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漓江出版社社長鄭納新
做出版最大的感覺就是忙,從年頭忙到年尾,一年時間瞬息即過,一切恍如昨天。古今中外人們多把這種忙碌視為利益的驅動,其實不完全對。出版的商業價值并不是主要的,作為文明傳承的橋梁——出版其實更多地承擔著傳承文化、流通信息、建設社會的作用。一個真正的出版人,不會總是把頭伸在孔方兄的腰眼里,他往往有更深遠廣闊的關懷。一個人很渺小,一個機構也很渺小,但是文化的事情不小,一本書也不渺小,多少舞榭歌臺都被雨打風吹去,但著作卻可以代代閱讀,千古流傳,啟發感動不同地域的人們。當然這樣的著作也不常見,常見的是各領風騷三五天或者三五年的作品甚至是束之高閣無人問津的作品,這也是文化生產和文化消費的常態。在現實中,我們懷著最高的目標以最大的努力向前看,盡可能出版那些時間久一些、傳播得廣一些的著作,那些對現實對人們真正有意義有幫助的作品。我社這兩年出版的近百種世界文學名著名譯,就是給讀者在翻譯已經遍地草莽的時候一個好的選擇。2013年我們為老一代杰出的翻譯家出版了一套自選集,設計和印制都不錯,不僅有豐富的中外文化文學知識,還有鮮活的翻譯經驗匯聚在那里。我們還編輯了一套諾貝爾文學獎評獎以來的作家傳記、作家自述、中國學者對這些作家作品的經典評論的書,可謂百年世界文學精華盡在其中。讀書界都覺得是些好事情。我社的漓江西學板塊,繼續引進當代西方學者在人文思想領域的重要著作,像福柯、喬姆斯基、維特根斯坦的一些重要論述,都是首次譯介出版,也很得學術界的好評,現在不少學者都來幫我們出主意,選品種,以期能更廣泛地譯介當代世界性的思想文化成果。按照這個速度出下去,很快我們可以做到與西方出版同步,這樣對文化學術界的研究使用可以更便捷一些。
在文學、西學之外,我們正全力打造漓江國學的新品牌。過去很多人以為四書五經就是國學,這很不全面,很表層。國學這個概念雖然是百年前的舶來品,但百年來中國學者卻用它建構了非常完整的中國學問。我覺得在今天有必要把一切有關中國的問題、知識、思想和學問都視為國學的必然內涵,由此建構我們中華民族本位的知識思想體系。我們正在從普及與專業、問題與方法、文獻與學理等不同界面推出系列新的國學讀物和國學著作,來回應時代的需要,來增強我們中國人的文化自覺、文化自信與民族自覺、民族自信。我們這個時代已經不是一個小時代。說小時代,那種感覺是很片面很憤青的。今天的中國已經進入到一個全面復興的時代,民族的個性風格和與外部世界的全面融合兩個方面都是在不斷深入、不斷強化。世界不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有中國參與和中國聲音的世界。中國也不是過去的中國,不是西方體系參照下的中國,而是凝古鑄今自成一格的中國。這個大時代,將會創造千年未有之大格局。文化的工作,在社會建設中的意義更為重大。文化不僅要為經濟建設提供源源不斷的知識動力,而且要成為社會認同、社會凝聚的基礎。所以在知識的建設之外,我們需要講習傳統,研究問題,會通中外,做出大判斷,提出大思考。朝花需新雨,文化待今茲。出版人的時代自覺,我以為主要就在這里。
(本報記者韓曉東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