蘊深植厚 意趣天成

千巖競秀

驪山宮闕圖

幾曲清溪到滄江

潑彩山水

　　從早年創作連環畫，到用中國畫形式進行大型人物畫創作，再到對筆墨表現的深究，劉懷山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探索過程。他不僅在人物畫上達到很高的水準，也在山水畫、花鳥畫上有深厚造詣。在中國畫繪畫本體上行走得如此寬博，并能彰顯出傳統筆墨功力與韻致，可謂難矣。可以想見，若不是天賦異稟，或幾十年的潛沉磨煉，是難有今天在繪畫上的全面修為的。

　　上世紀60年代，劉懷山畢業于內蒙古師范學院藝術系。他接受了學院派科學造型的嚴格訓練。這種科學觀察物象的方法，使他在畢業后的連環畫和主題性繪畫創作中，在狀物造型上，得心應手，游刃有余。上世紀70年代，劉懷山的作品，因具有北國邊塞的濃郁地方特色而頻頻被出版發表。當然，這一時期，他的作品帶有明顯的時代痕跡。如從繪畫本體來考量，也多屬內容決定形式、造型勝于筆墨之類。但對于人物、鞍馬、山川、樹木的精準刻畫，他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

　　對劉懷山來講，真正使他貼近中國繪畫精神，走進中國畫文脈正途的是他而立之年的一次際遇。由于創作成績突出，1978年，他被推薦到文化部中國畫創作組參與創作。作為創作組中最年輕的一位，這并非一般的機會。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由于“文革”十年意識形態對中國畫創作的干擾，中國畫之傳統文脈幾乎被徹底切斷。院校出身，而且已有多年創作經歷的劉懷山，雖崇尚中國畫，但似乎尚未窺其奧妙。而文化部中國畫創作組匯集了當時尚在的一流中國畫家，如黃胄、李苦禪、陸儼少、何海霞等。可以說，中國畫的精要，就在他們身上，在他們的筆下。        

　　劉懷山此時大開眼界，對于一個有高遠追求的青年畫家來講，朝夕與這些大師相處是難得的機會。他不敢懈怠，恭敬地向諸老討教，常有觀其一筆、聞其一言，勝讀十年書之感。一段時間的耳濡目染，劉懷山對中國畫之理解發生了質的變化，也漸漸明白了真正的中國畫藝術是什么。顯然，狀物寫實并非中國畫之高境，承載著中國文化精神的中國畫應是一個素養高深的文化人，在長期筆墨修為下的一種情感表達。隨著認識的轉變，劉懷山由此也開始了他在中國文化精神導向下的探索之路。

　　進入上世紀80年代后，中國改革開放全面展開，畫界也迎來了創作最繁榮與活躍的新時期。劉懷山則徜徉于傳統繪畫的探究與學習中，為了扭轉自己形勝于筆、筆勝于墨的積習，他悉心揣摩梁楷、石恪之筆墨意蘊，體會古人作畫之心境以及放筆抒寫之疾緩。他還于黃慎、任伯年的畫中，體會他們用筆寫意之情態神趣，逐漸使自己的人物畫走出了以素描造型為要的繪畫狀態。在山水畫、花鳥畫的探索上，劉懷山更多地吸收了八大山人、石濤的筆意形質，從筆墨本體提高內斂的功夫。他也結合李可染所講之“慢”的道理，體味中國畫筆墨的內涵，體味筆墨作為中國畫的語言形式，所承載的文化精神，它的獨立審美價值，以及內斂與外放、沉實與張狂的種種審美意趣。

　　當上世紀80年代中期，西風東漸，中國畫壇紛擾繁雜、標新獵奇，以趕風潮為時尚的時候，劉懷山卻潛心傳統畫學，以繼承傳統文化精神為畫學之要。所以，他在創作上有了一種堅守，而沒有去追風求異。數十年后，當風潮吹過，畫壇重提“貼近文脈”時，劉懷山這樣的畫家則由于作品純正的東方氣息脫穎而出。

　　劉懷山的畫不僅得傳統畫學精神之正脈，生活積累也是極為扎實的。早在他剛走出院校的青年時期，曾在呼倫貝爾的文化館有過一段工作經歷。那時他常下去采風寫生，曾縱馬廣闊的草原，也曾與粗獷的蒙古漢子豪飲，還曾醉臥于蒙包氈席。面對著無限生機的大漠風光，他將身邊的一切都收于筆下。蒼茫壯闊的邊塞草原，樸實豪爽的蒙古同胞，奔馳的駿馬，云朵般的羊群，蒼鷹與獵犬，都是他表現的對象。由于造型的精準，他畫起來駕輕就熟，往往是在不經意間一揮而就。待筆墨修習二三十年后，他放筆寫來，更是隨心而動，形意兼得，筆墨著處，神趣自生。

　　在劉懷山眾多的作品中，山水、人物、花鳥可說是異彩紛呈。這類作品大多以邊塞的蒙古族風情為主要表現對象，既具有傳統審美意趣，又有新的時代精神。

　　近年來，劉懷山還常作古風高士之圖及先賢名家故事，他們或林泉舒嘯，或竹舍雅集，或獨杖吟詠，或田園撫琴。吾揣其意在寫天人自然之和諧，文化精神之承繼。如其所作詩曰：“追攀愈賞前賢高，轉移多師賴冶陶，古道照人昭日月，吾誰歸歟接風騷。”

　　由精微至疏放，由寫形至寫意，由物象至筆墨，劉懷山在繼承傳統，擴展學養的過程中梳理著自己的繪畫，繼續探求著中國畫的精奧。可以說，青少年的“取資已富，別擇已精”，已奠定了他高標達遠的基礎。劉懷山目前正值壯年，其未來的發展自是不可限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