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紅線女(安志強)

　　2013年12月8日，我國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紅派藝術創始人紅線女逝世了。紅線女出生于1924年，是粵劇藝術的一代宗師，她曾任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紅線女開創了迄今為止中國粵劇史上花旦行當中影響最大的唱腔流派之一——紅派藝術，為嶺南粵劇藝術乃至中華文明樹立了不朽的豐碑！紅派藝術在現代粵劇花旦行當發展進程中具有初創和里程碑意義，唱腔流派影響深遠�；泟∷囆g也因紅線女而被周恩來同志譽為“南國紅豆”，當今許多粵劇演員和民間粵劇社團的唱腔和表演都以紅派藝術為典范。本刊邀請曾為紅線女撰寫專著《“女腔”的美學底蘊》的著名戲劇理論家安志強先生書寫了一篇回憶文章，以示紀念。

　　紅線女的與眾不同

　　紅線女走了。然而，直到現在，我還不相信這是真的。

　　說來也怪，直到現在，我既不懂粵語，更不會說廣東話，但我在中學時代就知道紅線女的名字，同時把她與廣東粵劇聯系在一起，她是粵劇中一顆耀眼的明星。那是因為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我看過她的影片《搜書院》、《關漢卿》以及她演出的《昭君出塞》。特別是《昭君出塞》，這出戲我看過很多版本，最打動我的是紅線女的王昭君。一個南國柔弱的女子，紅裝素裹，在寒風凜冽、紛紛揚揚的雪天中，懷抱琵琶，唱了一段【子規啼】——“我今獨抱琵琶望”，哀婉凄美，動人心弦。金克木老人曾說過，演員創造了一個角色，因為這個角色的成功而使角色成了演員。我心目中的王昭君就是紅線女。

　　大約是在1994年12月下旬，我第一次見到了紅線女。當時，她是在粉碎“四人幫”后第一次率領紅豆粵劇團來北京，給觀眾帶來了新排的現代戲《白燕迎春》。演出前，召開了一次聯誼會，我作為《中國戲劇》雜志社的一名編輯參加了這個聯誼會。我曾經到過一些戲曲名家召開的類似聯誼會的場合，多是戲曲演員歡聚一堂，而參加紅線女聯誼會的則不止是戲曲界的演員，還有話劇界、影視界以及文學界方方面面的朋友，紅線女交友之廣，令人驚嘆。這是我所見到的紅線女第一個與眾不同的地方。后來，同紅線女接觸的機會多了，參加了一些她主持的征求意見的座談會，如《白燕迎春》、《周郎拜帥》等劇目的座談會，在這些座談會上，我又發現了她的第二個與眾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她在會上不僅是細心聽，而且還不停地記筆記，這種謙恭的態度更加深了我對她的敬意。大約是在1995年的冬天，我有機會采訪了紅線女，同她作了較長時間的交談，而后寫了一篇一萬多字的文章，談了我對女腔藝術的體會(她的唱腔被人們譽為“女腔”)，題為《“女腔”的美學底蘊》寄給她，向她請教。過了不久的一天晚上，已經是凌晨一點多鐘了，電話鈴聲喚醒了我，一接電話，傳來了紅線女的聲音：“我是紅線女，剛剛讀完你給我寫的文章。我還沒有看到過給我寫的這么長的文章，你寫得很好，謝謝你�！甭犃怂�的贊言，我不禁汗顏。而后，紅線女又把我文章中存在的差錯一一加以指正，我都用心地記了下來。那時候，紅線女已經是年過花甲，她的精力卻依然那樣充沛，竟然夜以繼日地工作著，這又是她與眾不同的地方，這些與眾不同成就了一個紅線女，豈是偶然。

　　“花腔女高音，其實我是臨時學會的”

　　大約是2002年，紅線女藝術中心的謝友良先生給我打來電話，說要請我為紅線女寫一本書，一本專論紅腔的書。當時我有些猶豫，怕力不勝任。又過了一段時間，紅線女親自給我打來電話，叮囑我一定要接受這個要求，我把我的猶豫對她講了，說我既聽不懂粵語，更不會說廣東話，寫粵劇唱腔確實很困難，她說，你懂音樂，你可以寫好。語氣是那樣的懇切、果斷，不容商量，這反倒給了我力量，使我斗膽接受了這個要求。我說：“您要培養我�！彼�說：“我可以給你提供一切你所要求的資料，我們還可以交談。寫書的事情就這樣定下來了。”

