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越來越明亮：從新時期到新世紀的中國藏族女性小說

　　【提要】從新時期到新世紀的30年，幾代藏族女作家以多姿多彩的小說文本，創造了兼容多種審美文化訴求的民族敘事和性別敘事相融一體的文學傳統，從而建構了藏族女性文學話語自身的獨立品格。本文僅就其中以漢語寫作的代表作家作品為例，對幾個重要發展階段做一簡單的梳理和總結。

　　一般認為，藏民族是一個有強大的抒情傳統的民族，所以，藏族文學領域中詩歌總是獨領風騷，大多數作家的涉足文學不約而同都從詩歌創作起步。但事實上，藏族也是兼具備發達的敘事傳統的，不朽史詩《格薩爾傳》對此做出了有力論證。詩歌是藏民族神性的翅膀，而小說創作卻要求作家必須沉潛于土地和生活深處，特別是當下人們精神生活的深處，敏銳地觸及、關注本民族在一系列的社會進程中所經歷的精神危機和蛻變，關注民族文化精神的再造與重生，回答民族特性在時代中的精神走向的大課題。相對而言，小說創作更能見出作家的社會擔當和責任，檢驗作家感應紛繁復雜的當下生活的能力，以及應具備的心靈生活的廣度和深度。應該說，藏族文學在這方面交出的答卷還是令人滿意的，扎西達娃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寫出了被譽為“藏民族生存的百年孤獨”的《西藏，隱秘的歲月》，以及《系在皮扣繩上的魂》、《躁動的香巴拉》等直面民族現實的小說，阿來在《塵埃落定》獲茅獎之后又有了揭示藏族鄉村的現代性傷痛的長篇巨制《空山》，新世紀以來，次仁羅布等更年輕的一代藏族作家迅速成長，不斷刷新著藏族小說創作的成果。

　　自新時期始，女作家就是藏族作家隊伍中的活躍群體，她們以自己沉潛而穩健的方式匯入藏族文學的整體書寫，取得了眾所矚目的成就。尤其在小說創作領域，她們以噴涌的生命力，以另一種體驗方式與言說方式，建構了獨特的想象空間、思想空間及藝術空間，為當代文學史貢獻了許多具有重要意義的文本。本文僅就其中以漢語寫作的代表作家作品為例，對30年來藏族女性文學小說創作情況做一簡單的梳理和總結。

　　一、80年代：發聲與起跑

　　上世紀80年代初， 益西卓瑪出版了藏族文學史上第一部長篇兒童小說《清晨》，這也是當代藏族文學史上第一部女性創作的長篇小說。同時，她的短篇小說《美與丑》獲全國短篇小說獎。這是藏族女作家在小說界的驚艷亮相，也是藏族女性文學不凡的起跑線，自此之后，藏族女作家成為當代藏族文學發展不容忽視的力量，她們通過自己的寫作實踐，使得幾千年來一直處于沉默失語狀態的藏族女性，不僅發出了自己的聲音，而且逐漸從民族文化傳統巨大幽深的遮蔽處走來，以一種嶄新的姿態改寫藏族女性的歷史，書寫新的時代人生。所以說，作為藏族女性的第一個文學書寫者，益西卓瑪的創作具有超出了具體文本的深遠意義。

　　益西卓瑪在80年代的崛起不是偶然的，她來自誕生過不朽英雄史詩的甘南草原，是一位在青春年代就參加革命的新女性，尋常藏族女子不可企及的革命經歷使她對社會人生具備了一種自覺的深入的認識高度。早在50年代，她就發表紀實散文《山谷里的變化》，電影劇本《在遙遠的牧場上》等作品，表現出了不凡的文學素養。而80年代是至今令人反復慨嘆、懷念不已的文藝的春天，欣欣向榮的黃金年代以其特有的感召力催發了益西卓瑪積淀日久的文學熱情，豐富厚重的人生閱歷使得這種內蘊的創作力找到了自然適宜的出口。益西卓瑪厚積薄發，以嶄新的面貌在風起云涌的新時期文壇上，為藏族女作家贏得了一席之地。她的小說境界宏大高遠，語言抒情細膩，充滿詩情畫意，雖然因為時代的原因，故事建構和敘述話語都沒有刻意突出藏族族別，也沒有過多地糾結于女性性別，但對母族文化的熱愛，使益西卓瑪自然地回歸了本民族的文化并從中汲取營養， 她將藏族語言的活潑絢麗與漢語的純正規范恰到好處地融合在一起，體現出藏、漢兩種文化的濃郁韻味，令人耳目一新。她的故事往往取材于藏地故鄉，人物的民族性格、文化心理和生活環境、民風民情在她的小說中都有生動表現。而作為女性，其特有的纖細的感受，敏婉的情思，毋庸置疑地融會在小說的字里行間，使作品的關注點和表達方式自然地具備了獨特的女性意味和風貌。

