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讓文學回到原點

——關于非虛構寫作的思考

　　任何一種文學主張，其實都是先有實踐，而后再有理論和命名。　“非虛構寫作”也是如此。如果大膽猜想，　“非虛構寫作”可能要追溯到遠古的口傳心記和結繩記事。當時的人類記錄下身邊發生的事情，應該就是非虛構，而口頭講述的神話與傳說，則是虛構。所以，所謂“非虛構寫作”不是今天我們的憑空發明，而是我們對早已存在的文學創作形式的重新提出和命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早的報告文學作品 《包身工》 (夏衍作)其實就是“非虛構寫作”。而“非虛構寫作”的正式命名應該來自上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依托于諾曼·梅勒(《夜晚的軍隊》)、卡波蒂(《冷血》)和湯姆·沃爾夫(《電冷卻器酸性試驗》)等一批作家的成功的創作實踐。我們知道，上世紀六十年代是世界范圍內的文學轉型期：一方面，虛構文學的小說似乎走進了死胡同，以往的小說家幾乎窮盡了所有的創作技巧和文學主題。一些作家認為，我們所有的努力不過是在重復前人或拾人牙慧。另一方面，現實的變化讓小說家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社會結構、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每天發生的事件，比最精彩的小說還要離奇動人。很多知名的小說家開始走出書齋，撰寫社會評論、紀實文學等直接指涉現實的作品。有專家將這些創作稱為“新新聞報道”或“非虛構寫作”。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國也開始進入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轉型期，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迅速變化，很像美國的六十年代，文學界也不約而同地掀起了一股“非虛構寫作”的風潮，例如《北京文學》 雜志發起的“新體驗小說”，還有人推出的“新新聞小說”等等，一些作家、批評家和文學編輯號召寫作重新回歸現實，關注并介入當下生活。我作為組織者之一曾經專門寫過一篇文章 《新體驗小說：作家重新卷入歷史的一種方式》。(見 《北京文學》1994年第8期)在文章中我曾預言：“‘新體驗小說’　發起和倡導的真正意義絕不是在于建立或提出某種標新立異的主義或口號，而在于喚起作家對社會的良知，對人類生存處境的關注以及對歷史的積極的創造精神�！�…也許若干年后，　‘新體驗小說’這個名稱會漸漸消失，但是它所倡導的正視現實的敘事精神將成為中國當代小說發展的一個新方向�！睂⒔�二十年過去了，回想那個時期，留下來的一個最大收獲就是畢淑敏的《預約死亡》，這部非虛構小說對當時還是新生事物的“臨終關懷”的親歷性描述，對生命和尊嚴的體察與弘揚，至今讓我感動。它不光成就了一個優秀的作家，也可以說為后來的“非虛構寫作”奠定了基礎和方向。

　　當然，今天的“非虛構寫作”范圍更加廣泛了，它囊括了社會評論、調查訪問、回憶錄和報告文學等等。使“非虛構寫作”形成了包羅萬象的格局，也引起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和眾多的讀者的關注。而2010年 《人民文學》 雜志推出梁鴻的 《中國在梁莊》 無疑是“非虛構寫作”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后便是慕容雪村的 《中國，少了一味藥》。這兩部作品的產生，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作家主動自覺地切入到一個領域，并且給我們帶來了寫作的驚喜。梁鴻回到自己的故鄉梁莊，對曾經熟悉而現在變得陌生的故地進行重新的認識和發現；　慕容雪村則是走進一個陌生的世界，一個傳銷集團內，以可能付出生命的代價，體驗并揭示了一個愚昧、黑暗、瘋狂的世界。我發現這兩個作者都有一個與傳統作家不同的寫作身份：前者是文學批評家、大學教授，以研究現當代作家和文學思潮見長；　后者是網絡寫手，曾出版過著名的網絡小說 《成都，今夜請將我遺忘》。慕容雪村從寫作伊始便與傳統作家劃清了界線，他深知讀者的重要性，了解他們更關心什么？他曾說過：“文學就是要表現真實，引發讀者思考。作家不應該是喇叭、鸚鵡�！� (見 《廣州日報》2012年7月23日)而梁鴻作為批評家，熟知世界與中國的文學歷史，她也了解當前的傳統作家所面臨的現實困惑和內心的弱點。她曾在一篇創作談中寫道：“當代作家可能太過自戀，每一個人物都是自己思想的傳聲筒，迷失在藝術與審美之中，不想知道我們的民族、我們自己在這場聲勢浩大、不可逆轉的現代化運動中究竟失去了什么，究竟要面對哪些重大的問題，而被一種虛假的歷史感傷，其實，也是被一種知識分子權力喪失的失落感所支配。我曾經和一個普通的文學愛好者談文學，他剛看完 《秦腔》 后很苦惱，讓我這個專業的文學批評者說說它到底好在哪里。在和他解釋的過程中，我感到了自己的苦惱，我還是喜歡 《秦腔》 的，但我發現，我所解釋的 《秦腔》中的歷史傷感，那一套藝術、美學原則的好是極其蒼白的，沒有說服力，我發現了作者的自戀，也發現了我自己、包括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和文學者的自戀。這是我們精神世界走不出去的一個很大原因。”(見 《非虛構寫作的興起》，中國作家網)

　　我非常贊賞梁鴻對自我的剖白，欽佩她對已存的文學權威的挑戰的勇氣，而更讓我敬佩的是她的這種挑戰是依據自己親身的創作實踐而建立的，因而更具有說服力。兩位作家的創作和對文學的態度無疑值得我們所謂傳統作家學習和借鑒。當然，我不希望所有的作家都一窩蜂地搞“非虛構”，但是我們決不能忽視這樣一種創作精神，更不能忽略這種創作精神給我們的文學帶來的變化和進步。

　　美國當代文學批評家雷蒙德·奧爾德曼說：　“人們開始越來越意識到一個十年在歷史進程中的意義。作家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留心于歷史轉折點的象征價值�，F在的幾個十年，被人們認為如同過去的幾個世紀一樣，具有象征新方向的意義�！蔽膶W肯定要發生變化，這種變化不僅僅是載體和工具的變化，而是更深刻的內在結構和敘事觀念的變化，除非我們不再需要它，或者只是將文學當作古老的一種文化遺產，保護、品鑒和把玩。從這一點上來說，“非虛構寫作”是作家經過各種文學嘗試和實驗之后的又一次突圍，它使文學回到最初的原點——真實，然后重新出發，另辟蹊徑，尋找文學未來的一個新的空間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