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緣力量與民間精神

——以《獨立》詩叢第15卷為例論少數民族現代詩的藝術特質

　　在漢族詩歌占據主流地位的當代詩壇，少數民族詩歌一直以“他者”的形象出現，但細究其內部構成與外在形態，少數民族現代詩又有著漢族詩歌所難以呈現的藝術特點，這與詩人們長久以來濡染的文化習俗和居住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2009年12月，由著名詩人發星主編的大型民刊《獨立》推出第15卷，該刊輯錄了活躍于當下詩壇的數十位包括藏族、彝族、回族和臺灣原住民族等在內的少數民族詩人新作，因其鮮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特征，在詩歌界引起了強烈反響，被譽為“向中國詩壇發出來自邊緣黑色群山的力量”。本文試以《獨立》詩叢第15卷為例，探析少數民族現代詩的藝術特質。

　　一、詩歌意象的自然特征

　　少數民族詩人們普遍出生于邊緣地界，多居住在深林峽谷、大漠戈壁或草原綠海，他們與自然為伍，在自然的懷抱中尋求生存的基點，尋找生活的樂趣，自然成了詩歌表現的最宏大主題。在寫作中，多選擇生活中常見的自然物象作為舒展審美想象的客體，將涌動的思潮、奔流的情感寄托在與本民族生產生活息息相關的物象上，形成了最核心的詩歌意象。如藏族詩歌中的雪山、廟宇和草原，彝族詩歌中的山鷹與火把，回族詩歌中的清真寺和新月等。通過對這些詩歌意象的準確解讀，可以深度觸摸詩人們豐富的內心世界。回族單永珍的組詩《河西河西》，以疏密相間的線條勾勒出大漠戈壁蒼涼曠遠的氣勢，無論是極目遠眺長城垛口，遙想烽火狼煙，還是凝視飛天壁畫，追尋遠古文明，都可觸碰到歷史的鼻息。在他筆下，民間的蓬勃精神，邊地的洪荒歲月，一草一木皆含情，萬物生靈通人性的極致性書寫，展現了一個遠離漢文化沖撞而處于邊緣地帶，卻又有著豐盛自足的審美空間的西域。同樣寫西域，馬占祥卻力求掙脫宏大敘事的規約，將目光投向日常生活情態中的生存圖景，其詩歌更多側重于表現邊遠小城密實的生活細節，在販夫走卒、引車賣漿者平凡的勞作中，凸顯西部人對生命的渴望和熱愛。

　　彝族發星的長詩《大涼山人文志》，以獨具只眼的描寫，為大涼山的人文景象作傳，僅寥寥數筆，就精微、準確地將所寫對象刻畫得形象可感。他寫鄉土物象：“情人的眼淚浸泡一個曠古的傳說/秋色的水液中打撈夏天那只落在湖底的黑鞋”(《馬湖茶》)，寫民俗風情：“心靈中奔突的神鳥/需要在山林上空自由地狂飛”(《賽歌節》)，“雨使山裙上枯干的圖案響出溪水/進而花骨被喚醒/在靜夜里撐出裙之鮮嫩”(《山裙》)，寫大涼山的民族與遠古文化：“唯一存世的遠古母系部落遺血/男人在這里只是播種之具與忠實的仆人”(《摩梭族人》)，“揭開鬼域的面紗/那里有一根巨大的男陽/驅趕著南詔國的佛徒們”(《博什瓦黑(鬼地)巖畫》)。刻工精準，筆力雄健，以奇妙的比喻和想象將大涼山的風物、風俗、風情解析備至，讓人透過表象直視其內在核心。

　　土族阿霞的《青海組詩》，以悲情的筆觸解析隱忍的宗教意識，發掘以陶為代表的源遠流長的民間文化，在實地探訪搖曳多姿的民族風情和悲愴歷史過程中，將邊地的苦難與溫情，傳奇與史詩密切結合，讓青海俊秀的山川、厚重的文化走進讀者的心中。普米族戈戎玭措的長詩《赭色高原：一種秋天對于靈魂的延續》，以飽滿的情感，絢爛的語言，奇崛的比喻，將普米族與天抗爭的奮然，生生不息的銳氣，靈魂不滅的超脫，通過一個秋天的視野透視出來，在對生靈進行的神性書寫中，讓人觸摸到這個民族在高原腹地的靜謐生活和豐富的靈魂世界。此外，藏族桑丹的《天堂之河》和《沉寂之潮》，以女性詩人特有的細膩感覺，在對河流的默然靜視中，感悟著身體與自然的對應關系，由身體滋生的想象，敏感、真實，深具穿透力。同是藏族的王小忠，在季節的變遷中感受歲月的輪回，其詩歌更多通過描畫日常化的生活場景，表現內心的淡然與恬靜，超拔之心境躍然紙上。

