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話劇院大戲《伏生》的公演,是話劇愛好者的幸事;看話劇《伏生》 ,是藝術享受,也是心靈震撼。一段兩千多年前的歷史,復活在21世紀的話劇舞臺上,讓21世紀的愛劇人既感享受,又覺震撼,必有其中奧妙。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學術釋放了它前所未有的原創力,諸多學派形成于這個時期,各種學術思想在這個時期活躍競爭。這個時代奠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品格和社會品格,這個時代錘煉了中國知識分子的社會擔當能力和使命感,這一切熔鑄為一種影響百代的“學統” 。伏生的幸運,在于他是這個學統的繼承者;歷史的不幸,是讓他漫長的一生在短暫的秦王朝中掠過。
這場戲劇化的交集迫使伏生為中國學術思想史做出了獨一無二的貢獻,讓“暴秦”的反文化性格又一次自我呈現。話劇《伏生》在個人與大時代的戲劇化交集中,營造出自己的史詩感。
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書坑儒時,伏生冒著生命危險,暗將述錄唐堯、虞舜、夏、商、周史典的《尚書》藏在墻壁之夾層內,由此逃避焚燒之難。秦亡漢立,伏生掘開墻壁,發現尚有29篇保存完好,這便是中國歷史元典之一的《尚書》 。而伏生本人也是這套絕世經典在當時最權威的解讀者。他對《尚書》之學,有興滅繼絕之功。話劇《伏生》不許這樣的人物在中國文化星空中黯淡。伏生站立在中國學術思想史的斷點上。但他不允許自己鐘愛的學統真正發生不可接續的斷裂。
話劇《伏生》選擇了最具歷史命運感的時刻展開戲劇行動。它在21世紀的地平線上昭示,焚書坑儒時,火有焚燒不了的,土有掩埋不掉的。然而,伏生舍命保存的價值,并不是為了凌駕于一切之上。沿著話劇《伏生》的主題指向看去,伏生痛恨焚書坑儒,他同樣會厭惡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也不是他的理想追求。伏生“文弱”卻倔強的抗爭,是為了學術自主精神不死、文化價值自立的情懷,以及百家并存的渴望。這樣的心靈動因和文化情操,成為人物最強勁的戲劇行為動力。
《伏生》的舞臺呈現也是讓人欣慰的,它體現了創作者對于民族話劇的追求。自話劇引入中國,話劇的民族化問題就是中國話劇導演們主動認領的美學使命。王曉鷹導演通過《伏生》 ,對這個問題做了自己的創造性解答。 《伏生》盡管是西方話劇的樣態,但其表演方式融匯了中國戲曲的諸多元素,無論旁白、對白、角色與角色間的交流,還是節奏、形體動作,都有中國戲曲的美感血緣。這些“中國范兒”的呈現與其題材渾然一體,讓觀者驚嘆: 《伏生》就應該這樣演,就應該是這個樣。
《伏生》的敘事方式和情境設置以“化境”的圓融,自如出入于中西戲劇表現閾。其“戲劇突轉”必是因情勢的拗扭,其矛盾沖突因各持價值觀,人因為內心的堅守而在情勢中顯出偉大。
最值得一提的是,歌隊使用的創新性。歌隊無論在古希臘戲劇,還是中國戲曲中,都是一種強化戲劇表現力的方式,用來表達世俗觀點和角色之外的觀點,以及劇中人生活背景的普遍性意指。 《伏生》中使用了歌隊,但它的恰當和出彩出乎意料。 《伏生》中的歌隊是戴著面具的朝臣和儒生,它表達了一種泛指的普遍性,更表達了中國歷代朝臣和儒生群體亙古不變的抽象形態,戴面具的歌隊不僅是一種背景性觀點表達,更是一種歷史觀點的抽象和哲理性因素,它表達著中國文化的某種傳統性力量,這種傳統至今發揮著它的基因性影響。
《伏生》是一部具有史詩感的話。 《伏生》精微呈現出“中國范兒”的戲劇敘事美學;《伏生》讓具有中國文化關懷的觀賞者拊膺感喟,讓善于歷史聯想的人們浮想聯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