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六十年兒童文學觀的演變

　　中國的新文學運動，經歷了一個由“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兒童文學也明顯地受到了影響。從三十年代勃興的“政治童話”開始，到四五十年代的戰爭兒童文學，正是兒童文學發生此種轉變的表現。中國人的兒童文學觀，也由此經歷了一個兒童本位論的發明與遮蔽、階級性與兒童性之爭、教育性與文學性之爭，以及朱自強等人重提、新解兒童本位論的發展歷程。這依然只是一個回到原點的開始，朱先生提出的兒童文學兩大屬性論，依然沒有真正得以實施。當代中國尚未出現皮亞杰一類的兒童心理學家，也沒有出現吳研因一樣的兒童文學教育大師。筆者期待著更多人能夠經由“兒童本位論”，而抵達兒童的世界，并真正樹立起“立人”的新觀念。

　　一、“曇花一現”的繁榮

　　現在的學者在論述現當代兒童文學史的時候，往往會提到中國兒童文學的三個高峰期：一是二三十年代，二是五十年代，三是八十年代。在文學繁榮的背后，往往是理論火花的激烈碰撞。五四時期，我們發現了“兒童”和“兒童文學”，自此它迎來了第一個高峰期，葉圣陶、張天翼、豐子愷、鄭振鐸、凌叔華、黎錦暉、老舍、冰心等許多文壇大家創作出了杰出作品。在這些作品的背后，我們感受到了強烈的五四精神：人的解放。周作人的兒童本位論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他的《兒童的文學》不啻是中國兒童文學誕生的歷史宣言。

　　與此同時，一些兒童教育工作者，例如吳研因、沈百英、魏壽鏞、周侯于等，受到杜威的兒童中心主義的影響，召集一批教師，甚至親自動手，為幼兒和小學生編創了大量的兒童文學教育讀本。這些凝聚著大量小學教師的辛勤汗水的勞動成果，而今成為一座寶庫暗藏于歷史的某個角落，或者說是一條底下河流。然而，總有一天它們會被挖掘出來，重見天日，熠熠生輝。(海豚出版社主持的 《民國兒童文學教育讀本及研究》已列入國家“十二五”出版規劃。)

　　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中國的兒童文學雖然被賦予了新的品格和要求，但依然在昂首前行，形成了一個兒童文學的繁榮期。這個繁榮期的形成，我認為有兩個因素在起作用。一是民國時期的創作積淀和既已形成的兒童文學品格的繼續存在。戰爭給予兒童文學以新的題材、內容，新的寫作要求，但對文學性的堅持，立足于兒童的身心，甚至考慮到“兒童化”(賀宜)、“童心論”和“兒童本位論”(陳伯吹)等問題，所以兒童文學本身還沒有從根本上發生變化。二是政府對于兒童文學創作與出版的提倡。這里不妨引用一段1955年9月16日的《人民日報》社論：“少年兒童讀物的出版工作至今還存在不少問題，最嚴重的是少年兒童讀物奇缺，種類、數量、質量都遠遠不能滿足少年兒童的需要。解決這些問題就是目前少年兒童教育事業的一項極其重要的任務。……我們有必要向作家們、編輯們、出版發行工作者們提出要求：要更多地注意少年兒童讀物的創作、出版和發行工作吧！……必須擴大現有少年兒童讀物出版機構的編輯部門，并增設專業的少年兒童讀物出版社，在各省市有條件的人民出版社設立兒童讀物編輯室，負責出版一部分當地需要的兒童讀物。……改變少年兒童讀物嚴重奇缺的狀況，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各有關部門應該認真對待這件事情，確定改進少年兒童讀物創作、出版、發行工作的計劃，爭取在短時間內，基本改變這種狀況，使孩子們有更多的書讀。”

　　在這個歷史條件下，不少兒童文學的品種開始走向成熟，如兒童小說、童話等，但又囿于這個時代的條件，中國的兒童文學最終并未朝著更好的方向發展。社會各界對于兒童仍然缺少了解，一些與兒童相關的科學領域，如兒童教育學、兒童心理學、兒科學等都發展緩慢，最終也不利于兒童文學的發展。所以到了六十年代初，茅盾寫了一篇 《六〇年少年兒童文學漫談》，其中說道：“一九六〇年是少年兒童文學理論斗爭最激烈的一年，然而，恕我直言，也是少年兒童文學歉收的一年。”他還用五句話概括當時的創作現象：“政治掛了帥，藝術脫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這是一個文學繁榮期的結束，也標志著國人兒童文學觀即將扭曲的時代的到來。

　　二、階級性與兒童性之爭

　　從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開始(也可以說始于對陳伯吹的批判)，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中國的兒童文學開始走下坡路。即以1963年創刊的《兒童文學》為例，在“文革”爆發以前總共才出版10期，等到“文革”爆發前不久就停刊了。《兒童文學》 的工作人員也不得不承認：“《兒童文學》叢刊在出版了四期以后，因為政治原因，刊物逐漸偏離了文學藝術的方向，第六期上出現大批判文章，批判小說 《‘強盜’的女兒》。”(見《〈兒童文學〉大事記》)

　　這一時期的兒童文學創作原則，最為典型的就是“三突出”原則：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劉緒源先生在 《中國兒童文學史略·文革中的兒童小說》中進一步對當時的“創作公式”總結為“五規定”：一、必須寫階級斗爭；二、必須有對立面人物；三、必須有正面沖突；四、不能長敵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更不準給英雄人物抹黑；五、光寫新的還不夠，還要寫出英雄人物的思想高度，甚至理論高度。