　　二、詩歌精神的大地品質

　　少數民族詩人們先天艱難的生存環境和靠天吃飯、土里刨食的頑強求生狀態，決定了他們在心理意識的深層與土地之間有著牽扯不斷的血脈關系，對土地有一種與生俱來的敬畏心理。這份血緣性質的依戀，使得無論是固守家園的深情吟唱者，還是輾轉他鄉悵惋歌哭的游子，對土地的傾訴已成為詩歌創作的永恒母題。在梳理故土情思和追憶逝水年華中，家園意象被層層濃縮為一個具象化的小山村，又分級擴大到與本民族文化特性相關的區域，反映出民族詩人們深厚的根性品質。劉雨峰的《撫摸故鄉的苦蕎》選擇苦蕎為敘述的視點，因為“苦蕎”牽系著一個家庭，甚至一個村莊生存的全部希望，在寒來暑往的季節輪回中，日子因為有它而簡單、純粹。那微微的枯澀一旦浸入童年的脈絡，便一生緊緊地在體內扎根，成為人生咀嚼不盡的味道。彝族阿諾阿布的《烏蒙山》，在“一個男人年輕的時候離開”中感悟年華的消逝，悵想昔日的年少輕狂，故鄉的含義在心底沉重而真實，游子的戀歌唱得低徊而深情。卑南族董恕明的《童年》將往昔的記憶珍藏于心中，在與時光的拉鋸戰中，那些點滴的歡樂凝聚成戰勝似水流年的有力武器，抵拒了遺忘的來臨。水族湄子在花開花謝間，看到了歲月如水在指尖流走，季節的律動使曾經的青春漸不可尋，感傷情緒縈于筆端，詩歌溢出心靈的溫婉和哀顫。而藏族花盛的詩歌和雪山魂的《秋草》、《魯沙爾鎮的夜晚》，表現出詩人固守山坡的堅勁和藏族人虔誠的信仰，寄托了遠離塵囂、固守村莊的愿望，表達出故土難尋的悵然。

　　詩歌精神的主題之一是對“母親”意象的謳歌，對純潔愛情的禮贊。“母親”和“戀人”是激發他們創造的心理誘因，促使他們在人生的旅途中既堅定前行的腳步，又忍不住頻頻回首，遙望倚窗遠眺的身影。藏族剛杰•索木東的《站在你的白發里，阿媽》，寫出阿媽的飄飄白發和蒼老目光是游子一生最敬畏的圖騰，心中的白發和目光，指引著詩人去尋找善良和邁出人生的堅實腳步，在母親的“淚泉”里，兒子永遠走不出故鄉的牽挽。扎西才讓躺在愛情的夢里，回味與少女卓瑪相識相戀的往事，即使遠在他鄉的路上，只要有格桑花開，就找到了“一生的故鄉”。在他筆下，日和月是故鄉的乳房，蒼穹大地是故鄉“神秘而溫熱的子宮”，這些與母體相關的意象在詩中反復出現，使得故鄉寬厚、沉實、溫暖，讓他在某個行走的夜晚，會“突然回想起/少年遠行時的模樣/禁不住兩滴淚珠打濕衣裳”。(《格桑盛開的村莊》)藏族白瑪娜珍在追憶逝去的愛情時幾欲迷失，但生活的倫理抑制了內心的躁動，最終“發乎情，止乎禮儀”，明白了過去的往事即使再美妙，也將如同“被同一條路分開”的“兩行白楊”，是一段“不再重復的經歷”。(《流逝的季節》)

　　三、詩歌藝術的民族特性

　　少數民族詩人陣營龐大，因族別的不同，詩歌的文化指向、精神特征、藝術個性，甚至表現手法也是精彩紛呈，各有千秋，他們中的極大多數人都接受過現代文化的教育，有較高的文化修養。但詳細解讀其詩歌，不難發現其內部有著高度的藝術同一性，即其中表現出來的強烈的民族自尊和鮮明的民族意識。幾乎所有的民族詩人都不會刻意掩藏自己的民族標示，無論是思維、視角，抑或語言，都可看出來自民族傳統與現代教育之間的雙重印跡。

