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明的建構與結構上的整體轉型

——2013年長篇小說現場片段

　　鄉村文明的崩潰和以都市文明為核心的新文明的建構，是當下中國文化形態的基本特征。在這個大變動的過程中，混雜、多樣、豐富和不確定性交織在一起。對于小說創作而言，這一狀況既為作家創作提供了可資選擇的多種可能，同時也帶來了對世事認知的困頓、迷茫和難以穿透的難題。因此，2013年的長篇小說創作，沒有一個整體性可供概括——這仍然是一個沒有主潮的文學時代。但是，這一年名家作品集中出版，不同的路數、不同的經驗和不同的講述方式，在證明中國作家長篇小說講述能力的同時，也逐漸形成了一個邊界清晰的文化共同體。

　　這個文化共同體，是指在同一核心價值觀念的約束和引導下，持有共同的文化記憶、接受大致相同的文化理念、擁有共同的文化精神生活的相對穩定的社會群體。這個群體就是傳統文學寫作的接受者或讀者。這些讀者是不同作家的“粉絲”，他們也是作家講述潛在的傾聽者。2013年長篇小說一個突出的特點，是整體結構上的轉型。或者說，過去以鄉土題材作為主流的創作情況開始發生變化。城市題材近年來在中、短篇領域非常普遍，2013年，逐漸在長篇小說中占有較大的份額。

　　“鄉土文學”的新收獲

　　嚴格地說，賈平凹的《帶燈》、韓少功的《日夜書》，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鄉土文學。它們是以鄉土為背景、表達不同人物情感世界和精神變遷的小說。《帶燈》從一個女鄉鎮干部的視角關照了當下中國社會。通過她與崇拜者的通信，表現了一個鄉村女性的精神和情感世界。小說以真實的人和事為基礎，具有很強的現實感和可讀性。特別是對帶燈形象的塑造，為讀者帶來了新的閱讀經驗。賈平凹對鄉村文明的崩潰深懷感傷，但在感傷中也寄予了他微茫的理想。小說不變的是賈平凹的文人情懷和趣味，“賈氏風格”一目了然。

　　韓少功是當代中國富有思想能力和文體實驗意識的作家之一。他的《日夜書》書寫的是他同代人——幾位50后知青的命運。這應該是一部最具時代氣息的小說。作品的核心是一代人性格、情感及價值觀的沖突。從知青到“后知青”各種不同的人物形象，雖然有共同的生活背景，卻有不同的選擇和命運。但一代人的日日夜夜，都不免荒誕并帶有悲劇意味。因此，這是50后的一曲挽歌。小說敘述上質樸平實，與韓少功以前作品相比，顯然多了親和性。

　　當下中國鄉村的“空心化”以及帶來的諸多問題，在各種資訊里已經耳熟能詳，這是我們正在經歷的現代性后果之一。這個后果還在變化中，它究竟會走向哪里沒有人能夠預期。如果說這個籠而統之的判斷還過于抽象的話，那么，我們在文學作品中聽到了它的回響。凡一平新近出版的長篇小說《上嶺村的謀殺》，就是這樣的作品。作者把一個本來可以宏大敘事的題材，通過謀殺和偵探的方式表達出來，非常有想象力。作家通過通俗文學的形式，表達了一個至關重要的主題：鄉村中國的問題，不僅僅是道德化的問題。人物也不僅僅是用好人或壞人的判斷就可以簡單地說明白的。在一個看似簡單的形式里，包裹著遠要復雜的現實和人性，有著對當下鄉村中國世道人心的深刻表達。

　　新文明視野下的城市生活

　　余華的《第七天》、蘇童的《黃雀記》、陳希我的《移民》等，也不是典型的“城市文學”。但是，這些作品與新文明的興起有直接關系。或者說，沒有多種文明元素集中在當下城市，這些小說是不可能寫就的。如果沒有這個大變動過程中的混雜、多樣、豐富和不確定性交織在一起的現實，這些作品就是無源之水。

　　余華的《第七天》發表后，褒貶不一。這部小說通過一個魂靈的講述，表達了作家對現實的態度。小說中有很多非正常死亡的現象，有很多社會新聞的熱點，與現實保持著切近關系。作家應該關注現實，這是百年中國文學的傳統。但如何面對和書寫現實，也是作家繞不開的共同難題。如果說在其他資訊里可以實現和完成的現實報告，文學就應另辟蹊徑。作家應該堅持其他形式難以或不能完成的方式從事自己的創作。但是余華要寫出“一個國家的疼痛”的初衷并沒有錯。而且他以極端化的方式將一個時代的荒誕呈現出來，也是需要膽識的。

　　蘇童的《黃雀記》，延續了他的香椿樹街的故事。小說情節并不復雜，它講述的是一起上世紀80年代發生的強奸案。保潤的春天、柳生的秋天、白小姐的夏天——三個標題就是小說三個不同的敘事視角。同時，小說的主人公仍然是蘇童鐘情的“小人物”。在三個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物背后，隱含了時代的流變。而小說的主題則是“罪與罰，自我救贖，絕望和希望”。蘇童不變的，是他一貫優雅從容的敘事姿態。

　　陳希我的《移民》寫的是正在進行中的第三次“移民潮”。其中有“偷渡客”、技術移民、投資移民、“官二代”、外逃官員、老板等。小說探究的是這些人為什么要移民。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心態，小說的尖銳就是直面了這樣的心理現實。抑或說，在中國究竟發生了什么？為什么在國內辛辛苦苦賺的錢，卻成了付給別的國家的“買路錢”？

