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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歲末,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社長黃一九來京出差,相約小敘。閑談片刻之后聊到工作,他向記者談到他帶領的團隊近期思考的一個問題——“大數據時代的專業出版”。大數據?大數據與出版有何關系?這個話題當即挑起了記者的好奇心。
從1990年代到今天,湖南科技出版社就因科普、醫衛圖書板塊的杰出表現而在國內出版界占有重要地位,他們出版的“第一推動叢書”堪稱國內科學人文讀物的第一品牌,《醫學臨床三基訓練》則是醫護人員用書中的超級暢銷書。黃一九也因策劃編輯了《九億農民健康教育讀本》、《湖湘名醫典籍精華》等好書而備受贊譽。2003年,黃一九就任湖南科技出版社社長。雖然湖南科技社底子不錯,但畢竟是一家地方社,又沒有中小學教材教輔產品支撐,怎樣能夠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怎樣帶領這個僅有一百多人的團隊取得更大成績,黃一九頗感壓力。在當前這個大數據時代,新技術高速發展,數字出版技術日益成熟,盈利模式越來越清晰,如何既完成好“弘揚科學精神,普及科學知識,傳承優秀文化”這個歷史使命,又完成作為中南傳媒旗下的專業出版機構必須實現的經濟目標,提高員工的生活待遇,讓出版社科學健康、穩步發展,擔子很重。
黃一九告訴記者,近期《中國新聞出版報》將發表該社劉為民撰寫的長文——《大數據時代,專業出版面臨的思考與對策》。該文反映了他們這些年出版工作的思考和實踐的總結。
從1990年代開始,隨著互聯網在中國日益普及,數據爆炸性增長就成了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企業界人士已越來越意識到數據對企業的重要性。正如《紐約時報》2012年2月的一篇專欄中所稱,“大數據”時代已經降臨,在商業、經濟及其他領域中,決策將日益基于數據和分析而作出,而并非基于經驗和直覺。
“出版本身可說是做信息服務,它從上游到下游的整個流程中都處于大數據環境中,出版人必須學會如何適應這一現實。”黃一九說。他認為,“大數據時代的出版”并不僅僅是“大數據的出版”,而是意味著出版的每一環節都應該有對大數據的充分利用,在圖書策劃、編輯、營銷的全過程中,出版人都需要展開視野飛向“云端”,從中獲取各種有用的信息資源,并快速轉變為一種創意,一種產品,一種服務,為作者和讀者提供更加快捷和優質的服務。
比如在策劃環節,需要的是明確為什么出書?為誰出書?怎么出?如果能夠做好充分的數據采集,并對這些數據進行科學分析,選題靈感就會源源不斷閃現。在實踐中,湖南科技社要求編輯應確定長期的出版方向,定好產品線,然后沿著這條線做好相關信息的收集整理,形成能夠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段為自己所用的數據檔案。這些信息包括了國家有關政策和專業領域有關政策、媒體信息、教育界信息、作者譯者信息、同類產品的市場信息等等。傳統出版時代,這些信息固然也受到關注,但遠未達到如今這樣海量的程度。大數據時代對策劃編輯收集、整理和分析數據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又如生產流程的管理。2008年,湖南科技社決策層提出“如期率”考核的概念,通過一系列評估,考慮字數、產品形式、印刷數量等要素,將每個生產環節的理論完成天數推算出來,作為產品如期完工的計劃控制時點,同時控制好產品的出版上市周期,保障產品在最佳時點上市。對于不同類別的產品,上市時間的控制非常重要,比如少兒科普類圖書必須踩準“六一”兒童節、學校寒暑假等關鍵時間點,如果耽誤了周期,產品的銷售肯定受影響。根據這個思路,社改革辦拿出了《如期率考核辦法》,并開始嘗試運行。2013年,為強化此項工作,出版社決策層決定實施流程數據管理,并將數據結果納入新設立的季度獎考核中,并特地成立了數據統計小組。統計小組每周收集整理生產完成情況的數據,形成報表,及時公布,對未完成情況予以警示。這一措施實施之后,編輯發稿速度、出版速度都有不小提升,為保證圖書按時上市、保證經濟效益助力不少。到2013年11月底,開卷監控出版社總體市場排名中,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重新站到前100,這是在2007年因出版暢銷書《世界是平的》排名靠前之后的最好成績。
湖南科技社近年來受到外界關注的一個創新是分類營銷經理、責任營銷經理等出現在崗位序列中。出版社長期以來實行分區域發行,分類營銷經理、責任營銷經理如何區域銷售經理的工作相銜接,分類營銷、責任營銷能夠起到怎樣的獨特作用?黃一九告訴記者,設立這兩個崗位,第一是因為專業圖書市場細分程度較高,專業圖書面對是小眾市場,營銷人員必須對專業圖書內容有充分了解,同時能夠參與各種專業會議進行交流營銷;第二是因為出版社對數據的需求,分類經理要參與相應門類編輯部門的專業內公共資源、政府資源、渠道信息以及同類產品信息的收集整理分析,從而為選題工作提供決策支持。
黃一九告訴記者,湖南科技出版社近年來醫衛、科普等圖書板塊繼續在出版界保有領先地位,生活、經管等板塊則呈良好的上升態勢。在他擔任社長的10年時間內,出版社銷售收入和利潤都有大幅增長,利潤達到了10年前的3倍。
記者認識黃一九社長已有十多年,他一直以來給人的一個印象是總是充滿憂患意識。聊到最后,他又談起他的“憂思”:一是覺得當前一些出版人缺乏文化責任感,出版工作未能在國家和民族的文化建設、道德提升方面盡到最大努力,二是出版人的危機感不強,總覺得這是一個旱澇保收的行業,尤其是一些國有出版企業。而他特別提出“大數據時代的專業出版”這個話題,也是因為深感大數據時代撲面而來,傳統出版必因此而改變。“這是一個值得每一個出版人高度關注的課題,我們愿意把這個課題提出來,與大家一起思考,一起探索。”黃一九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