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批評需走出四種規定性

　　近期接連讀到幾篇批評文藝批評的文章，大前提是說，目前的文藝批評很不好。小前提，總結一下，無非是講，批評要有尊嚴，批評主體要把批評當做事業來干；批評家會上說批評如何不如人意，但會下仍是老一套，才不管他本人剛才還指責的那些不足呢，如此等等。

　　單獨瀏覽這些好心人的文章，覺得似乎也有道理。沒有尊嚴的批評，那不直接就是看人眼色行事嗎？不把批評當事業看待的批評文章，不也容易變成想起一出就是一出的逢場作戲嗎？會上咬牙切齒批評別人如何如何不好，會下自己又每每就犯，這樣的批評者細想起來也不在少數。對諸如此類現象的批評當然重要，可問題是，我們所謂當前文藝批評的不足，是通過什么判斷出來的？為什么有會上會下截然有別的話語系統呢？難道，在現在的文藝批評中，有那么一種傾向，只負責教誨別人，對自己的批評文章并不認真加以約束嗎？

　　如果是，我想再重拾老話題，先弄明白我們所謂不好的文藝批評的基數，然后才能做有效的診斷。否則，這種周期性的車轱轆話聽著實在讓人犯懵。

　　在日前的一次主要由青年批評家構成的論壇上，主題發言者多達數十人；涉及面也極廣，幾乎包括了文藝的所有門類；談的問題當然也極其集中，差不多都在談論文藝批評的不如人意。也是在這個論壇上，首場被邀請來傳經送寶、勉勵青年人的資深批評家們，不約而同以某省作協辦的一份文學批評刊物作為反面證據，說明目前青年批評家的狀況，其核心問題也引起了我的格外注意。

　　以這個頗富代表性的話語現場為基礎，我想就局限當今文藝批評現狀的四個問題做一個梳理。我的歸納如下：

　　第一，批評是否該考慮走出自我經驗規定性的問題。無論青年批評家的主題發言，還是資深批評家的論據論證，我強烈感受到，自我經驗其實已經變成了制約批評家表達文藝思想的一個首要障礙。不錯，個體化，或者個性化表達，是使“70后”“80后”整體被批評界注意的一個理論分界，但是也是使青年批評家整體淪陷的一個重要的觀念誤區。應該說，這個文藝觀念，被集體性提出并書寫，的確有助于發現文藝創作上的某些堅硬的問題和現象，比如，文藝不把個體人的處境放在眼里，不把日常生活列入藝術中心來考量等等。然而，當社會急劇轉型、經濟迅速發展，甚至當社會內部的階層斷裂早已發生、價值錯位已經橫亙在人們面前時，個體或個性化理論視角，實際上已經成了蠱惑階層斷裂、強化價值錯位的一個理論武器了。就是說，自我經驗的理論能量其實已經被濫用了。這個時候，如果還是形形色色、各執己見的個人視角、個人經驗，毫不含糊，由此構成的批評話語肯定是破碎的和散亂的，也就不可能指向作為群體存在的社會階層，和作為力求達成共識、取消差異的價值共同體而有效言說現實的整體力量存在。如果不走出自我經驗，批評似乎就只能是無效的自我饒舌，其結果是誰也聽不懂對方，誰也不愿聽懂對方——因為，持己見，曾被理論所寬容。

　　第二，批評是否該考慮走出學科規定性的問題。我前面提到過，一些資深批評家之所以有底氣以某一個刊物及其作者發難整個青年批評，一個重要判斷便是，這個刊物及其集結起來的青年作者，形成了某種批評的學科化論評模式。就是從題目到行文結構，無不彌漫著“新世紀”，乃至于新世紀之下的“身體寫作”“女性寫作”“農民工寫作”“邊緣寫作”“民間寫作”“地緣寫作”等等。歷史意識和社會學視野，基本上被這些無限分解下去的所謂學科內合法性知識阻斷了，公共知識情懷也罷，人道主義訴求也罷，僅僅作為學科梳理過程中的一個華麗技術而存在。難怪資深批評家會毫無顧慮地“一攬子打死”。熟悉當代批評史的人大概不會不知道，正是他們——“50后”或“60后”，掀起了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文藝批評的熱潮，并且所討論問題也絕不僅限于文藝的事實。至少，他們的批評文字中，最大的亮點，或者說還能被人們不斷記憶的地方，肯定是對整個社會文化現狀的描述和批判，對于具體文藝細節的把玩和涵詠功夫倒還在其次，這也是他們那一代人引以為豪的地方——有命名時代的能力，也有把握乃至論述時代的方法論。而這一點，正是今天學科化青年批評所欠缺的致命之處，知識很多，信息量也很大，就是沒有切膚的時代感和命運痛感。