　　須一瓜《白口罩》，以一場“疫情”作為背景，通過“白口罩”這一象征，將社會眾生相、社會風氣、社會流弊和在危機時刻各種人的心理，做了形象而深刻的描摹。異常疫情的出現，首先是人們的自我預防。但是由于信息的不確定，人們心理的恐慌可能比疫情更具危險性：它不僅加劇或放大了疫情的嚴重性，而且也引發了未作宣告的、潛伏已久的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感和責任的缺失浮出水面。而且，每個人在問題面前似乎都可以質問、推諉，而擔當卻成了一種被懸置的不明之物。如此看來，《白口罩》既是一種對社會缺乏信任的揭示，也隱含了作家對人性詢喚的良苦用心。

　　邵麗的《我的生存質量》，酷似一部沉思錄。小說中不同的愛情是不同時代文化和情感生活的寫照，既是一種檢視也是一種比較。只有在比較中才能看清楚自己的愛情和婚姻，也才能看清楚這個時代，這也就是生命追問的“價值”之所在。“我”所經歷的世間之惡并沒有讓“我”充滿仇恨，而是陷入深深的反思，力求自我救贖，這使得小說洋溢著一股中和剛正之氣。

　　不過，2013年最具城市文學意味的，是李蘭妮的《我因思愛成病——狗醫生周樂樂和病人李蘭妮》。2008年，她的《曠野無人》出版之后，在國內刮起了一陣不大不小的“李蘭妮旋風”——這部作品太重要了。但是，它的重要性并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五年之后，她推出的《我因思愛成病》是一部苦難的抑郁病史，是一部艱難的非虛構的精神自傳，當然更是一部用愛作良藥自我療治的試驗記錄。我們完全可以將其看成一個隱喻——那是這個時代共同的病癥。治療這個病癥或走出這樣的困境沒有別的良藥，只能依靠我們自己，讓每個人都擁有發自內心的善與愛，捆綁心靈的繩索才可能解脫。

　　青春、成長和情感演繹

　　紅柯的《喀拉布風暴》，是他西部書寫的一部分。西部生活經驗是紅柯創作的重要資源。他的西部小說大都寫得威武雄壯、氣吞山河。但這部《喀拉布風暴》卻在闊大的西部背景下講述了動人心魄的愛情故事。幾個年輕人在經歷了生命的風暴之后，在愛情的瀚海中找到了心靈的歸宿。

　　當下的青春文學是城市文學的一部分。青春的經歷、成長和情感，大都是在城市的環境中展開的。青年作家王萌萌推出了“志愿者長篇三部曲”，即《大愛無聲》《米九》《愛如晨曦》，分別書寫了支教志愿者、環保志愿者和上海世博會志愿者。比如支教志愿者，他們深入大山深處，在與山村教師和孩子相處的過程中，不僅改變了孩子的心理和精神面貌，也使志愿者自身的心靈發生了重要蛻變。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王萌萌個人經歷和心理經歷的自述。

　　《桃園遺事》一改老羿過去正大、英武的創作路數，而更多地突顯了婉約、悠遠、空靈、恬淡或靜穆的風格。小說以小Y童年或少年的成長為基本線索，以眷戀和懷舊的筆觸書寫了前現代時期岳麓山下的童年生活。其實，任何一個作家的創作本質上都是對童年記憶的書寫。后來的寫作，是成年后的閱歷和經驗照亮了童年生活，激活了童年記憶。閱讀這部小說，似乎又看到了沈從文在《邊城》中對世風世情的描寫，看到了林海音在《城南舊事》中塑造的小英子形象，以及小英子眼中的北京城南生活。在老羿的講述中，童年岳麓山下展現出的是沒有任何虛飾和雕琢的原生態生活，就像是一幅波瀾不驚、風和日麗的長沙日常生活的風俗畫。

　　秋微的《莫失莫忘》的主線是林枝子與許佑倫的四次離散聚合。他們在非典期間相戀，那時的許佑倫在香港還有一份尚未了卻的情緣，但這絲毫不影響兩人情感的建立和發展。但是，這個愛情故事一開始就不是梁山伯與祝英臺、羅密歐與朱麗葉抑或是賈寶玉與林黛玉的愛情悲劇原型，也不是瓊瑤、亦舒一覽無余的通俗愛情故事。當下男女的情愛故事，早已注定與石破天驚無緣。即便是四次聚散離合，也是尋常日子尋常事。因此，即便有十年歷史作為背景，也難以演繹出“革命加戀愛”時代的洶涌波瀾。秋微對這個時代言情小說的語言表述提供了新經驗。

　　李鳳群是一位值得關注的青年作家。2013年她推出的《顫抖》，可以看作是一部心靈史、精神成長史。“顫抖”是生理現象，更是一種精神現象。每個家庭都有它的秘史。一個農民家庭三代同處一室，沒有矛盾是不可能的。但是，這個家庭陰霾密布，從來沒有任何歡樂和愛。一個孩子生活在這樣的環境中，其身心感受可想而知。家庭氣氛一般來說是由女主人掌控的。但主人公的母親卻是一個心靈扭曲、極不和善的女性。家里的許多矛盾都與她有關。小說的另一條線索是“我”與一凡的關系。他若隱若現，面目并不十分清晰。但作為現代青年，他讓主人公看到了另一個世界，像陽光一樣照耀著“我”。在鮮明的對比中，前現代的鄉村中國并不是田園牧歌，那里更像一個無邊的泥淖，誰都會在那里越陷越深；作為現代知識分子的一凡，盡管多有理想化的色彩，但與前現代的昏暗比較起來，總算給人以烏托邦式的指望。

　　這是2013年長篇小說創作現場的一部分。通過這掛一漏萬的閱讀分析，能清楚地看到長篇小說總體結構的變化：鄉土小說的式微和城市文學的興起已經是同構關系。可以預言的是，未來一段時間里，這種狀況不會發生改變。

　　(作者單位：沈陽師范大學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