　　二、90年代：開拓與壯大

　　如果說，益西卓瑪以及和她同時代的藏族女性寫作者從整體上還是附著于慣常的宏大主流敘事，無力使自己面目清晰地從固有的政治、民族、民俗的文化范式中掙脫、分離出來，那么，到了90年代，隨著西方女性主義思潮在中國本土的傳播、興起，以及中國女性整體的社會地位提高，隨著中國女性文學走向全面繁榮、無限風光的好時段，應運而生的新時期第二代藏族女性作家走進當代讀者的視域時，則完全實現了突破性的改變，呈現出民族文化的多元審美風貌。

　　央珍是這一時期的藏族女小說家中最有影響力的一位，她出生于拉薩，家住八角街，對于拉薩的風土人情，她有自小到大的觀察體驗，對歷史掌故，對生活其間的環境熟稔于心。在母族本土環境中生活成長的這種文化背景，為她將后的西藏題材寫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中學畢業后央珍考到北京大學中文系，這使她和60年代前后出生的大多數少數民族作家一樣，有了接受漢文化規范教育的學院經歷。當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方興未艾，文藝思潮風起云涌，知識界大量翻譯和介紹域外作家作品，在跨語言、跨文化、跨民族的文化交融和碰撞中，她深受各種文藝思潮和哲學思潮的影響，其中自然包括對一般女性寫作發揮了不容低估的作用的西方女性主義的觀點。可以說，學生時代的文化熏陶，這種極為難得的多元文化背景對央珍走上文學寫作道路產生的意義是巨大而深遠的，由此，感性的積淀已上升到理性的自覺，臻于成熟，一個作家有序的寫作準備全然完成。

　　央珍最先受到文壇關注的作品是獲得“第三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獎”的短篇小說《卍字的邊緣》。之后，1994年底，長篇小說《無性別的神》出版，這可謂是西藏文學的重大收獲， 是當代文壇出現的一道亮麗風景，更是藏族女性文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樁盛事。小說一問世，學界文壇都給予了熱烈反響。1997年，《無性別的神》獲得中國作協“第五屆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并被改編為二十集電視連續劇《拉薩往事》。這部22萬字的長篇以獨特的兒童視角和成長主題展開敘述，通過一個小女孩央吉卓瑪的視聽見聞，不僅歷史性地展現了20世紀初、中葉西藏貴族家庭、寺院和噶廈政府的種種變遷，而且勾勒了這個重大時代整個西藏地區風云變幻的社會風貌。作品再現了博大的社會歷史生活，同時又充滿了細膩溫情的心靈描寫，濃厚的藏民族文化內蘊在故事中自然流露，渾然天成，對民族精神的不懈追尋與建構表現得深沉而凝重。

　　《無性別的神》除了獨特深遠的文學價值，更有不可低估的社會歷史學、民俗學意義：它大量牽涉到20世紀初到中葉這一特定階段西藏的社會體制，政治事件，它全面展現了貴族的、莊園的、寺院的生活，從貴族到農奴的衣食住行，到防雹咒師的法事活動，到圣湖觀像，私塾生活，甚至連私塾生活中特有的宗教儀式，學習內容，習字方式，各種紀律規矩，懲罰措施，也都給予了別具一格的描繪。央珍以對一個時代高屋建瓴又細致入微的把握，以她深厚堅實的民族文化生活的積累，使自己的心血之作《無性別的神》這部作品在相當程度上成為表現那一時期西藏社會的百科全書，西藏特色的“清明上河圖”。

　　《無性別的神》全面展現了央珍駕馭長篇小說的能力，正如著名作家馬麗華所說，通過這部作品“央珍已顯示出她寫作重大題材－－‘正劇’－－的趨向。這是一個引人注目的開端。”[1]事實上，這個開端不僅是她個人的，同時也預示著藏族女性文學又一個新的華麗起點。