　　這些“原則”與“公式”的背后，其實就是階級性對兒童性的扼殺。當兒童性不再出現在兒童文學作品中的時候，這樣的創作連文學都不是，更遑論是兒童文學？兒童小說和童話的歉收，那么低幼文學的情形也就可想而知了。

　　三、教育性與文學性之爭

　　“文革”結束后，《兒童文學》等雜志開始復刊，兒童文學工作者們又開始思考兒童文學的一系列問題。在討論之初，“兒童本位論”依然被視作杜威的兒童中心主義的中國翻版，予以大加批駁，當時的《兒童文學研究》復刊后的創刊號、《北京文藝》等刊物都發表了諸如此類的否定文章。這說明，當時不少的兒童文學工作者雖然已經開始討論和思考“兒童的特點”、“兒童讀物的特點”等問題，但由于受到階級斗爭理念的束縛，沒有進一步深入研究。相對而言，稍顯開放一些的反而是后來受到質疑的魯兵。

　　1979年，魯兵在《小百花》上發表他的名文《教育兒童的文學》，他認為：“兒童文學是教育兒童的文學。”他還曾指出：“不論兒童文學作家如何看待自己的創作，兒童文學必然是教育兒童的文學，而兒童文學作家也必然是兒童的教育者。將文學(包括兒童文學)和教育割裂開來，這是無視于事實；而將兩者對立起來，則更是錯誤的。”

　　幾年后，曹文軒寫文質疑道：“文學當然具有教育作用，排斥了這一作用，文學是不完善的。但，我們過去把教育作用強調到了絕對化的程度，將教育性提到了高于一切的位置，甚至將教育性看成了文學的唯一屬性。而過去的所謂教育，和政治又是同義語，教育即政治說教。兒童文學也未能幸免，一樣被納入了配合政治的軌道。……即使教育觀點是正確的，我們也不能把教育性作為兒童文學的唯一屬性。因為，兒童文學是文學。”“兒童文學是文學”這是曹文軒提出的一個觀念，代表了當時不少青年作家、學者的心聲，后來劉緒源、方衛平等理論家也加入了論爭。年輕一代的作家們終于在辯駁與質疑中成長起來。

　　其實，教育性與文學性之爭這個問題并未結束，因為這是兒童文學回歸自身之后的內部屬性之爭，很難得出結論。

　　四、朱自強的兒童本位論

　　經歷了八九十年代的發展，中國的兒童文學又得到了一次成長，但到了21世紀新的歷史條件下，一些新的問題和現象又出現了。

　　首先是商業童書和“去文學化”現象的出現。自楊紅櫻暢銷于童書市場之后，最近十年的少兒出版一直都是在制造碼洋、打造商業童書中度過的，由此也衍生了少兒讀物“低俗化”和“去文學化”的現象。其次是兒童文學教育的再次覺醒，最鮮明的例子是圖畫書閱讀與推廣的熱烈開展。第三是重新開啟世界性的視野和歷史性的眼光。前者最明顯的表現是大量引進歐美和港臺版權，同時嘗試“中國兒童文學走向世界”，后者最明顯的現象是民國童書的大量出版。第四是朱自強等理論家重提“兒童本位論”，并賦予了它新的意義和內涵。

　　朱先生堪稱兒童文學理論全才，他在兒童文學史、兒童文學概論、兒童文學的基礎理論、圖畫書和幻想小說等兒童文學門類的研究、兒童文學教育、兒童文學翻譯，甚至兒童文學創作等諸多領域都進行了深根細作式的工作。早在多年前，他提出的“兒童文學是教育成人的文學”，以及兒童文學的兩大屬性論，即理論上的跨學科性和實踐上的應用性(個人認為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教育性與文學性之爭”的問題)，已經成為中國兒童文學理論在新世紀歷史條件下的時代強音。尤其可貴的是，朱先生將周作人的兒童本位論注入了自己的理解和新解，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兒童本位論”。他在為拙著 《童書識小錄》 序言中指出，“本位”是日語詞匯，意為“成為(思想和行為的)中心的基準或標準”。這說明，所謂“兒童本位”是指兒童作為“人之初”，應該成為大家的“基準或標準”。成人在教育兒童的同時，其實應該也是自我教育。在這個層面上，也就不難理解朱先生為什么說“兒童文學是教育成人的文學”了。

　　在《童書識小錄》序言中，朱先生還辨析了周作人的兒童本位論與杜威的兒童中心主義、吳研因等人的兒童本位教育論的不同。朱先生“新解”兒童本位論，其實已經提升了“兒童本位論”的意義和內涵，這無疑是新世紀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最大收獲。關于“兒童本位論”，周作人只是開了一個頭，現在朱自強又重提并“接著說”。我想，這個話題，還可以繼續研究，讓更多的學者充實它的內涵，直至“兒童本位論”真正豐滿、完善，并為國人所了解、理解乃至接受。

　　對于本世紀初出現的商業化童書出版浪潮，黨中央已經認識到了，最近相關報道又指出：“一些出版單位急功近利，違規出版，導致一些內容低俗、質量低劣、價格虛高的少兒出版物流入市場，危害了少年兒童的身心健康，損害了行業形象。……在全國范圍內組織開展凈化少兒出版物市場的專項行動，依法嚴肅處理一批含有違法違規內容的少兒出版物及相關單位。”我想，只要堅決抵制童書的低俗化，弘揚兒童本位，中國兒童文學將重新“起航”。

　　(作者為海豚出版社文學館總監，著有《童書識小錄》《文學史上的失蹤者》《廢名先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