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批評應推動作家的藝術創作

　　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一些偏激的文學批評往往容易引起轟動并在聲勢上蓋過那些既唯物又辯證的文學批評。近些年來，這些偏激的文學批評在偏頗的文學批評觀的推動下形成了不小的氣候。一些文學批評家在這種偏頗的文學批評觀的影響下自言自語，拒絕與作家平等對話。

　　有些文學批評家極為贊賞德國當代文壇享有世界聲譽的文學批評家賴希-拉尼茨基的文學批評觀，即真正的文學批評，就必須做到一針見血、毫不留情，真正的文學批評家，就必須唾棄為人要厚道的庸俗哲學，甚至認為毀掉作家的人，才配稱文學批評家。這種文學批評觀要求文學批評家在文學批評時唾棄為人要厚道的庸俗哲學是可取的，但要求文學批評家毀掉作家卻是很不可取的。如果文學批評只是毀掉作家的推土機，那么，文學史還能留下作家嗎？這種以毀掉作家為天職的文學批評是無益于中國當代文學的。

　　文學批評不僅是對文學作品的欣賞感悟，而且是對文學作品的理論批判。也就是說，文學批評既有對文學作品意蘊的發現，也有對文學作品缺陷的批判。這兩個方面在文學批評時可以偏重，但卻不可偏廢。在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界，不少文學批評家都沒有兼顧這兩個方面。一些文學批評家在文學多元化發展的歷史趨勢中被現象牽著鼻子走，魚龍不分，盲目肯定，不管作家寫什么，都照單全收。這種浮夸的文學批評大多是實話、真話和切中肯綮的話半句無，而空話、套話和隔靴搔癢的話則連篇累牘。而另一些文學批評家則強烈不滿這種庸俗的“文人相親”，推崇頒發作家“死亡證書”的文學批評，認為頒發作家“死亡證書”是文學批評家的一項天職。這就從一個極端轉到了另一個極端。尤其是一些文學批評家從狹隘利益出發，有嘩眾取寵之心而無實事求是之意，“悼詞”滿天飛。這些文學批評之所以被指責為“酷評”或“毀人不倦”的文學批評，是因為它只看到了現實與藝術理想的差距而沒有看到它們的聯系。其實，文學批評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都不取決于文學批評家，而是取決于文學批評對象。如果文學批評對象值得肯定，文學批評家就應該毫不保留地肯定；如果文學批評對象不值得肯定，文學批評家就應該毫不留情地否定。也就是說，科學的文學批評既是唯物的，也是辯證的。一些文學批評家不是踐履這種科學的文學批評觀，而是先驗地規定文學批評家的立場，難以公正地準確地把握文藝批評對象。這些過于糾纏于文學批評家的姿態的文學批評觀是不能從根本上克服中國當代文學批評的危機的。

　　文學批評雖然依賴于文學批評對象，但對文學批評對象在文學史上的命運卻有著重要影響。那些肆意解構的文學批評對作家的文學史形象是有很大損害的。在文學史上，不少作家在不同時代的地位都是不同的。這種作家地位起伏升降的變化不僅與一些文學批評家的認識深淺有關，而且與一些文學批評家的不斷解構分不開。雖然一些文學批評家的解構不可能從根本上消滅偉大作家作品的存在，但在一定范圍和時間內卻可以削弱這些偉大作家作品的影響。文學批評家李美皆在2013年9月5日《文學報》上就尖銳地批評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文學批評家對作家丁玲“負面”形象的塑造，認為這種對晚年丁玲的解構，損害了丁玲的文壇形象和文學史形象。這就是說，雖然丁玲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是由丁玲自身的文學成就所決定的，但文學批評家卻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丁玲的文壇形象、文學史形象。而那些肯定闡釋和深度開掘的文學批評則有助于優秀的文學作品進入經典行列，至少可以避免一些優秀的文學作品長期擱置在文獻資料架上和淹沒在歷史的塵埃中。在文學史上，不少優秀的文學作品就是在文學批評家的肯定闡釋和深度開掘中進入經典行列的。19世紀上半葉俄國作家果戈理的長篇小說《死魂靈》問世后，既引起了一些人的熱情贊美，也引起了一些人的冷酷辱罵，甚至遭到了一些人的攻擊，認為果戈理長篇小說里的一切優良的東西都“淹沒在胡鬧、惡俗和廢話的混合里面”，“這部長篇小說里占壓倒地位的低劣趣味和惡劣腔調”，“語言和文體是最不規則而野蠻的”，等等。文學批評家別林斯基在有力反擊這些攻擊的同時深刻地闡明《死魂靈》的價值，認為“果戈理是一位偉大的詩人，《死魂靈》是一部偉大的作品”。如果那些膚淺的人在果戈理小說中只看到可笑的因素，喜劇性的因素，尤其在《死魂靈》中只看到“是笑死人的東西，并且有些地方是過分夸張的”，那么，別林斯基則看到了果戈理小說所喚起的不是輕松的、歡樂的笑聲，而是痛苦的、辛酸的笑聲，即這笑聲包含多量的辛酸和悲痛。即“《死魂靈》的意義、內容和形式，是‘透過世人看得見的笑和他們看不見、不明白的淚，對生活特定范圍的觀照’。在這里面，正是包含著果戈理喜劇作品的悲劇意義；這使它脫出了普通的諷刺作品之列”。《死魂靈》是藝苑中一部極其偉大的作品。(參見《別林斯基選集》第3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492頁。)別林斯基不但消除了人們片面的狹隘的思想、習慣、成見，而且推進了俄國文學批評界對果戈理文學作品的深刻認識，并打掃了俄國文學的前進道路，推進了俄國文學的健康發展。而俄國文學新時期就是在別林斯基等偉大文學批評家的推動下到來的。因此，不少文學經典作品在文學歷史上雖然曾經遭遇一些文學批評的質疑、否定和曲解，但最終確立這些文學經典作品地位的卻不是這些質疑、否定和曲解的文學批評，而是那些肯定闡釋和深度開掘的文學批評。當然，這種肯定闡釋和深度開掘絕不是過度闡釋，更不是無中生有，而是文學作品的敞亮與去蔽。