　　90年代的另一個代表作家是青海的梅卓，她的小說傾力于闡釋魅力無窮的藏族文化，從宗教輪回、生死愛欲的角度描述藏人，表現藏人的命運和精神氣質，尤其是草原女性的心靈、情感、遭際。在她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太陽部落》里，她凄美的文筆穿過現代，扎進了過往歲月的深處，透析了兩代女性的人生，命運，以及從中突現的愛情景致。梅卓對藏族傳統文化對女性人格的塑造有冷靜的揭示，對女性自身的軟弱與無能表現了透徹骨髓的痛惜之情，她痛苦地尋找著女性生命本體與民族延續之間的關聯所在。但總體上，梅卓對藏族女性以及對她們的情感世界的描述是詩意的，浪漫的，理想化的，她贊美女性，張揚愛情。在《太陽部落》以及之后的又一部長篇《月亮營地》里，女性的命運雖各各不同，但相同的是內心的堅忍頑強，敢于愛己所愛，這些非凡動人的草原女性或歌或哭，都有令世俗震撼的力量。梅卓以文采飛揚、酣暢甘冽的作品重溫了那些古老時代的凄美和動人。

　　梅卓擅長回眸歷史，同時，她也直面當下，創作了許多現實題材的小說，短篇《佳姆薩朵黛》就是其中較為重要的作品。它記錄了一位現代藏族女性的一段有關尋求的滄桑經歷。尋求的內容，從表面上看是對所愛之人的選擇取舍，實際上是知識女性成長成熟的艱難的心路歷程，是對生活、對人生的理解覺悟過程，是對潛藏在紛繁變遷生活表象下的某種永恒價值的不懈的追尋。由這些作品可見，梅卓除了一貫的瀟灑飄逸，更有她特有的深沉老道。她是藏族女性文學領域已形成了自己的寫作風格的成熟作家。

　　格央是這個階段初涉文壇的一個70后文學新人，1996年她發表了小說處女作《小鎮故事》，從這部中篇開始，格央就表現出了她清新、樸實、內斂，近似于"寫意"的渾然一體的敘事風格和創作特色：美麗靜謐的小鎮風景，小鎮上尋常人家平平淡淡的喜憂恩怨，時間的流逝中感受著世情落寞的孤單少女。沒有起伏跌宕的情節，沒有驚心動魄的人物，格央總是用優美的文筆把小說處理成純靜、明麗、恬淡的畫面，在敘述描寫一個有頭有尾的完整故事之后，還能留下足夠的空白形成一種平靜、舒張的余韻，回味悠長。

　　格央是獨特的，這不僅表現在其敘事特色，更在于她摒棄了藏族文學中慣常的關于宗教及傳統文化的“民族敘事”的大視角，而立足舊西藏社會的平凡一隅，致力于挖掘和展現沉浮、掙扎于命運之流的普通人的心性和情感，真實而自然地表現了潛藏于民間底層的更為宏闊的世俗生存和凡人凡性，這種遠離宏大敘事的細微卻收獲了某種更本源、更趨于感性真實的深透性，和不事張揚的淳樸之美。可以說，格央植根于人本的生存體驗，深入觸及到了藏族民間世俗人群中的動態的"傳統空間"，她發現了一個更蘊涵豐富、寬厚的"民間西藏"。

　　和大多數女作家一樣，女性和情感主題也是格央的自覺選擇。在長篇小說《讓愛慢慢永恒》，以及一些短篇中，她以鮮明的現代情感和審視角度，營構了不同個性和命運的女性人物，富有深度和力度地揭示出普通藏族女性潛藏不露的內在獨立品質和生存韌性，并對藏族女性歷久沉淀的特定心態和價值觀念，做出了難能可貴的理智的反省。

　　無須一一贅述，這一批藏族女作家取得的成績，和她們對整體的藏族文學的貢獻，都是不容忽視的。她們的小說創作，無論是從敘事內涵、精神品質，還是具體的敘述技巧方面，譬如經驗的應用、視角調換、敘述節奏、語言表達上，都是獨特而優秀的。歷史的機遇使得她們成為開拓了新篇章的弄潮兒，構筑起瑰麗多姿的藏族女性文學世界。

