漠、邊地塞外或繁華都市，演繹了一部極具震撼力和藝術表現力的人類生存史和生命 史。作品通過原生態的男女愛情，經由大漠強健的植物和動物，找到了曾經失去的力量源泉與精神家園，在浪漫文學的探求里，彌布著蓬勃的精神張力。

　　程青的《最溫暖的寒夜》主寫男主人公宋學兵與女主人公櫻桃的婚姻故事、與茶館老板顧正紅的風流情史，以及與同學劉冰清的純真情思的三重情感。作 者在主人公的愛戀與婚外戀的情愛描寫中，沒有刻意地把他們描述成簡單的欲望男女，而是在發展過程中讓他們的感情呈現一種逐漸遞升的狀態，顯示出其兩兩相愛 的合理性和男女性愛的復雜性。在看似瑣碎的描寫中，作者沒有刻意謳歌或者贊美什么，只是把現實生活中的男女情欲原生態地展示了出來，讓人們從中看到在倫理 和欲望的糾結中掙扎的當代男女，并反觀自己在情感生活中投射的影子。

　　邵麗的《我的生存質量》以主人公“我”突然遭遇生活的變故為主線，牽連出“我”與敬川、蘇天明與金地、周健與陳琳以及幺幺、父親母親、公公婆婆 等人的愛情和婚姻生活。不同的愛情是不同時代文化和情感生活的寫照，也是檢驗置身其中的人們的試金石與照射鏡。作品通過愛情、親情與友情遭際變故的考驗與 挑戰，揭示出愛情是權衡之后的通達，親情是索求之后的給予，友情是埋怨之后的理解等人生況味。作品最為感人和引人的，是作者就人性、命運、人生等重大主題 的體驗與思考，作者通過小說向人們剖露心扉，與讀者坦誠以對。

　　喬葉的《認罪書》通過女主人公“金金”的臨終回顧，追溯出一段撲朔迷離的過往歷史：某地官員梁知在省委黨校進修期間與金金發生婚外情，卻在進修 結束后拋棄了她。已經懷有身孕的金金由愛生恨，設局嫁給梁知的弟弟梁新。在步步為營的報復計劃中，金金不僅挖掘出這個家庭的一段隱秘家史，更在自我情感歷 程和對自我遭遇的審視中，將每一個人都推到了生死邊緣。步步緊逼的故事情節、環環相扣的道德拷問，使作品由愛情的入口，深入到人性的深處。感情的欺騙、道 義的踐踏、良知的泯滅、時代的亂象，混合一起交織而來，既讓人應接不暇，又令人芒刺在背。

　　青春成長的回望

　　“青春”在2013年一直是一個熱詞。在文學領域，青春文學寫作表現出格外強勁的成長與成熟；影視領域里，有關青春主題持續走俏與火爆。與青春有關的，都在“致青春”；青春不再的，也在觀望“致青春”。

　　從長篇小說來看，2013年原屬青春文學的一些作家都在小說新作中，表現出了生活層面的新開掘，藝術手法的新拓展，在內容與形式兩個方面以顯著 的進取成功轉型。事實上，現在已經可以把他們歸入到當代小說創作的實力派作家之中，來對他們的創作成果進行考察、對他們藝術上的長短加以評說。

　　一直保有先鋒情結的顏歌2013年推出長篇新作《我們家》，由段逸興一家人對于姓氏的過度注重與計較，先觸摸了家庭不同成員之間錯綜復雜的利益 糾葛和矛盾沖突，繼而又透過家庭這個流動的窗口，瞭望了小城鎮的日常生活：段逸興身為豆瓣廠廠長的父親薛勝強，在家族、生意與朋友之間窮于應對，忙亂的公 務與混亂的私生活攪合在一起，日子像辣椒和豆瓣混成的辣醬一樣，油膩麻辣，活色生香。無論是被重新提起的往事，還是在現實中發生的新事，無論是家人之間的 相互計較，還是親人之間的相互溫暖，唯唯諾諾的小人物、婆婆媽媽的小日子，無不打上社會變異與時代變遷的印記。顯而易見，顏歌經由這部作品開始轉型，她從 前些年的實驗性小說寫作回到故事性的寫實路數，由此又展現出以細膩的筆法寫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于細微之處發現生活的詩意的潛能。

　　同樣來自四川的七堇年在新作《平生歡》里，展現了她以生活化的細節講述青春成長故事的不凡功力。作品以川東南的小城霧江為場景，講述了邵然、邱 天、李平義、白楊、陳臣等一群同學之間的人生交集與各自的人生軌跡，在多條線索的交叉行進中呈現了不同家庭背景、個人機遇所造就的不同個性與多樣人生。當 年莽撞輕狂的少年男女在經歷了時代的沖刷和愛與痛的蛻變之后才終于明白，在青春那不可復制的年月里，他們應該慶幸遇到了彼此，更該在意相知甚深的兒時學 友。作品在平流緩進的文筆和從容不迫的敘事里，貫注著對于逝去的青春在思念與回訪中流連忘返的深摯情感，更透顯出一種含有反省意味的人生醒悟。

　　此外，“80后”作家鄭小驢、祁又一、獨眼等，都在2013年推出了自己的長篇新作，表現出他們各自不同的新的進取。鄭小驢的《西洲曲》由主人 公“石壺”的角度展開，以回憶往事的敘事方式，講述上世紀90年代一個普通人家在實行計劃生育中的命運遭遇。作品以頗具現場感的視角，既深刻反思了執行計 劃生育政策過程中產生的家庭悲劇，又在內外矛盾沖突中探悉了隱秘的人性與人情。祁又一的《探寶記》通過男主人公齊天講述的不無蹊蹺的探寶經歷，在貌似探險 游戲的故事中，揭示了當下社會的人們因耽于物欲的無盡追求，全然把人自身的價值與意義拋之腦后的現實。這部小說在似真似幻的故事中，最終指向的是青春成長 的自省，內里蘊含的是初涉人生的反思。獨眼的《在無盡無序的汪洋里，緊挨著你》，講述了生于70年代的“我”獨自撫養兒子核桃的家常故事。在核桃的成長過 程里，“我”與父母家人彼此挑剔又彼此包容，與去國的生母感情漸遠卻又相互糾纏。作品的奇特之處，既在于字里行間流淌著生活的細流、情感的涓流，又在于以 一種嘻哈的風度、達觀的氣度，講述不無悲戚的乖蹇命運，并解構和質詢那段“不能說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