　　彝族普馳達嶺以虔誠敬畏的心態進入民族精神文化的深處，在靈魂根系的底部，尋找民族變遷的足跡，詩歌散發著濃重的鄉野心緒。對本民族精神之根的追憶是他從事現代性學術研究的永恒動力，詩歌彌散著豐富的圖騰幻象，充滿了深厚的彝族文化內蘊，夾以極具先鋒性的表述技巧，體現了傳統性與現代性的融合。阿索拉毅是年輕一代中優秀的彝族詩人，他的《諾蘇列國略傳》，以逼近歷史細節的追述，提取出古國極具代表性的核心精神，如南詔國的“強悍”，大理國的“愛情韻味”，夜郎國的“無知”，古滇國的“智慧”，三星堆王國的“貴族氣質”，白狼國的“樂典”等。簡明的標簽后面，充斥的是一段或漫長或短暫的風雨之路，充滿著天崩地坼、風云變幻和茹毛飲血，其間不但有開拓者篳路藍縷的艱辛，執政者勵精圖治的奮進，也有古國沉淪消失的悲壯和蒼涼。詩歌讓歷史的氣流涌進每一個諾蘇子孫的血脈，烙上了鮮明的民族心理的印痕。彝族魯娟的詩歌充滿神巫的夢幻語言，言語表面萌動著隱秘的身體欲望，她以女性詩人特有的尖銳，潛入民族心理深處進行揭秘式寫作，以女性角色、民族詩人的雙重眼光打量世界，營造出深邃迷離的詩歌意境，內在精神指向了更為高遠的境地。作為優秀的“80后”彝族女詩人，魯娟把自己的衣袍之鄉當作精神磨礪的血地，返回傳統中吮吸母族的汁液，內傾式的寫作將為她的詩歌飛翔蓄滿騰空的力量。而更為年輕的彝族詩人沙也、吉爾色爾、吉洛打則和羌族詩人羌人六等，雖然接受了現代性的文化教育，但詩歌中的母語元素依然光鮮，他們并沒有虛化傳統，而是力求打通母族文化與現代文明之間的通道，讓詩歌寫作獲得更強的精神穿透力。彝族阿蘇越爾的詩歌簡潔、干凈，構思巧妙，語言精準，《這些年，想你》：“從心頭打馬揚鞭/轆轆而過/草叢中驚飛一只只云雀/不經意間喚起的回憶撲滿天空/就像久違的詩行迎面走來”。彝族吉日莫鐵《一只戰敗的豹子》：“經過一場激烈的衛冕之戰后/傷痕累累地/它離開了故地/沿著一條以前的戰敗者的路/走去/而路的盡頭---墳場/卻遠遠地閉起了門/于是它選擇了一塊大巖石/狠狠地撞了上去”——何等的驚心動魄，與其屈辱地活著，不如尊嚴地死去，姓氏“吉日”是“離群之豹”的意思，隱喻了這個家族強健的體魄和精神。藏族卓倉•果羌的詩歌幾乎全是民族的元素：“我的骨骼鐫刻著祖輩的遺訓/我的血管流淌著馬蹄的聲音/我的雙眼盛滿芬芳的青稞酒/我的身上遍開迷人的格桑花”而且“我的左肩是蒼鷹/我的右肩是牦牛/我的身軀是佛龕下那盞永不熄滅的長明燈。”民族意識深深地嵌入了靈魂深處。這幾位詩人的寫作，都體現出極為鮮明的民族特征。