　　在中國當代文壇，正如作家王蒙所概括的，我以我語戲九州的胡說八道巧言令色正代替著我以我血薦軒轅的深邃與悲苦，擲地噴飯的段子代替著擲地有聲的思想，即黃鐘喑啞、瓦釜轟鳴的顛倒局面來領，標新立異卻并無干貨的忽悠和炒作的井噴，嘩眾取寵的薄幸兒大量出現。(參見王蒙的《觸屏時代的心智災難》，《讀書》2013年第10期。)如果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家不是力推優秀的文學作品，那么，這些優秀的文學作品就很難凸現出來。而文學批評家的文學批評成就主要不在于他抨擊和清除了多少平庸的作家作品，而在于他發現和推出了多少優秀的作家作品，并在這個基礎上作出了多大的理論貢獻。然而，中國當代有些文學批評家卻不太重視甚至輕視文學批評家的這種理論批判，因而在中國當代文學的多元化發展中無所適從，往往是跟著感覺走，貼著現象跑，甚至自相矛盾地贊譽一些作家作品，不能引領中國當代文學有序發展。

　　中國當代社會正在從以學習模仿為主的趕超階段轉向以自主創新為主的創造階段。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家應積極推動尊重藝術原創的審美風尚的形成，勇于提出并在理論上完善與偉大的進步的變革時代相適應的審美理想。隨著中國當代社會轉型，不少優秀的作家(還有藝術家)與時俱進，進行了藝術調整。這些作家深刻地認識到作家不能始終局限在自我世界里，否則，就會喪失對社會的思想能力，甚至墮落為社會的棄兒。他們從執著于表現自我世界和開掘人的內宇宙到超越狹隘的自我世界，自覺地把個人的追求同社會的追求融為一體，在人民的進步中追求藝術的進步。他們從甘居社會邊緣和自我矮化到抵制和批判文學的邊緣化發展趨勢，勇立潮頭唱大風，自覺地把自我的主觀批判和歷史的客觀批判有機結合起來，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有機統一起來，在時代的進步中追求藝術的進步。中國當代作家的這種藝術調整應該得到文學批評家乃至全社會的贊賞。18世紀法國思想家盧梭在《論科學與藝術》這篇論文中曾經指出：“一切藝術家都愿意受人贊賞。他的同時代人的贊譽乃是他的酬報中最可珍貴的一部分。”(《論科學與藝術》，盧梭著，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25頁)這就是說，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家對作家藝術進步的這種贊譽不是可有可無的，而是可以促進作家創造出更優秀的文學作品。因此，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家應該全面把握和熱情地肯定作家的藝術進步，而不是僅僅停留在對作家作品缺陷的抨擊上。正如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中國當代文學批評只有發現、肯定和促進中國當代文學的這種藝術進步，才能真正推動中國當代文學走向成熟和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