　　三、新千年：堅守與突圍

　　眾所周知，90年代的開始和結束對中國女性文學是有別樣的意味的，因為在此期間，中國女性文學基本上完成了在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引領下的女性敘事，那就是解構父權中心主義文化，擊穿男性社會的神話面具。問題是，解構和顛覆并非女性寫作的終極目標，破壞之后的重建才是亟待面對的，而且往往更為艱難。事實正是如此，所以，新舊世紀交替，越來越進入消費時代的中國女性主義寫作，無法掩蓋繁華表面下的更大的焦慮與困境，太多的女作家無論在創作視閾、敘事方式，還是理性思索本身方面，都無法超越女性一己的自我內心分裂與糾纏。中國女性寫作在高唱戰歌清算了男權文化之后卻無法建構一種雙性協作模式，無法提供更有效的范式，更無法尋找到女性敘事新的的生長點，從而陷進了自身難以掙脫的“瓶頸”。于是，以女性為欲望主體的“性話語”、“欲望敘事”、“私人敘事”及“軀體寫作”泛濫而起，成為試圖突破原有女性敘事的極端的方式。但顯然，這種突圍方式是無效的，極端的“私人化”和“欲望化”傾向不僅不能成為拯救的力量，反而變成新的囚禁女性的牢獄，嚴重弱化了女性文學的力度，降低了女性文學的品格。

　　在中國女性文學走過高潮逐漸陷于疑惑、焦慮和困境時，我們卻欣喜地看到少數民族女性寫作開始了行之有效的敘事轉身：從外部探索轉換成對女性本體的生命與精神的深層叩問，從取材于個人經驗的敘事轉變為基于對民族、文化、歷史、現實等的敘事。少數民族女性文學掙脫了男性中心文化觀照下的社會性話語和“民族寓言”的遮蓋，從最初的附著在主流意識話語到建構起了自己的女性話語，在民族敘事與女性敘事之間，尋找到了自我闡述的可能性，以激越的姿態回應了民族文化的脈動，并凸現了女性自我的身份意識與民族意識，為少數民族文學提供了新的民族與性別相融一體的新視角，也為突圍女性寫作困境提供了新的敘事方式。由此，中國少數民族女性文學走出了更寬闊的創作道路，為中國女性文學的整體創作與研究注入了鮮活的生命力。而以文體分別的話，小說創作尤其出色。

　　發展到此階段，藏族女作家從事小說創作的隊伍較之以往也更見壯大了，新世紀以來，活躍在文壇的除了上面論及的一批作家，更有白瑪娜珍、尼瑪潘多、嚴英秀、白瑪玉珍、白瑪曲珍、永基卓瑪等人，雖然她們的作品還不夠成熟，但卻質地純正，品性優良。針對當下女性寫作中普遍存在的精神貧弱和情感矯飾之不足，尤其是都市女性的欲望寫作，這一批藏族女作家的寫作從某種意義上起到了反撥和正音的作用，她們在當下的物欲紅塵世界中決不放棄地尋覓真正的精神歸宿，這使人依然愿意相信，健康美好的女性文學，是走進人類靈魂深處的最佳途徑，是建構真善美的人文基石的有力脊梁。這一批年輕的女作家以風格迥異的小說創作共同闡釋了堅守與突圍的新千年。

　　白瑪娜珍以長篇小說《拉薩紅塵》和《復活的度母》成名于西藏文壇，她是一位從少年時代就接受現代文明洗禮、起步很早的作家，涉獵廣泛，才華多樣。正因如此，白瑪娜珍具有知識女性特有的強烈而自覺的女性意識。她的小說往往從女性視域出發，對女性的生存困境進行細致的描繪和探討，但她很少緬懷以往，追述古典傳奇，她的故事直指時下，表現高原現代女性在現實生活和精神追求中的困境和突圍，以及最終迷失自我的困頓與無奈。她展露了對女性的痛徹洞見，同時又歌頌了女性對現時態的種種黑暗，對這個塵俗絕望世界的不妥協的精神力量。白瑪娜珍的小說風格斐然，有鮮明的自我印跡。

　　白瑪娜珍對藏族文學的意義在于她立足西藏本土，深層地表現了生活在藏區的現代人在當今急劇轉型的社會中所感受到的復雜思緒，表現了一個接受了現代文明洗禮的藏族女性生命中最真實的喜樂和隱痛，大膽而直露地抒寫呈現了高原女性幽閉的靈魂。她以飽含著生命汁液的文字淋漓盡致地展示了自己內心的困惑、糾結和憂戚，真誠地記錄了自己與時代同步的心路歷程。她強烈的女性意識與深切的民族意識是相互糾結互現的，在女性意識中凸現民族意識，傳達出對藏族文化傳統內涵的獨特感知，展示了藏族人民生命的激情和努力，堅韌和厚重，理性深沉地表達了對民族現代化過程和未來前景的思考。可以說，白瑪娜珍在小說創作領域的發展勢頭是強勁的。