　　第三，批評是否該考慮走出知識規定性的問題。近讀一學者的秦漢魏晉南北朝書信研究，我曾表達了自己的切實感受。覺得他實際上是想把古代人文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知識生活、政治生活和心性追求，乃至于主體性感知的意義生活五位一體，融會貫通于一身，從書信這個私人生活載體突破，試圖超越以文論文、以藝術論藝術、以審美論審美、以日常論日常，甚至于以知識規定性為文的藩籬，而是用翔實的論證、大膽的跨學科追問，求索大文學的可能性。對古人書信的研究之所以能達到如此效果，在于該學者有穿越具體古代文學理論知識的自覺意識，而今天的青年批評家則沒有。非但沒有，反而更希望自己的當代文藝批評，能夠盡可能具有所屬藝術門類的學科知識——更規范、更學術、更術語化。不言而喻，這樣的批評，是當前學歷化教育的產物。論述一大堆現象、征引若干理論流派知識，其結果就是為了把論文寫得更像論文而已。伊格爾頓在《理論之后》中說：“在文化研究學者中，身體成了極其時髦的話題，不過它通常是充滿淫欲的身體，而不是食不果腹的身體。讓人有強烈興趣的是交媾的身體，而不是勞作的身體。言語溫軟的中產階級學生在圖書館里扎堆用功，研究諸如吸血鬼、剜眼、人形機器人和色情電影這樣一些聳人聽聞的題目。”信然。

　　第四，批評是否該考慮走出迎合意識形態規定性的問題。這一點當然很難，但唯其難，才有必要從心底里警覺。誠然，“意識形態規定性”，也許并非某個個體所能走出的，因為“純文學”本來也并不絕緣于意識形態，“去政治化”也可能是另一意識形態規定性。不過，當我們對文藝批評的指責，周而復始、循環往復，以至于到了指責僅僅是某種周期性的例行作業之時，以至于指責有可能變成某種話語消費，引發批評的終極性危機的時候，人文知識分子本身的話語依附性就難逃其咎。就文藝的人民性而言，一個簡單的辯證法不要忘了，凡文藝作品，肯定都是具有人民性的，幾乎所有的文藝創作，說到底，也都沖著最終的和諧、正能量而去，問題不過在于反映了哪種不和諧因素，或哪種負能量的問題。但如果不和諧因素大到屏蔽和諧因素的程度，負能量強到消解正能量的地步，批評只能首先針對不和諧因素和負能量信息，并且以嚴肅的學理態度，表達對這種普遍性人文現狀的憂慮和憂患。否則，盲目的、跟風式的話語，反而會埋下虛假的種子。

　　自然，對我而言，今天還要重檢這個舊話題，并且非要歸納出這四個“走出”，是因為，在我讀到新近的批評之批評的文章之前，我已經以兩部書的容量(《當代批評的眾神肖像》和《當代批評的本土話語審視》)，還包括幾則單篇文章，繁復地論述過這個問題。因為較熟悉這一話語生產流水線的緣故，覺得近來見于報章的這些好心人的文章，實在既沒有深入目前的現狀，又沒有什么具體的及物性，顯得空洞和無趣。另外，所謂尊嚴、獨立性和批評家的口是心非(實指批評的跑偏)之類，也實在抽象得很，方法上也并不具有改進目前批評生態的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