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文藝思想及其當代意義

　　毛澤東是20世紀偉大的革命家、理論家和詩人。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發展中，毛澤東文藝思想占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它是毛澤東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及其文藝理論，總結中國文藝實踐的產物，是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發展做出劃時代貢獻的革命文藝指南。它所具有的真理性的意義，將會在我國和世界文藝史上永放光輝。

　　當然，這樣說，并不等于認為毛澤東的理論思想，包括他的文藝思想句句是真理。歷史上的任何偉大人物，都總有自己的歷史認識的局限，也不可能不犯錯誤。毫無疑問，毛澤東在其一生的革命實踐中，也有過理論的嚴重失誤。例如關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的理論，關于社會主義時期以階級斗爭為綱和文化大革命的理論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我們必須結合歷史實踐去區分真理與謬誤。對于毛澤東思想包括其文藝思想，自然也應如是。

　　毛澤東文藝思想誕生于中國歷史的偉大轉折的年代，也即中國從民主主義革命轉向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時代。這是中國人民從備受列強欺凌和侮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到擺脫列強的壓迫和剝削，使中國人民站立起來，進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翻天覆地的時代。舊秩序被埋葬，新秩序被建立，是這個時代的歷史性特征。歷史巨大而深刻的變動，并沒有現成的指針。中國的革命家們必須借鑒世界各國的先進理論，并在自己的實踐中，去摸索和尋找正確的途徑，從中產生自己的反映客觀規律的理論。從五四新文化運動興起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中國共產黨人就十分重視建構自己的切合中國國情的革命理論，包括文藝方面的理論。當時就提出“平民文藝”的主張，提出文藝領導權的問題。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論爭中，還提出了文藝家應該到工農兵中去的呼吁。左翼文藝的蓬勃發展中，還提出馬克思主義對于左翼文藝指導的必要性，提出文藝為革命服務以及文藝的大眾化民族化等問題。到30年代末，不僅革命文藝在蘇區、白區和后來的人民抗日根據地均有蓬勃的發展，也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的許多寶貴的經驗。1939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總結新文藝偉大成就時指出，“二十年來，這個文化新軍的鋒芒所向，從思想到形式(文字等)，無不起極大的革命。其聲勢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簡直是所向無敵的。其動員之廣大，超過中國任何歷史時代。而魯迅，就是這個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新民主主義論》關于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的理論原則，實際上也適用于新文藝的建設。在延安時期，毛澤東相當系統地閱讀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許多論著，并有時間去深入思考中國革命的廣泛經驗與教訓。他撰寫了從政治、軍事到文化等多方面的理論著作，包括《實踐論》《矛盾論》這樣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著作。他還閱讀了《魯迅全集》。那時，大批文化人，包括文藝工作者來到延安，他們在推動人民根據地的革命文藝的發展過程中，也遇到和產生許多新的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毛澤東曾做過許多調查研究，找許多作家、藝術家和理論工作者談過話。他的具有重大影響的文藝理論著作《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就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問世的。正由于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修養和密切聯系實際的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使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相當集中地體現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精華。這篇講話，雖然著重談的是文藝為什么人和怎樣為的問題，卻涉及文藝的多方面規律的認識。如涉及文藝本質規律的文藝的觀念形態性、審美創造性、社會功能性，文藝外部和內部規律的文藝與人民、文藝與現實、文藝與政治，以及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文藝創作與文藝批評、提高與普及、繼承、借鑒與創新、歌頌光明與揭露黑暗等的關系問題。《講話》從多方面發展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文藝本質論、發展論、創作論、批評論、生態論的原理。正由于毛澤東對文藝的基本理論問題都做出深入的思考，他才出色地結合文藝實際，從理論上深刻地解決和闡明了文藝為什么人和如何為的問題。

　　《講話》首先闡明文藝的人民主體性。基于人民是歷史創造主體的唯物史觀，《講話》指出文藝必須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認為人民才是文藝的“工作對象”。因此提倡文藝家必須熟悉人民，與廣大的人民群眾相結合。基于辯證唯物主義的能動的反映論，《講話》又指出，“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認為現實生活是“一切文學藝術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惟一的源泉”。而且指出，文藝與現實生活“雖然兩者都是美，但是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也因此，文藝作品“就能使人民群眾驚醒起來，感奮起來，推動人民群眾走向團結和斗爭，實行改造自己的環境”。這樣，毛澤東就深刻地闡明了文藝必須為人民服務的原理，闡明了文藝源于生活又可能高于生活的審美創造本質及其審美功能的特質。毛澤東還出色地運用矛盾論去研究和分析文藝內部和外部的系列矛盾又對立又統一的辯證關系，指出正確處理文藝的思想內容與藝術形式、文藝創作中提高與普及、歌頌光明與暴露黑暗的關系，以及正確處理文藝創作與文藝批評互動和文藝批評中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創作中的世界觀與創作方法的區別與統一等關系的重要性，從而深刻地揭示了文藝的有關方面的規律。《講話》指出文藝可能起“偉大作用于政治”，要求文藝創作中“革命的政治內容與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指出“缺乏藝術性的藝術品，無論政治上怎樣進步，也是沒有力量的”；它主張文藝作品既要提高，也要普及，并指出，“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同時又給普及以指導”。《講話》還認為，“一切危害人民群眾的黑暗勢力必須暴露之，一切人民群眾的革命斗爭必須歌頌之”；指出“文藝批評應該發展”，文藝批評存在的政治標準與藝術標準并非抽象不變。它提倡文藝家要學習社會、學習馬克思主義，同時又指明，“一般的宇宙觀也不等于藝術創作和藝術批評的方法”等等，如果我們聯系文學藝術史的實際，都不難認識到《講話》的深刻真理性。毫無疑問，《講話》所闡明的上述觀點，直到今天，仍然有著現實實踐的指導意義。