　　《紫青稞》是作家尼瑪潘多在2009年完成出版的長篇小說，自此，西藏文壇上出現了又一個令人振奮的名字，這是藏族女性文學在長篇小說創作上可喜的新收獲。《紫青稞》真實反映了當代西藏農村生活境況的原生態，

　　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外面的世界發生巨大變革，給地處喜馬拉雅山脈附近的偏僻村莊——普村帶來了震動。普村的年輕人懷著激動向往又狐疑不安的心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走出世代居住的大山。小說圍繞著普村寡婦阿媽曲宗及性格迥異的三個女兒達吉、桑吉、邊吉的愛戀情史和成家立業的經歷，講述了社會轉型時期西藏農村的生活與價值觀念的轉變、鄉土社會與城市之間的瓜葛，以及女性在社會轉型過程中的被動、無奈和抗爭。《紫青稞》探尋和思考民族生存的現實，反映藏族女性在現代化進程中所經歷的時代風雨，展現了傳統文化對藏族女性生存的規定與制約，寫出了在歷史嬗變過程中藏族女性的生存狀態及女性主體意識日益加強的過程，是一部充滿歷史厚重感和鮮明女性意識的優秀之作。尼瑪潘多是一位視界遠大、胸懷歷史責任感和民族使命感的作家，她看到了現代文明對西藏鄉村社會的沖擊，感受到了傳統習俗對世俗人生的禁錮，并由此反思民族傳統文化的魅力及弊端，寫出了社會嬗變過程中必然帶來的精神情感的變化，并以對普村、森格村、嘎東縣城及拉薩生活的描寫，呈現了從農村到城市的世俗社會生活畫卷，描寫廣闊大氣。

　　《紫青棵》一書恰似這個標志性的名字：“紫青棵”，充滿了濃郁獨特的民族文化和地域特色，有關宗教，血統、儀式、宿命的觀念，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獨特的思維方式和民族心理結構在作品中都有真實的表現。日常起居，婚喪嫁娶，節日慶典，春播秋收，拜神驅鬼，古老淳樸的風貌，四季運轉的風俗，別出心裁的道德倫理法則，處處透露出民族文化的濃重浸染，散發著生活的活力和質感。作為西藏本土作家，尼瑪潘多在《紫青稞》中表現出來的語言風格也有鮮明的藏族特色，質樸，率真，不刻意，不雕琢，藏族諺語俗話的引用原汁原味，平淡樸素中蘊含著民間蒼涼雋永的生命感悟。

　　嚴英秀是益西卓瑪之后又一個甘肅甘南籍作家，她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以“菂兒”為筆名發表詩歌散文，近年專注于小說創作和文學評論，出版中短篇小說集《紙飛機》。她的作品擅長表現現代職業女性生存和生命的真實境遇，但又不囿于單一狹小的女性視角，不止于以愛情寫女性的生存與生命，而是以此為切入點表現一代人的成長與疼痛，抗爭與堅守，深入地反映1990年代以來的社會的變遷：“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

　　嚴英秀小說創作的鮮明特色在于，作為一個藏族作家，她較少直接取材于藏地藏人生活，而是把更大的關注點投注到了廣大的都市人群中，表現對當下中國的普遍現實的介入和思考。同時，她的創作從根本上滲透著藏族文化給予的慈悲善良、純凈美好，愛和信仰使飛揚的理想主義充滿了傷感、浪漫而又執著的悲憫情懷，正如有論者所說：“作為一個藏族作家，嚴英秀一方面以寫現代女性的感情世界，來思考和揭示現代人的情感世界和共通人性，另一方面以源于她的藏族文化血統的文化立場，堅守著對愛與美的探尋。這種寫法既傳統又現代，是嚴英秀面對少數民族文學的民族性與現代性的課題時，以對本民族文化樸素真摯的熱愛之情為出發點，投身于當下的生活洪流，深切地感受民族文化在現代化進程中的變異和生長，創造出既具有獨特的民族意味和表達、又能融入現代性主流文學格局的作品的努力。嚴英秀以創作實踐對少數民族文學如何處理民族性與現代性做出的嘗試，所體現出的少數民族文學新的面貌，對重新認識少數民族文學的發展和格局具有重要價值。”[2]，被認為是“體現了當代少數民族文學的多樣性。”[3]

