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文學，還有無超越的可能？（宋莊）

　　電視劇《知青》劇照

　　正如童年經驗于作家而言是珍貴而偉大的饋贈，但凡經歷過知青生活的作家，很難將這段經歷從生活中抹去，更無法回避這段歷史在作品中的表達。梁曉聲、張抗抗、韓少功、葉辛、肖復興……從“前知青文學”到“后知青文學”，知青題材仍然是取之不盡的資源，存在無限的敘事空間，作家們不斷自我挑戰、自我顛覆、自我再造，刷新不同時代對于知青生活的不同認識。

　　30年書寫不盡的知青文學

　　自《西望茅草地》起，韓少功就在知青文學創作中成為領軍人物，但他本人并不認同所謂“知青文學”的概念。“寫知青有各種各樣的角度，我的角度不可能取代他人的角度。而且‘知青’只是一個身份，一個載體，承載的是人性，與其他身份承載的內容沒有太大區別，因此一般來說我從不用‘知青文學’這一類概念，就像我從不用‘工業文學’‘農村文學’‘改革文學’這些概念。”他覺得自己的新作《日夜書》就是一本敘事，一本讀物，有興趣的讀者看看就好，不必管它可以劃入哪一類。

　　無論如何，知青文學已成為約定俗成的名詞。中國工人出版社知名編輯岳建一曾經主編《中國知青民間備忘文本》叢書，并在編選中提倡民間記憶。“因為民間記憶雖然有著貧寒的烙印，但是它具有質樸、尊嚴，民間記憶是一切歷史的精魂，沒有民間記憶的紀實文學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紀實文學。”知青文學呈現出紛繁復雜的多種面貌。多年來，知青文學一直不斷地出版，層出不窮。

　　知青歲月是一代人的陣痛，總有人懷著復雜的心情回憶那些日子，總有人在反思人生時掉下熱淚。可見，逝去的年代總還有值得珍惜的東西。20世紀80年代，知青文學的出版曾達到一個高峰。1987年，老鬼將8年的內蒙古草原生活融入了長篇小說《血色黃昏》。這部講述北京知青在內蒙古的真實經歷的小說，出版后先后加印7次，銷量達40萬冊。《中國知青文學史》曾高度評價：“《血色黃昏》是一部批判現實主義作品，是知青文學的里程碑作品，它真實地反映了知青的精神世界，塑造了一系列知青的個性形象，不僅具有審美價值，而且具有歷史學、社會學的研究價值，是知青運動幾十年以來，最具歷史價值的一部知青長篇小說……”作家肖復興的《絕唱老三屆》最初也是寫于1987年，后連續3次再版。初版描寫上山下鄉運動中分赴全國各地的知青在鄉村的生命、情感與命運，以及知青大返城初期的生活境遇，新版又補充了知青大返城后即1979年后這30余年的跌宕起伏新的生活際遇與命運。知青這一代所經歷的“文革”、粉碎“四人幫”、改革開放這幾個中國不同的重要歷史時期的生活命運，在《絕唱老三屆》中有了一個更清晰完整的勾勒。肖復興表示，希望能夠盡自己最大的努力，走進記憶的深處，也走進現實的前沿，不回避歷史、現在和知青的內心，“為這一代人立傳，寫他們其實就是寫我自己。”

　　凡是有知青的地方都會有許多悲愴感人的故事，在知青題材的寶庫里一再挖掘的作家大有人在。作家葉辛在貴州當知青10年，將自己的經歷寫進了小說：《蹉跎歲月》寫知青上山下鄉中發生的故事，《孽債》寫他們回到城里，《客過亭》寫知青重返山鄉找青春歲月，這差不多完成了一代人的命運書寫。如今，“蹉跎歲月”4個字，也已成為人們對那個特定年代知青們遭遇的代名詞，30年來，《蹉跎歲月》一印再印，已經有過十幾個版本，印刷過幾十個版次。直到現在，他腦中仍然有很多知青的故事。

　　知青文學的多樣表達

　　作為引領知青文學的一面旗幟，作家梁曉聲認為，自己作品中的溫暖底色可能與自己的個人經歷有關。“我是1966年老三屆畢業的，經歷‘文革’兩年后下鄉。我是帶過紅衛兵袖標的人，任何人都可以就此質問。德國電視臺來采訪，我說，紅衛兵時期是那樣式的，我不是那樣式的。恰恰是‘文革’中，我和同學們的關系是好的。當看到老師被剃鬼頭時，我給我的老師敬禮。因為一次敬禮，我的老師多年后仍打聽我在哪里。我要感謝文學。我在‘文革’前看了那么多文學作品，文學藝術潛移默化的影響在我身上印證了，我接觸了很多知識分子，我對所有受傷害的人表現出友善。沒有一個同學或同事，站出來說：我來揭發我所認識的梁曉聲。”梁曉聲說，并不是說自己有多好，而是說好的文學非常重要。

