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劇《趙錦棠》
天津評劇院創作演出
舊戲換作新人立
周漢萍
傳統戲《朱痕記》在歷史上有包括京劇在內的20來個劇種排演過,而經花淑蘭、小白玉霜的演繹,成為評劇的看家戲。《趙錦棠》正是改編自這部戲,從《朱痕記》到《趙錦棠》,劇名的更改顯現出創作者對于創作重心的調整挪移。
《朱痕記》歌頌忠、孝、節、義等傳統美德,批判見利忘義、殘害他人的鄙劣行徑,強調“故事性”、“傳奇性”,作為妻子的趙錦棠僅是故事中的一分子。而新編戲《趙錦棠》讓“妻子”成為舞臺的焦點人物,劇情著意刻畫她對愛情的忠貞、對婆母的孝道、對苦難的堅韌,凸顯了東方女性秀外慧中、忍辱負重的人格力量。“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的反復運用,提升了劇作的現代性,趙錦棠不是封建綱常的盲從者,而是具有真摯感情和獨立見解的女性。舞臺藝術是“角”的藝術,飾演趙錦棠的曾昭娟博采眾長,使唱腔更加符合人物情感發展的需要,表演更加細膩傳神,實現了藝術的跳躍,將趙錦棠的形象鮮活地立了起來。
家庭穩定了,社會才能更和諧。在婚姻家庭中,女性的作用超過了“半邊天”。趙錦棠身上體現的善良、孝道、堅韌,在今天不僅不過時,相反,具有強烈的現實感。
昆劇《紅樓夢》
北方昆曲劇院創作演出
紅樓新夢氍毹篇
王蘊明
北昆版《紅樓夢》的可貴,不僅在于首次用昆曲演繹紅樓故事,更在于主創人員以傳承為前提,以超越為追求,用昆曲神韻傳達小說精神,既傳統地道,又能適應現代觀眾的審美,開創了戲曲舞臺上全景式展示《紅樓夢》的新生面。
全劇遵循原著的文化精神和美學意蘊,在以寶黛愛情為主線的前提下,充分展現了賈府興衰及清代晚期的社會情狀,擴展了劇作的社會歷史容量;在舞臺構思上亦別具一格,比如同臺展現寶玉成親和黛玉之死的場景,以這樣的反差表現寶玉與黛玉的心靈感應和生死相戀,極具感染力。
昆曲古樸清雅的藝術特色在劇中得到了完美呈現。唱腔設計運用古老的昆曲曲牌原腔,原汁原味,音樂舒展清醇、韻味古樸;導演對冷熱悲喜的節奏、分寸把握得當,冷熱相濟,悲喜相因,冷而不酷,熱而不躁,喜而不淫,悲而不慘,舞臺布局疏密相間、簡潔明朗、層次豐富,服裝清新雅麗,成功地傳達出昆曲清寂雅淡的韻味。
該劇新老演員對人物的內在體驗和舞臺體現亦見功力,唱、念、做、舞,典雅而富有生氣,贏得滿堂光彩。
秦腔《花兒聲聲》
寧夏演藝集團秦腔劇院創作演出
高亢纏綿兩相宜
劉 茜
秦腔和花兒盡管都是西北音樂的代表,但它們風格的殊異,決定了要將其放到同一出劇目中,需要作曲家的巧妙編織。秦腔現代戲《花兒聲聲》在這方面的探索是,主要人物在戲劇矛盾激烈或承擔敘事任務時一般都唱秦腔,而在表現情感的線索時都使用更加生活化的花兒。秦腔的高亢、花兒的質樸纏綿,與以“花兒王”為主人公的故事,從形式到內容做到了水乳交融,強化了戲劇主題。
