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作家群現象的空間批評

　　地域文學的討論與研究在中國由來已久。劉勰的《文心雕龍》、劉師培的《南北文學不同論》、梁啟超的《中國地理大勢論》等，均談及地域對文學的影響和文學的地域區別。現代化進程中的地域文學研究興起于上世紀80年代。伴隨著西方現代主義思潮沖擊下“自我”與“尋根”意識的覺醒，學界開始深入思索文學、民族文化與世界之間的關系。此后，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速，地域研究成為學術研究的焦點之一。

　　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域文學研究擔負了新的使命，旨在發現地域文學如何在全球化的語境下反抗文化殖民，捍衛民族文化和文化的多樣性、豐富性。自去年3月至今，《光明日報》“文學評論”版推出系列文章，聚焦河南、湖北、江西、黑龍江、陜西、寧夏、河北等地相對邊緣性的作家群體創作，并組織地域作家群現象研討活動，使地域文學再次成為一個關注的話題。

　　為何今天仍然要再議地域文學？全球化是反復闡釋這個問題的重要原因。正如雷達先生所指出的：“世界越來越一體化，人類精神生活趨同化是顯見的事實，于是堅守文化的地域性，文學的本土化，致力中國經驗的深刻表達，包括小到研究‘作家群現象’，無疑具有深刻意義，這也是保持世界文學的多元性和豐富性的重要途徑。”然而關于如何在全球化語境下建構民族的本土敘事似乎更為復雜。

　　每一個民族都有一塊立足生存之地，這是基本條件，但并非地域建構的全部內容。地域不只是一塊休養生息的地盤而已，而是一個民族在大地上的“根”；地域也不僅是有個地名而已，而是構成“人的一種存在方式”(海德格爾)，是人的經驗與自然位置相結合的產物。一個民族并非天然就擁有一塊屬于自己的“天長地久”的土地。民族的地理之“根”與他們自身的生成一樣，不僅有一個歷史的積淀過程，而且有一個空間的轉換過程。在前現代社會，時間的重要性凌駕于空間之上，人們理解世界和自身存在的方式，基本上是放在時間的脈絡中，而將空間視為一個單純的既定環境，用以承載各種社會關系和歷史事件。以地理大發現為標志的現代性演化將空間納入了一個問題化的過程。約翰·厄里說：“一個世紀以前改變了人類時空觀念的重大創新，包括電報、電話、蒸汽船旅行、自行車、各種各樣的汽車、摩天大樓、飛行器、生產規模龐大的各類工廠、X射線儀器和格林尼治標準時間。這些技術創新和社會組織創新共同作用，戲劇性地重組和壓縮了人和地域之間的時空維度。”而全球化趨勢的蔓延、互聯網的發展以及通訊工具的改善，更是引起了地區與地區之間、民族與民族之間空間距離感的大幅度縮短，世界已然變成一個聯系日益緊密、更微小的網狀地域。人類社會的時空關系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本質性變化，空間問題正變得越來越重要，也越來越緊迫。

　　空間和時間一樣，都是人類認知世界的重要向度，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任何發展變化都發生在一定的時空之中。然而空間的表達并非只是一種靜態的物理表現，也非空洞的自然想象。世界日益網絡化，社會時空不再是線性，不再是平面結構，而是全球網絡。空間，就是這樣一種地球表面，被密集復雜、重疊錯落的社會網絡所布滿，各種社會制度、體系、權利、利益等在其中交織、對峙、滲透、激蕩、發展、存在著，在每一個“此時”世界都“俱在”，充滿了風云際會。在這樣的空間網絡中，世界各方勢力在爭奪對人力、資本、資源、技術、產品、市場的占有、組合和控制，已日趨全球一體。這種全球化的空間配置將原有的空間界限沖破了。新的空間變化對人們的心理、文化和行為構成嚴峻挑戰。空間理論的興起，正是面對現當代關于全球化與本土化、中心與邊緣、傳統與現代性以及不公平、不平衡等發展問題的新挑戰所作出的理論回應。

　　可以說，全球化時代最深刻、最基礎性的變化就是時空的變化。空間觀念已經由自然空間演進到了社會空間的新階段，而地域文學的變化必然也靈敏地反映在社會空間的特性上。

　　傳統生存空間的根本性變化帶來了作家個體的出現。在傳統的共同體時代，土地成為維系一切的根本。在“這個地方”，在家鄉，在情感與人生的歸宿地，共同體成員很自然就建立起與這片土地密切相關的各種情感、信念、社會關系和行為準則。每個共同體的成員有著共同的祖先與神靈，相同的價值取向，遵循著共同的習慣、風俗、禮儀和祭祀儀式，使用著同一種方言，因而出現有著清晰確定的集體認同感的地域作家群體。但隨著全球化時代的到來，時間和空間不再像傳統共同體時代那樣，總是通過“地點”結合在一起，而是可以單獨“存在”。時空分離的現代社會，其最重要的變化就是個體的出現。現代的生產方式要把所有人徹底轉變為分散且自由的個體，在面對不確定、靈活、流動的生存環境時，個體只有獨自面對自己的問題和風險。今天討論的地域作家群體，很明顯是以行政區域來劃分的，但其個體化和去地域性傾向已經出現，它們已經越來越難有集體認同，也越來越難以形成真正具有文學史意義的作家群體。

　　同時，現代空間的興起帶來了新的文學空間。城市是一種典型的現代空間存在。隨著城市的興起和工業化的發展，大量人口從農村涌入城市。機器和工廠的出現，使城市生產空間從生活空間中分離出來，而成為一種特殊的空間。城市的社會結構、社會關系也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不同社會群體的空間分布：集中的權力、財富，以及各種社會資本、文化資本通常以機構的形式，占據著交通發達、基礎配套完善的中心區域。而外來務工者、拾荒者、無業游民等群體往往生活在最邊緣化、縫隙化的區域。突出反映現代空間生存的文學現象便是廣東打工文學的興起。它深刻地聯系著城市化、勞動力流動、身份變更等空間問題。在這些作品中，原本附著在土地上的農民，失去了空間上的扎根性、本地性，反復出現的打工現場、出租屋等場所，不僅表現為獨特的空間類型，而且還呈現出屬于這個空間區域的個體、群體、活動、話語、權益、感受力等特征的結構體。

　　地域文學是活的現實的文學，它總在不斷地變化。當社會時空發生重構之際，地域文學出現諸多新變化，其空間特性日益凸顯，而地理特征在某種程度上卻降低到十分有限的地步。但無論如何，歸屬感對于人類至關重要，總有一些作家在努力將人們與地域的情感關系，與日益全球化的空間區分開來。也總有一些作家在尋覓新的空間，使得人們在今天這個天際不斷延伸、邊界不斷消融的世界里仍然能夠找到家的感覺。時至今日，文學、民族文化與世界之間的關系還未有定論，傳統、現代性和后現代性的思考也仍在繼續。在這個空間轉型的時代，地域文學研究既是一個舊傳統，也是一個新課題。

　　(作者為江西省社科院中國敘事學研究中心研究員、江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