　　在知青文學的寫作隊伍中，作家王松用一種極端化的方式表達知青的絕望，“冰冷”、“尖銳”成了他的標簽，其作品猶如一面鏡子，照出了人性的惡，讓人讀到了特殊年代中人與人之間或人與動物之間的暴力和冷酷。甚至有評論家說，王松寫的知青小說是“惡之花”。他坦率地說，寫作是靈魂深處的外泄。真正的好作家不應該在作品中欺騙別人和自己。關于作品中對人性惡的深刻揭露，王松說：“在我開始對生活有記憶的時候，我所受到的是不公正的待遇，感受到的溫暖是很少的，這些決定了我對生活的看法。‘文革’中我父母被關在牛棚里，我是在受歧視的環境中長大，有一種極度的自卑，也使我永遠站在生活之外，對任何事都做旁觀者，使我本能地對生活有一種絕望。”不同的作家，認識是不一樣的，這里有個體的差異。有的作家看待問題很達觀，很寬容，他很羨慕，也很尊敬他們。但是他也相信，偏執也是一種作家性格。“用弗洛伊德的觀點，童年時有這樣的情結，受到這樣的傷害，決定了我對問題的思考。我最典型的代表作品《紅汞》、《雙驢記》也是這樣。每當寫起這樣的小說，我有一種快意，有一種淋漓盡致的酣暢的感覺。”

　　知青書寫走向終結？

　　很多作家自上世紀80年代起對于知青文學的書寫不曾中斷。為何30年來對于知青文學情有獨鐘？今天的書寫和當年有何差異？“《飛過藍天》、《西望茅草地》同是寫知青，但與《日夜書》一比，顯然就不是一回事，可見記憶是有各種升級版本的。”作家韓少功在接受采訪時說，一個人的少年時代是一張白紙，留下的痕跡較為清晰，對日后的影響可能很大。但日后的歲月是顯影劑，是變焦的鏡片，可以改寫少年的記憶。所以僅有知青一段是不夠的，即便是寫知青，后來的經歷和感受會決定你是這樣寫，而不是那樣寫。

　　韓少功在一系列小說文本中塑造了鮮明生動的知青群像。有知青上山下鄉時理想與現實的悖離，也有知青回城后的多彩人生。30年后寫作和過去的知青寫作心態有何不同？韓少功說：“我的這些同輩人經歷了‘文革’和改革，是中國幾千年來社會變化最為劇烈的一段，構成了坎坷、震蕩、裂變、悲欣交集的一個巨大總和。在國外與西方朋友們聊起來，他們從家庭到學校，從學校到機構，幾十年的還貸和納稅，公式化的人生軌跡幾乎千篇一律，我們隨便說一兩段往事，他們都會覺得驚訝不已。但這樣一大片經驗資源，需要一種精神上的沉淀、消化以及回應。我們到底做過了些什么？我們到底有哪些得和哪些失？如果與兒孫輩交談起來，我們能提供哪一些人生教訓？……這就是我寫作中經常遇到的疑問。事情畢竟過去這么多年，我希望自己盡可能克服情緒化，多一些冷靜求實。”

　　梁曉聲曾以《今夜有暴風雪》等作品名揚天下。時隔30年，他再度提筆創作時仍有不同感受。“以前我只是寫這一代人如何如何；后來我突然意識到，這一代人背后的時代更加可貴和重要。我寫《返城年代》并不是為了懷舊，更重要的是回到歷史的端點，展現一段真實的歲月，給現在的年輕人補上歷史記憶。”梁曉聲說。新作《返城年代》以現實題材為出發點，以知青們的返城生活為背景，塑造了以林超然、羅一凡等人為代表的知青群體，借由他們的故事，展示知青一代的返城生活及命運，人生思考及心路歷程。

　　作家鄧賢1994年創作了《中國知青夢》，2004年又創作了《中國知青終結》，而這部作品先期在《當代》發表，前所未有地引起刊物脫銷加印。自此，拉開了知青反思讀本的序幕。《中國知青終結》承接了鄧賢對知青命運的一貫關注，不僅在題材上有了新的開掘，更在思想高度上有了新的提升，記錄了一批跨越國境、支援世界革命的知青們的命運。他們是最后的知青，是知青運動的句號。他們轟轟烈烈而又凄凄慘慘的命運是一代知青的縮影。

　　歷史不應該被遺忘，無論這是一段什么樣的歷史。鄧賢說，他希望自己的“終結”不是結束而是開端，希望在看到“終結”之后，有源源不斷的新的知青文學的誕生，有更多更深入的反思由此展開。盡管逝去的那段歷史中有許多值得詛咒的東西，但鄧賢的記錄絕不是止步于詛咒，而是在客觀的記錄中蘊藏著冷峻的反思，是為了那段悲劇的歷史永遠不再重演。因此，關注《中國知青終結》的讀者已不單是知青一代，不單是一代知青的后人，甚至也不單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學讀者。

　　肖復興的《黑白記憶》、《北國記憶》，曾入選《中國知青文庫》。他認為，知青文學也有重新升溫的態勢，“但我認為我們這一代作家已經到了應該與知青文學告別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