　　我用了兩年多的時間來寫這本書，其中大部分時間用來讀資料，她的自傳，她寫過的文章，以及別人評述她的文章，看她的演出光盤，反復聽她的唱——《苦鳳鶯憐》、《刁蠻公主與戇駙馬》、《昭君出塞》、《搜書院》、《關漢卿》、《焚香記》、《思凡》、《李香君》，并且試著把她在這些戲中的主要唱段記下譜來。還有她曾經演出過的影片《天長地久》、《審死官》、《慈母淚》、《胭脂虎》、《原野》、《一代名花》、《秋》、《大地》……令人驚喜的是，紅線女不僅是一名戲曲表演大家，她的電影也演得十分精彩。而戲曲演員的表演與影視演員的表演有著完全不同的感覺：“影視演員的表演追求的是同生活逼真的言談舉止、行動坐臥，戲曲演員的表演則是以程式化的語言作為他的手段來進行的，化妝、服裝以及手眼身法步等動作，一切都是按照戲曲特有的韻律、節奏去營造一個假定、虛幻的世界。戲曲演員長期在戲曲舞臺上表演，日久成習，生活中的動作也難免帶有戲曲舞臺表演的痕跡，身上帶著鑼鼓點。如果演影視，就得把習慣動作克服掉，把身上的鑼鼓點抖落干凈，這對戲曲演員來說是件很困難的事情。然而，在紅線女身上，不存在這樣的困難，她的感覺太好了，能夠準確無誤地變換、調整好自己在不同演出場景中的表演感覺。1947年到1955年，是紅線女在電影界最活躍的年代，她演了近100部影片，收入頗豐，但她并沒有放棄戲曲舞臺藝術的創造，就在經濟收入處于高峰狀態的時候，紅線女在粵劇舞臺上搞了一個大動作，投入了大量的資金，完成了一部外國經典著作的改編，把歌劇《蝴蝶夫人》搬上了粵劇舞臺。為了這出戲的排演，她專程用了45天的時間到日本進行考察、訪問，了解日本社會各階級的生活狀況，熟悉日本的民族風情，收集大量的音樂資料和日本的環境資料。進入創作后，又在音樂唱腔、舞臺美術、服裝頭飾、燈光布景等方面，做了全方位的創新，還請了電影界的幾位導演參與了戲曲的排演，這一切，在粵劇來講，都是前所未有的大舉動。

　　而在演員陣容上更是空前未有的，就是紅線女以她的誠懇和自信贏得了粵劇界的大老倌薛覺先、馬師曾的加盟，紅線女、薛覺先、馬師曾三個名字放在一起，具有空前的號召力。紅線女饒有興致地給我講述了她演唱其中的一段唱，她說，外國歌劇中有一段主題曲《晴朗的天》，我專門請人把它翻譯過來，用粵語來唱。說著說著她就輕聲唱起來了——“百物已是翻蘇，燕子雙雙又依舊在道，心愛檀郎未見浮帆，愿酬情懷向誰訴�！庇玫氖俏餮蟮那�調，但唱的是粵曲。紅線女告訴我，那些太太、小姐以為我真地會唱花腔女高音，說唱得真好聽，其實我是臨時學會的。紅線女一邊說，一邊笑，那笑里面帶著些許的調皮。

　　“我是中國人民的一分子，我要回來工作”

　　最開心的是同紅線女5天時間的交談(每天用半天的時間)。那是在我把她給我的資料全部熟悉之后進行的訪談。我已經從她的自傳中了解到，正是在她電影事業如日中天，同時又對粵劇事業不離不棄的歲月里，新中國成立了。紅線女參加了回國觀光團到北京參加國慶典禮，在廣州見到了陶鑄，陶鑄對她說，新中國成立取得了不少的成績，但還不是我們的理想，你到處看看，對于我們的工作，就像吃西瓜一樣，甜就說甜，不甜就說不甜，好讓我們改進。開朗坦誠，使紅線女賓至如歸。到北京，進北京飯店拾級而上，迎面站立歡迎他們的就是周恩來總理，兩道濃眉，眉稍向上揚起，烘托著炯炯有神的目光，真是有威有畏，有儀有仗。在國慶觀禮臺，拜識了梅蘭芳、程硯秋、曹禺、田漢、夏衍……在僑務座談會上，何香凝用廣州話和她拉起了家常，紅線女當即表示，我是中國人民的一分子，我要回來工作。1955年，紅線女攜帶子女，踏上祖國的大地。我也知道，“文革”中，她被當做黑線人物批判。我問她，您在最困難的時刻，有沒有對自己回內地的選擇感到后悔？她說，沒想過。你說我很自信也可以。反正我有信心。他們說我反黨，我沒有反黨。他們貼我的大字報，我就把行李搬到牛棚去，你查不清我，我就不回去。別人都是希望早點回去，誰愿意住在那個地方啊？我不回去，我對自己有信心。我回來肯定是對的，沒有感到回來是錯的，如果不回來才是錯的。因為我對藝術有追求，但在香港沒辦法，沒有人能夠幫我的忙。搞了個真善美劇團，搞了個《蝴蝶夫人》，你看，搞得我精疲力盡。不如我回來，想學什么就有什么，想找哪個老師就找哪個老師，這是很重要的。

　　當然，我們談的更多的是她的唱腔。她談到馬師曾、靚少鳳，說，我現在一些唱得快的東西是向他們學的。除了唱快的，我更喜歡張月兒(粵曲名家)，她的唱有起有伏，有跌宕。她還說，我從來沒有這個意念，就是要學某一個人。從小我學張月兒的《一代藝人》和《游子悲歌》，就會有意無意地跟她的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昨天晚上又聽了張月兒的唱片，聽了，我就想，為什么跟我以前聽的不一樣了？我以前聽她唱，好像不這樣唱。但是，她這是原版，不錯呀！再一想，我以前聽過，聽過之后我就學，以后就一直自己唱呀唱，就已經化為自己的東西了，已經不是當年我所聽到的張月兒唱的那樣了。紅線女曾經用放風箏的高手來形容張月兒的演唱技巧，說她“唱哭像哭，唱笑像笑，跌宕跳立，穩當灑脫，真像一些放風箏的高手，在急促放線時，風箏聽話地十足勇猛直飛云霄。當她要收線的時候，風箏又乖乖而娉婷地回到她的手里了”。我想，我們在聽紅線女演唱時，不是也有像紅線女聽張月兒演唱時的那種感覺嗎？

　　寫下這些往事，紅線女的音容笑貌，仿佛歷歷在目，栩栩如生。說紅線女走了，我怎么也不愿意相信這是真的。

　　粵劇名家紅線女

　　1956年電影《原野》劇照

　　《蝴蝶夫人》劇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