　　語言是文明的載體，是辨別民族與身份的標示，孫謙以一個穆斯林的赤誠，在本民族語言的內部打撈起一串串華麗典雅、光彩奪目的言語詞匯，認真辨析其內部的結構特征和意義指向。《穆斯林詞》彰顯出這個崇尚知識的古老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以及在今天仍具有的旺盛的文化創造活力。泰雅族瓦利斯•諾干的《關于泰雅》，以一個嬰兒的出生和命名為線索，展現出泰雅族諸多講究的文化風俗，就文化人類學意義而言，具有不可復制的獨特性。彝族嘎足斯馬的詩歌充滿著對母語文化被忽視和遺忘的痛苦，他對母族的情感寄托于一襲彝族的百褶裙(《百褶裙》)，寄托于一聲親切的“阿媽”(《阿媽》)，甚至寄托于自己的一個彝名(《一個彝名的重要》)，因為這些烙著民族標示的物象，不致讓自己在日趨民族大一同的社會中迷失了身份。因此，當他與年老的畢摩進行徹夜長談后，他深深嘆息一個古老民族的文化已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被剝離的命運，其間的悵惘與哀傷，足以讓每一個民族的歌者去體味。排灣族莫那能以殘缺的身體寫出人類最健康的思想，失明的雙目透視的卻是一個充滿光明和溫暖的世界，他的《恢復我們的姓名》，把民族的自尊與自重濃縮于一個具體的名字——這平凡的要求既隱含著無可奈何的凄涼，又洋溢著強烈的民族自信。

　　四、詩歌想象的神性思維

　　人類在很長一段歷史時期處于刀耕火種的狀態，與生俱來就要學會向天抗爭，與自然搏斗，方可求得一線生機。自然環境的嚴酷使得他們更多將理想訴求于虛幻的彼岸世界，在對天堂、地獄的想象性書寫中，詩歌沿著形而上的路子，超越肉體凡胎的束縛，一直抵達靈魂的核心。在宗教信仰的天空，詩人安置焦灼破碎的靈魂，構筑起生命之源的烏托邦。民族詩人對外界最初的文化認知來自于根深蒂固的心理濡染，如藏族的朝圣、轉經，彝族的畢摩祭祀，回族的持齋等，禁忌繁多而神性突出，宗教的因子滲透進每一個角落，在理想的王國甚至人神合一。這些儀式、行為的神秘性及其衍生出的文化精神，成了他們有別于其他民族而不可再生的寫作資源。彝族柏葉的《我行走在火把節的夜色中》，寫出火把節蓬勃燃燒的火把和喧騰的人群，讓詩人迷失了回家的路，在他筆下，彝人將生命的激情盡興釋放，匯成歌與舞的海洋。《在大西山聽彝族老人講傳說故事》一詩顯示，彝族人把對祖先的想象凝聚成了史詩和傳奇，他們從生至死，始終與傳說為伴，尤其是創世史詩，在數千年的民族繁衍中，已漸漸演變為萬物有靈的崇拜意蘊。無論是自然實景對想象的激發(《凝固在巖壁上的夢想》)，還是后天的啟蒙與教育(《懷念老貝瑪》)，彝族人都能在現實中找尋到神靈的影子，親切體貼，可觸可感。

　　藏族才旺瑙乳的詩歌溢滿了強烈的宗教意識，那種不惜奉獻肉體生命，也要“附著在巖石上/泥土不停地將我吸納/喂飽蒼生”，以求得精神重生的犧牲精神，顯示出超拔、堅韌的力量。(《七朵蓮花盛開》)藏族人把瑣碎庸常的生活提煉成了哲學，思維常在人世與天國之間漫游，在人神共居的藏區，人與神常常不期而遇，每行走一步都可能會碰上神靈游走的影子，甚至在某一時刻，你無法判斷自己究竟屬于哪層世界。(茨仁唯色《化身》)在與大自然的對唔中，詩人會驟然生出個體渺小的卑微感，面對自然的饋贈，又怎能不流下感激的淚水？(旺秀才丹《仰望貢唐倉》)此外，維子•蘇努東主的《西藏一半在天上一半在人間》，寫出了靈魂與肉身的糾纏。藏族王志國的《贊美》表達了堅韌的信仰，《在格爾登寺》則為自己無法融入先民的信仰而憂傷，在《那是我向神下跪的地方》中，神靈賜福的故鄉，讓詩人為之匍匐和膜拜，《月亮，我最遠的親人》，詩人把月亮比作親人“跋山涉水，趕來愛我”，比作“母親頭上，那一根被歲月磨亮的銀簪”“閃著微涼的光/千里迢迢從故鄉趕來/照我”。這種深厚的宗教情結和家園意識，沒有對故土的切膚感懷是無法體會的。同樣，藏族瘦水的《腳印》，也為自己無法融入宗教氛圍而感到恐慌，如同離群的大雁，有一種被隔離和拋棄的失落感。藏族云丹嘉措的《給水葬的知己》，還原了藏族人水葬的場景，在他心中，“知己”會在“某個晚上”，“學著祖先的模樣/像魚一樣/濕漉漉地爬上岸來/敲開我緊閉的房門/找我渴酒”。常人不可思議的景象被詩人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如同與一位即將遠行的老友話別，寄寓了藏族人靈魂不滅的信仰。