　　白瑪玉珍、亮炯·郎薩、永基卓瑪等人近年來也寫出了重要的小說文本，她們的創作極富藏族文化的本土特色，都是值得期待的作家。除以上作家，新世紀以來，在小說領域還涌現了許多更年輕有朝氣活力的新人新作。

　　綜上所述，藏族女性小說在30年的發展中從單一走向多元，從平面走向立體，從區域走向全方位，已形成了一支整齊有力的隊伍，前有先輩，后有新秀。寫作目標和主題也得到了內在轉換，由宏大主題走向對人的內心世界的關注，執著于尋求精神個性的發展，民族敘事兼容了多種審美文化訴求，使得藏族女性文學摒棄了少數民族文學一直以來的風情展示和神性想象的單一空間，呈現出多種文學景觀共存的優勢。眾多風格鮮明的女作家以以女性獨到的包容、通達和敏銳，以更為豐富和柔韌的民族精神，進行著個人與時代，心靈與現實之間的對話。民族文化傳統的凝重滄桑和所處地域特有的宏闊、悲慨、浪漫，賦予她們的寫作以大氣、剛健的美學風貌和奇異、神性的藝術氣質，她們融內在細膩與外在闊達于一體，以極富痛感的心靈的文字創造著屬于自己的文學傳統，實現女性身份和民族身份的雙重身份體認，從而建構了藏族女性文學話語自身的獨立品格。

　　從新時期到新世紀，經過30多年不懈的探索和耕耘，幾代藏族女作家留下了多姿多彩的文學印跡，所取得的成就為中國文學界高度評價，廣泛認可。她們以小說的方式，完成了使藏族女性從歷史的幽暗處，從文化的邊緣處一路走來，“從此越來越明亮”。但無可諱言的是，現有的收獲不能遮蔽存在的不足，藏族女性小說創作遠未抵達豐殷、堅實、輕飏的藝術境界。要真正改變自己雙重邊緣的身份，必得以更誠實堅韌的勞動，以鳳凰涅槃般的精神華麗重生。任重而道遠，期待優秀的藏族女作家們掙脫羈絆，重新出發，在中國小說史上留下屬于自己的輝煌篇章。

　　(此文系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項目“近30年中國少數民族女性文學專題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批準號11YJA751082)

　　參考文獻：

　　1·任一鳴《中國當代女性文學簡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
　　2·李鴻然《中國當代少數民族文學史論》，云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
　　3·馬麗華《雪域文化與西藏文學》，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李佳俊《當代藏族文學的文化走向》，《中國藏學》2006年第4期。
　　5·尼瑪扎西《浮面歌吟——關于當代西藏文學生存與發展的一些斷想》《西藏文學》1999年第2期。
　　6·葉淑媛《愛與美的探尋：論嚴英秀小說的現代女性書寫》，《民族文學研究》2012年第4期。
　　7·朱霞《當代藏族女性漢語文學淺論》，《民族文學》2010年第7期。
　　8·徐琴《淺論西藏當代漢語小說的發展》，2012年4月9日，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作者簡介：嚴英秀，女，藏族，甘肅省舟曲縣人。曾以 “菂兒”為筆名發表詩歌散文百余篇，近年來主要從事文學評論和小說創作。在《文藝爭鳴》、《文學自由談》、《南方文壇》、《揚子江評論》、《當代文壇》、《名作欣賞》、《蘭州大學學報》、《民族文學研究》、《中國藏學》等刊物上發表評論、學術論文近40萬字，在《中國作家》、《青年文學》、《民族文學》、《長城》、《黃河》、《西湖》、《文學界》、《山西文學》、《飛天》等刊物上發表多部小說，出版中短篇小說集《紙飛機》，作品曾被《小說選刊》、《小說月報》等刊多次轉載，獲過“甘肅省社科成果獎”、“甘肅省敦煌文藝獎”等獎項。現為蘭州文理學院人文學院教授，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會員，甘肅省作家協會理事。      

　　[1]馬麗華《雪域文化與西藏文學》，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葉淑媛《愛與美的探尋：論嚴英秀小說的現代女性書寫》，《民族文學研究》2012年第4期。
　　[3]葉梅：《她的家鄉在甘南》，見《文藝報》2011年11月9日；“藏族中青年作家作品研討會”，見中國作家網，2012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