　　文藝與政治的關系問題，在《講話》中占有突出的地位。這自然與當時整個民族的關注重心在于政治，在于當時進行的民族解放戰爭有關，也與毛澤東認為文藝與政治具有密切的關系有關。《講話》當時強調文藝從屬于政治，認為“在現今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這種論斷，當然與那個時代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進行中，確實少有文藝家能夠超政治而獨立的情況相關。但從更廣闊的歷史考察，這種論斷卻不夠周延，未免把復雜的文藝歷史狀況簡單化了。由這種論斷后來推演出文藝必須為政治服務的做法，更忽視了和平年代文藝常有的題材、主題、形式、風格的豐富多彩性以及沒有政治內容的、可能為不同階級欣賞的文藝作品的客觀存在。因而新時期鄧小平總結在這一問題上實踐的經驗和教訓，指出不應再繼續提“文藝從屬于政治”的命題，認為“這個口號容易成為對文藝橫加干涉的理論論據，長期的實踐證明它對文藝的發展利少害多。但是，這當然不是說文藝可以脫離政治。”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政治是經濟利益的集中表現。在階級社會中，政治就是階級對階級的斗爭。而階級斗爭既可能表現為經濟斗爭、政治斗爭、軍事斗爭，也可能表現為文化斗爭、思想斗爭。作為經濟基礎的利益追求往往要通過政治中介才能反映到上層建筑意識形態中去，后者也要通過政治中介才能反作用于經濟基礎。文藝與政治雖然存在質的區別，也并非相互隸屬，但文藝鮮能脫離政治，而且能夠反作用于政治，這同樣為歷史事實所證明。因為，文藝家總有一定的政治立場、觀點和情感，并自覺不自覺地表現到自己的作品中。而任何時代的國家政治機構也總不同程度地要求文藝為其利益服務。

　　毛澤東文藝思想在新中國建立后有新的發展。新中國成立之初，他就指出，“隨著經濟建設高潮的到來，必將迎來文化建設的高潮”這樣的論斷，闡明了經濟發展對文化、包括對文藝發展的支持作用；后來他在《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重要文獻中，在近年才發表的他的書信與談話中，更提出許多新的思想。其中，重要的有“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等重大文化方針的提出。早在1950 年他就給戲劇界書寫了“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題詞。后來他在《與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更闡發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思想。關于“雙百”方針，他說，這“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藝術上不同的形式和風格可以自由發展，科學上不同的學派可以自由爭論。利用行政力量，強制推行一種風格，一種學派，禁止另一種風格，另一種學派，我們認為會有害于藝術和科學的發展。”這無疑是很正確的思想。可惜，1956年毛澤東基于對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形勢的錯誤判斷，先是將反右派斗爭擴大化，后來又發動文化大革命，將中外古今的文化遺產都視為“封資修黑貨”而一概打倒，從而完全拋棄了上述正確的方針，結果使我國社會主義文化和藝術與科學都受到災難性的損害。但這從反面也恰恰證明了“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推陳出新”和“雙百”方針的正確。

　　體現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重要文獻中的毛澤東文藝思想是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把問題提到一定歷史范圍，具體地分析具體情況，從而產生實事求是的理論的典范。毛澤東文藝思想不僅具有嚴整的理論體系，而且成為中國共產黨人領導文藝運動的完整的綱領。《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著作，先后被翻譯到許多國家去，受到各國人民和文藝工作者的廣泛重視，對世界革命文藝運動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當前，我國各族人民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領導下，正為國家富強、民族復興、人民幸福的中國夢而繼續奮斗。歷史的新的進步，自然也與前人的歷史功績分不開。今天，在毛澤東120周年誕辰之際，我們緬懷他的偉大歷史功績，學習毛澤東思想及其文藝思想，繼承其正確的科學論斷，揚棄其已被實踐證明的錯誤的部分，并從他的實踐和理論的失誤中吸取歷史的教訓，這應該是我們對待一切歷史文化遺產的惟一正確的選擇，也是我們光大和發揚前輩偉大歷史人物的思想財富的惟一正確的態度。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好地促進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促進我國文化和文藝的進一步的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