　　五、詩歌理性的思想批判

　　少數民族詩人身具民族歌者和智者的雙重角色，他們一方面傾情歌頌聚居地秀美的山河與絢麗的文化，一方面又對本民族愚昧落后的生存世相發出痛苦的疾呼，以一個在場者的敏銳直覺，對社會文化生態做出深刻思考與理性批判。彝族阿庫烏霧的詩歌以散章的形式對社會物象進行解析，冷靜尖銳的理性批判后面，涌動著智者的激情。土家族阿飛的《哭牛》設置了“牛”與“我”對話的場景，通過“牛”的敘述，讓我明白“把生活嚼出味道來”的哲理，戲謔的語言暗含著生活的本質。土家族毛于貴的長詩《浮想石頭》，在對石頭的默然凝視中寄托綿綿的情思，延展著關于歷史、文化和哲學的審美想象，從一方頑石中，掂量出了整個世界的重量。回族安然的《阿依娜》表達了對離開家園到浮華世界尋求生存的突厥女孩的深深惋惜。王懷凌的《另一些鳥兒》則以籠中鳥與林中鳥的不同命運，隱喻了因選擇的差異而決定了在世界上存在價值的區別，有較強的哲理。

　　彝族阿卓務林的《龁》：“一名乞丐匍匐而前/一輛轎車戛然而止/在鋼筋混凝土/提升的城市上空/夕陽紅了幾秒鐘/旋即又被鷹翅遮蓋。”——這是一幅慘痛的圖景，在滋生著專制、齷齪和黑暗的社會，即使夕陽已滲出鮮血的汁液，也將被“鷹翅”旋即覆蓋，遮住了生命的顫栗與呼號。他的《殤者》，寫出卑賤求生的底層人注定不能融入以文明號稱的現代社會，而其實在“閑散的云”所屏蔽的背后，還有多少不為人知的垂死掙扎。阿卓務林的詩歌有一種讓人疼痛的力量，他以個體心靈燭照世相紛繁，冷眼觀世的背后，是對世界更深的悲憫和體恤。彝族黑惹烏基嫫的詩歌在常人心靈難以觸及的地方，獨出機杼，別具一格，在光艷十足的禮儀女子身上，她看到的不是人人贊美的靚麗，而是艷麗裝飾背后人性的壓抑與怪異，認為衣著光鮮的彝女“好比畫框里禁錮的芭比/釘在歷史的墻上/成為/美艷的犧牲品”(《彝女》)。同時，在“驚艷四座”的牛頭漆器背后，她想到的是器物“因為空洞的眼眶/再也流不出思念的淚水/而黯然神傷”(《牛頭漆器》)她專注的目光透過浮華的擺設，抵達人性的核心。藏族王志國的《大姐》，則是用一連串冰冷的數字，勾勒了“大姐”比數字更冷酷的人生遭遇：14歲輟學，15歲離家拜師，17歲謝師，20歲初戀，22歲失戀，25歲結婚，36歲離婚。在冷漠的數字背后，承受的是家庭暴力的殘忍、母子離別的痛楚和不為人知的向隅而泣。在“大姐”人生的絢麗年華，遭受的苦難足以壓垮一個正常人的全部意志，可這個“始終不向命運低頭，不向生活認錯的女子”，卻在“返回出租屋的路上/遭遇了車禍，而肇事車輛不知所蹤……”詩人冷靜的敘述抑制不住內心的沉重，撕開社會與生活的面紗，袒露出其猙獰的一面。

　　少數民族現代詩是中國詩歌方陣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詩人們獨特的思維、敏銳的觸角，呈示了一塊異質存在的詩歌世界，在題材拓展、意境營造和詩藝表現等方面，為現代詩藝術的發展作出了積極貢獻。在當今文化交流頻繁、文化競爭激烈、文化滲透更加深入的趨勢下，挖掘和張揚少數民族現代詩的藝術特質，對于保持民族的自尊與自信，留存本民族的文化記憶有著重要的意義。

　　作者簡介：楊榮昌，男，1982年7月出生，云南武定人，楚雄師范學院中文系教師。第七屆全國青創會代表，楚雄州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楚雄師范學院《彝詩鑒》副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