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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文學文體劃分比較混亂,在各種文學史及文學理論教材中,在各類文學評獎中,在各種文學選本中,對文體劃分都不盡一致。在這里,筆者慎重提出:傳記文學應當從散文中分離出來,與純散文、報告文學并列,成為獨立的文學文體。由此,文學文體亦應分為七大類:即詩歌、散文、小說三種純文學文體;由文學與表演藝術結合產生的戲劇文學文體(即戲劇劇本);由文學與歷史結合而形成的傳記文學文體;由文學與新聞結合而產生的報告文學文體;由文學與美術、音樂、舞蹈、建筑及表演藝術及新興的影視科技結合產生的影視文學文體(即電影電視劇本)。
對文學文體的劃分,古今中外有不同的標準和方法,產生了多種多樣的結果,各式各樣的類別。但大體說來,對文學文體的分類,20世紀初葉以前,主要有三種:即二分法、三分法、四分法。中國古代的二分法,是把文字表述的作品分為韻文與散文,凡是押韻并表比較講求韻律的,都稱為韻文;而把不分行押韻的文章都叫做散文。漢魏六朝以后,文學意識日益增強,作家們把文學性的散文逐漸同歷史、哲學等非文學著作區別開來,劃分開來,強調散文的文學性、情感性和形象性。西方古代運用的是三分法,按文學作品的性質和表現方法,將文學分為敘事文學、抒情文學和戲劇文學三類。四分法則是在小說、戲劇興起后,將二分法與三分法綜合起來,把文學作品分為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四種體裁。應該說,四分法既吸收了中國古代二分法的優點,又借鑒了西方古代三分法的長處,并考慮了小說這個新興文體的地位,將文學作品的表達內涵、表現手法、語言運用與外在形態等方面的特征都結合起來了,是比較科學,也適合當時中國文學發展的實際情況的,因此得到大家公認。
但是,文學文體是在不斷發展的,因此,對它的分類也在不斷深化、變化、發展。20世紀以來,電影電視迅速發展,為其寫作、供其拍攝使用的影視文學劇本也應運而生,且逐漸蔚為大觀,并有其獨特的表現手法和手段,于是,影視文學逐漸成為文化界共同承認的一種文體。20世紀20年代前后,隨著新聞事業的發展,運用文學手法和文學語言報道生活中的新人新事的報告文學文體迅速崛起,愈來愈繁榮,逐漸得到大家的首肯,遂從散文中剝離出來,成為了獨立的文體。但是,古以有之的傳記文學,其獨立文體地位卻至今未得到文學界的公認。現在,不少文學史,文學理論教材,乃至各種評獎(如魯迅文學獎)和多種文學選本(如《新文學大系》)或者是根本不提傳記文學,或者是把它劃入報告文學(甚至列入回憶錄),我覺得,這是欠科學合理的。我覺得,傳記文學也應該從散文中分離出來,獲得獨立的文學文體地位。其理由如下:
首先,傳記文學歷史悠久。兩漢時期,中國傳記文學就已經誕生。司馬遷《史記》中的大量優秀傳記文學作品,寫的是真實的歷史人物,但卻非常講究文學的構思和立意(如廉藺列傳、屈原列傳),講究文學的人物描寫和刻畫(如項羽本紀對項羽的刻畫),講究文學語言的運用和文學氛圍的渲染(如荊柯刺秦對悲劇氣氛的渲染),取得了高度的文學成就。司馬遷的《史記》比西方最早的傳記名著《希臘羅馬名人傳》早100多年,且博大精深、結構完美、人物眾多、個性鮮明、感情充沛、文采煥然,其中的許多傳記作品,成為中國乃至世界上最早、最優秀的傳記文學佳作。魯迅稱《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充分揭示了《史記》中的傳記文學高度的歷史性與文學性。以后,班固撰寫了《漢書》,陳壽寫出了《三國志》,范曄創作了《后漢書》。以上4部史書合稱“前四史”,其中大量傳記文學作品代表著中國古典傳記文學的最高成就。