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果陀劇場的話劇《淡水小鎮》上周來京演出,算是一個不大不小的文化事件。這出話劇改編自美國劇作家桑頓·懷爾德的經典作品《我們的小鎮》,在臺灣演出長達25年之久,迄今已有7個演出版本。據說果陀劇場95%的經營成本要靠演出來賺取,一個“以戲養戲”的民營劇團能夠將嚴肅名著打造成如此長壽的戲碼,恐怕會讓大陸民間戲劇人羨慕不已。
演出前兩天,我對該劇導演、果陀劇場創辦人梁志民進行了一次專訪。當時我提了一個問題:就表達層面而言,《淡水小鎮》中有哪些來自于原作者,又有哪些是改編者所賦予的?梁導演當時回答說,他不太計較這個問題,因為導演和編劇的分工本就不同。看過演出之后,我才知道自己問了一個多么唐突的問題。就精神氣質而言,《淡水小鎮》與《我們的小鎮》分明是兩出截然不同的作品,盡管它們有著一模一樣的戲劇結構,并且說著相似的臺詞。
《我們的小鎮》創作于上世紀三十年代,這部三幕話劇的重要意義之一是對現實主義戲劇傳統的顛覆。從劇本的第一句話開始,懷爾德便以決絕的口吻宣告了這一點。他告訴觀眾,這出戲“沒有帷幕。沒有背景”。接下來,他安排一個定義為“舞臺經理”的角色登場。這個角色貫穿全劇始終,以布道者的面目陳述劇情,其效果使得傳統的觀演關系轉變成了講述與傾聽。
懷爾德的反戲劇意圖不僅停留在技術和形式的層面。他更像是個從事田野調查的社會學者,甚至以冰冷的字眼來命名全劇的前兩幕:第一幕叫做“日常生活”,第二幕叫做“愛情與婚姻”。在第一幕 “舞臺經理”喋喋不休的敘述中,充斥著大量枯燥乏味的“科學的描述”。懷爾德顯然是想要描述一個平凡的典型美國式生活,而沒有人為制造矛盾情節的企圖,因此他在第二幕中編撰的愛情故事,看起來也毫無懸念可言。
直至全劇進行到第三幕時,我們才真正能夠發現懷爾德的用心之處——他開始談論死亡,可是他并沒有使用這個令人忌諱的字眼,只是意味深長地說:“我想你們能猜到那是關于什么!睉褷柕略O置了這樣一個情境:他讓死去的女主人公回到童年,在人世間度過平常的一天。死者與生者的外在矛盾,對命運的已知與未知之間的內在沖突,構成了一種真正的內在戲劇張力。
從表現形式到內在結構,《淡水小鎮》基本上遵循了懷爾德在劇本中的設置,只是將劇中的發生地從虛構的美國格洛佛角,遷移到了真實存在的臺灣淡水,并且進行了深入、細致的本土化改造,這種改編本身是值得贊許的。但是,在進行二度創作的過程中,改編者也有意識地剔除或篡改了原著中的核心表達,就不能不說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情了。
以懷爾德的原著而言,《我們的小鎮》本身并不會呈現明顯的喜劇味道。全劇從始至終都建構在一個冰冷的死亡的底色之上,無論劇中人以何等樂觀積極的方式生活著,在宿命面前,其一切行動都顯現出消極的效果。
但是,在《淡水小鎮》的前兩幕中,所有那些灰暗而深刻的臺詞都被悄悄刪除了,反而是在其中增添了不少充滿喜感的小包袱,舞臺上一片溫暖光明的色調,固然顯得單純,卻也有流于表面之嫌。尤其是第一幕,看起來更像是淡水的旅游觀光宣傳片。另外,改編者還將第二幕與第三幕兩個原本獨立的篇章串聯在一起。這種做法使得第二幕中“愛情與婚姻”的內容得以突顯出來,死亡仿佛成為婚姻的延續,并且因此不再具有震懾人心的力量,觀眾的解讀也不得不隨之發生偏移,懷爾德在原著中精心埋伏的深意卻消解于無形之中。
《我們的小鎮》中的時間設定,原本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元素。原著中的劇情起始時間是1901年,人們剛剛迎來新世紀的曙光;而作品首演的時間則是1938年,全世界都被戰爭的硝煙所籠罩,堪稱二十世紀最黑暗的時期。從這個角度來看,這部作品究竟是想在死亡的恐怖陰影下慰藉人心,還是要在悲天憫人的表象下批判現實,恐怕是難以簡單辨析的。正是這種多重解讀的模糊性,成就了這部作品的文學性。而在1989年首演的《淡水小鎮》中,劇情的起始時間是1959年,臺灣正處在傳統農業化社會的夕陽之下。在這樣的時空跨度中,如果說改編者最初的創作動機是帶有對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批判意圖的話,這樣的思想性也被過于濃郁的鄉愁所遮蔽,蛻變成了一種純粹的懷舊情緒。從這個意義上說,《淡水小鎮》更像是《我們的小鎮》的商業化復制品,把一個思想深刻的嚴肅作品,改頭換面成了相對廉價的溫情脈脈的輕喜劇。
不過,從演出的實際效果來看,觀眾對于這樣的改造顯然是買賬的。我注意到這樣一個有趣的現象:原著中,懷爾德設置了一個劇中人與臺下觀眾互動的橋段,按照原本的臺詞,他在這里討論了美國社會的大眾美學觀念和當時人們熱議的平等話題;而在《淡水小鎮》的演出現場,改編者將這一段落設計成了即興互動環節,觀眾現場提出的問題,竟然不過是美女與美食。這讓我不由得懷疑,當我們批判當前戲劇藝術的娛樂化傾向時,也許很難簡單地譴責創作者藝術底線的失守,或是抱怨觀眾與市場的浮躁,其真實的原因或許應當歸咎于二者的共謀與暗合。至于戲劇人如何在藝術與市場之間尋求到生存的平衡之道,《淡水小鎮》并沒能提供一個讓人滿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