這種獨特的創造,至少產生兩個層面的研究價值。其一,戲曲是一門綜合性很強的藝術,在戲曲中增加花兒的表現,是對戲曲藝術本身的豐富。在這個新劇目里,花兒音樂占據了足夠的分量,呈現出異質又共融的效果,是一種創新。其二,對更好地打響地域文化品牌有啟示。廣泛流行于青海、甘肅、寧夏、新疆等省區的花兒,表現內容雖然豐富,但以情歌為多。如今青年男女談情說愛有各種方式,演唱花兒的情境越來越少,這讓它的傳承面臨困難。而在《花兒聲聲》里,花兒借戲曲得到了另一種舞臺形式的傳承,通過與高亢豪邁、能吼出西北人的魂和膽的秦腔共同演繹,讓觀眾盡情領略了“西北風”的強大感染力。
昆劇《景陽鐘》
上海昆劇團創作演出
歷史深處起悲歌
王評章
《景陽鐘》改編自傳統戲《鐵冠圖》,后者在清末、民國初年、抗戰期間多次演出,成為反抗異族入侵和統治的集體情感表達,但因涉及對崇禎的肯定和對李自成的否定,新中國成立后一直被列為“禁戲”。
《景陽鐘》用辯證唯物史觀,審慎合理地刪除了涉及李自成的部分,對崇禎進行合乎歷史邏輯的復原與深化,客觀表現他的剛愎多疑給國家帶來的災難,增加歷史批判的力量,又謹慎保留他宵衣旰食、勤政廉政的另一面,維持戲的悲情色調,使精美的傳統表演和音樂有所附麗。這就使得同情之中內含了深刻的反思與批判,又不破壞同情賦予藝術形式的魅力。
然而,《景陽鐘》并不到此為止,而是借崇禎之死,寄托明末清初文人士族集體的痛苦與自責。崇禎之死象征了國家、民族毀亡之痛,通過崇禎的孤獨自殺,展示文人士族在亡國之時的“缺席”,以及無可補救之痛。這才是這部悲劇真正的力量,是精美的藝術形式巨大的、不竭的情感、歷史、文化支援。
《景陽鐘》的創作對我們有兩點啟示,一是對傳統戲的整理改編在經過了批判階段、重造階段之后,現在應有更多的文化敬畏和理解;二是藝術形式固然可以作技術的抽離,成為更加符號化的通用語言,但是特定的內容和情感更為根本,永遠具有激活形式的無窮力量。
京劇《將軍道》
沈陽京劇院創作演出
慷慨偉烈將軍道
薛若琳
新編歷史劇《將軍道》是從遙遠的“鐵血先秦”傳來的慷慨之歌。
它以獨特的視角講述了在統一六國中,秦王嬴政和大將王翦錯綜微妙的君臣關系。嬴政,是一統六合的君王;王翦,是縱橫萬里的將軍。他們心中同樣有九州四海,肩上同樣有三山五岳。在劇中,秦王既具“雄心”,又存“疑心”。其雄心是摧枯拉朽的統一之志;其疑心是傾全國兵力盡交王翦,王如反戈一擊,秦則休矣。王翦既有“大道”,又有“小道”。其大道是忠心耿耿為秦王統一大業盡責;其小道是深知秦王會犯猜忌,故而做胸無大志之態,看上去似乎只是為了借出征打仗撈一點田產和宅院的私利罷了,以此法讓秦王放心。從“雄心”和“大道”來講,君臣目標一致;從“疑心”和“小道”來講,君臣各懷心思。以往不同劇種的同類題材,皆批判秦王的疑心太重,同情王翦委屈太多,而《將軍道》站在歷史的高度,客觀公正地評介秦王,肯定他的雄才大略,深刻揭示了在征伐六國錯綜復雜的戰爭中,君臣之間發生的思想碰撞、性格沖突和認知差距。《將軍道》詮釋的“舉重若輕”的智慧、“雖萬人吾往矣”的信念、“泰山崩而色不變”的勇氣以及“敢以只身平天下”的擔當精神,令人感慨萬千、心馳神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