漢魏以降,各朝各代的斷代史中的人物傳記因受皇權制約,作者的個性減弱,傳記的文學性式微,逐漸失去傳記文學的特點,反而是民間的一些作家卻運用文學的手法寫出了大量文學性、情感性較強的傳記文學作品,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方山子傳》《徐霞客傳》《影梅庵憶語》《李姬傳》《浮生六記》等。而在清末,王韜、梁啟超、蔡元培、張炳麟等人的傳記文學作品,尤其是啟超以《殉難六烈士傳》《李鴻章傳》等傳記文學作品,完成了從中國古典傳記向現代傳記文學的嬗變。“五四”以后,胡適、郭沫若、郁達夫、沈從文、朱東潤、張默生等傳承《史記》為什么代表的傳記文學傳統,吸取西方傳記文學的優點,倡導并創作了大量優秀傳記文學作品,把中國傳記文學提升到新的階段和水平。
其次,傳記文學在當代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展現出巨大的發展勢頭和潛力。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傳記文學更得到了空前的大發展,展現出興盛繁榮的局面,對讀者和社會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第一,傳記作家的大量涌現和傳記作品的大量出版,這些年,傳記文學作品發表和出版的規模和數量幾乎與長篇小說接近,超過了其他文學文體;據初步統計,僅1984年至1990年,我國內地出版的人物傳記就多達3700多部,從上世紀90年代到本世紀初,人物傳記更以每年超千種的速度遞增,而主要發表傳記作品的《人物》《中華兒女》《名人傳記》《傳記文學》《中國傳記文學》等刋物更深受廣大讀者喜愛(見《傳記文學:當代中國熱讀》——《荊禁理工學院學報》2009年6期)。而且,傳記文學創作的質量大大提升,高水平的傳記文學精品不斷涌現。第二,傳記文學的評論、理論研究和傳記文學史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得到了巨大發展,出現了一大批專家,如韓兆琦、楊正潤、李祥年、陳蘭村、趙白生、朱文華、張新科、俞樟華、郭久麟、全展、王成軍、朱旭晨等。第三,傳記文學的創作研究組織: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和中外傳記文學研究會的作用和影響也越來越大。第四,傳記文學呈現出巨大的發展潛力和燦爛的遠景:隨著時代的進步、社會的發展及人們個性的充分發展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寫作傳記和自傳的人會越來越多,閱讀傳記的人也會越來越多,傳記文學將越來越興旺發達,成為各類文學體裁中的大家族,成為文學的主流文體。陳建功認為,傳記文學已進入“黃金時代”,“傳記文學正充分顯示著他的文體上的優勢,擁有越來越多的讀者,的確呈現出比其他文學品種更為生氣勃勃的前景。”(見《憧憬傳記的黃金時代》——《文藝報》2000年9月19日);中外傳記文學研究會會長趙白生預測:“傳記文學可能成為21世紀標志性文類。”(見趙白生:《傳記文學怎樣才能成為新世紀的標志性文體》)南京大學博導楊正潤在其《現代傳記學》中樂觀地預言:“今天傳記已成為最重要的文體之一,可以預言21世紀是屬于傳記的時代”。因此,更需要給它獨立的文學文體地位,以促使其更快更好的發展。
把有兩千多年傳統而且在當代越來越興旺發達的、以文學手法描寫真實的歷史人物或現實的真實人物的傳記文學作品,劃入散文甚至只有幾十年歷史的報告文學文體之中,顯然是不合理的、不科學的、不合適的。比如,中國作家協會提出并已經組織100多位作家寫作100多位歷史文化名人的傳記文學著作,就非常明確地提出了寫的是傳記文學,難道寫出以后,能歸入散文或報告文學文體嗎?評獎的時候還是以報告文學作品(因為現在的魯迅文學獎沒有設傳記文學獎)來評獎嗎?
綜上所述,我認為,傳記文學應該成為獨立文學文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