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東東：鐵肩擔道義 文章譜千秋

——專訪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新聞文化促進會會長 《中國名記者》叢書副主編李東東

年輕人獲贈《中國名記者》叢書

　　11月20日，由清華大學、中國新聞文化促進會、人民出版社聯合主辦的新聞監督與記者責任暨《中國名記者》出版座談會在清華大學舉行。《中國名記者》叢書副主編、中國新聞文化促進會會長李東東在會上介紹了策劃編纂叢書的過程、感受及叢書出版的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會后，北京青年報記者為此專訪了李東東會長。

　　北青報：為何要編纂《中國名記者》叢書？最初的創意從何而來？

　　李東東：歷史是昨天的新聞，新聞是明天的歷史；歷史是新聞的積淀，新聞是歷史的瞬間。不同的出版形態都在記錄歷史，新聞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完成這一記錄的是新聞記者。長期以來，我們國家和民族歷史上缺乏對記錄和書寫歷史的新聞記者的記錄，而我們所要做的就是記錄他們、書寫他們，特別是其中的優秀記者。今天，《中國名記者》叢書為他們著書立傳，不僅是一部中國優秀記者的傳記，應當也是一部濃縮的中國新聞發展史。

　　為中國優秀記者著書立傳的創意始于2011年，是由時任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杰提出的，我來具體組織協調編纂工作。當時，由新聞出版總署出面組織成立了包括由全國新聞出版和新聞研究、教育界知名專家

　　學者組成的編委會，初步梳理了早中期中國著名新聞記者的情況，即中國近現代一百多年間做出過突出貢獻、產生過重要影響的著名記者。當年，由于中國共產黨建立90周年契機，從中遴選出54位優秀進步記者，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向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獻禮重點圖書《中國紅色記者》上下冊。

　　去年6月，再次組織成立編委會，從頭梳理、編輯出版《中國名記者》叢書，慎重制定標準，精心遴選人物，計劃用5年左右時間，分20卷介紹400位杰出記者。經過一年多時間的努力，目前這套叢書的前六卷已成形，首批兩卷于今年11月出版。

　　北青報：哪些名記者能夠進入叢書？

　　李東東： 收錄于本叢書的著名記者都是中國近現代新聞工作者的杰出代表，歷史跨度達一百四五十年。從1874年創辦我國第一張“華人資本，華人操權”《循環日報》的中國第一個報刊政論家王韜、西學東漸的先驅嚴復、近代輿論界第一人梁啟超，到五四運動總司令陳獨秀、“鐵肩辣手”邵飄萍、黨的報刊開拓者瞿秋白，再到鄒韜奮、范長江、鄧拓、穆青……

　　我國近現代意義上的新聞活動從晚清開始，自那時算起，歷經戊戌變法、辛亥革命、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直至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新聞事業與時俱進，發展壯大。而其中的幾代中國優秀記者，為民族獨立、為民主政治、為文化事業、為社會發展貢獻了力量和智慧。進入改革開放時代，在新的形勢和新的背景下，又涌現出許多優秀的新聞工作者，他們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的總要求，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創造性地開展新聞工作，把前輩們忠于黨、忠于人民的光榮傳統發揚光大，成為新時期新階段我國新聞事業的創造者。《中國名記者》叢書，就是從千千萬萬記者中遴選出各具特色、有代表性的著名記者，介紹他們的生平事跡，選登他們的代表性作品，展示這些著名記者的思想、業績和情操，以激勵今人，啟迪來者。

　　編委會成員組成，充分考慮了學界和業界專家學者的權威性，為確保在地方工作的著名記者人選不遺漏，我們還邀請了全國記協有關領導進入叢書編委會，請全國記協協調各地記協向叢書編委會推薦地方名記者人選。

　　北青報：入選叢書的記者是怎樣遴選出來的？

　　李東東：編委會經過認真研究和反復討論，確定本叢書擬編篡20本，收錄400位中國名記者。根據不同歷史階段的時代特性，按照四個歷史階段，確定了入選人物基本標準。

　　第一階段：從維新變法至五四運動(1894年—1919年)，在推動社會變革、民族覺醒和進步的歷史時期內，為中國近代新聞業的開創和發展作出顯著貢獻的新聞記者。第二階段：從中國共產黨建立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21年—1949年)，在反帝反封建、爭取民族獨立與解放的歷史時期內，作出突出貢獻的新聞記者。第三階段：從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初期(1949年—1984年)，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不同階段，反映重大歷史進程、產生積極作用的新聞記者。第四階段：從改革開放初期至今(1984年—2012年)，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為國家繁榮、民族復興和社會進步作出突出貢獻的新聞記者。

　　在確定基本標準的基礎上，進一步細化了相關標準，遴選過程中盡量做到不遺漏、不生拔。首先，編委會注重區分記者和新聞工作者，強調入選人物的新聞記者身份，一定要有新聞代表作品。其次，入選新聞代表作品要有影響，是正式發表、刊登、播出的，確保新聞作品的代表性、權威性，經得起推敲和時間的檢驗。

　　北青報：叢書前六卷已成形，并已出版兩卷，其中的編纂過程是什么樣的？

　　李東東：在編纂《中國名記者》這套大型叢書的時候，一方面有責任感、有激情，同時也深感復雜、煩瑣、艱難。

　　一是歷史跨度時間長，早期人物，找圖片、找資料就很費周折；二是收錄標準高，要從眾多優秀記者中遴選出最具權威性、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非常不易，越到當代越難；三是精準表述應具有權威性，介紹這400位杰出記者的新聞成就和生平事跡，選登他們的代表性作品，評析其內容和價值，并且要用短小的篇幅、精練的文字、統一的范式來展示這些著名記者的思想、業績和情操，也很不容易。

　　但是，我們每一位編委會成員都是精益求精、傾心付出，因為大家心里都有這樣一種信念，就是為中國優秀新聞記者立傳是我們當代新聞工作者的一種責任和榮譽，要以他們對歷史負責的精神對他們負責。

　　北青報：《中國名記者》叢書的出版有什么樣的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

　　李東東：400位優秀記者的一千多篇代表性作品記錄了中國歷史上許許多多難忘瞬間，那些發自新聞現場的精彩報道和評論，也構成了中國新聞發展史的主線。進一步了解他們、學習他們，不僅僅是向新聞界前輩致敬，也是為現在和將來的新聞記者樹立典范。

　　《中國名記者》叢書首批兩卷的出版，適逢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剛剛閉幕。面對新使命，當代新聞工作者又一次站在了歷史的新起點上，亟須從前輩優秀記者身上汲取營養和智慧。前輩身上所體現的愛國情懷、敬業精神、過硬本領，足以讓我們強身健體、闊步前行。從這個意義上說，編纂出版《中國名記者》叢書具有非常重要的時代意義。

　　在編纂出版《中國名記者》叢書的過程中，發生了新快報社記者陳永洲的新聞造假事件。這一事件的發生說明，我們的新聞工作隊伍并不純潔，類似行為也并非個案。當許多記者懷著理想和道義，追問事實與真相的同時，也有一些害群之馬，打著輿論監督的旗號，把本是服務大眾的媒體，當成牟取個人和小團體利益的私器。這種行為，讓公眾厭惡，令同行不齒，也使新聞媒體的公信力受到損害，與前輩杰出記者的高尚品德和職業操守形成了鮮明對比；前輩記者的責任意識、擔當意識和優良作風，非常值得當今新聞工作者認真學習、好好思考。身處資訊高度發達的社會，新聞記者理應像前輩記者們一樣，秉持專業素養和職業操守，出以公心、守住底線，在價值多元中呵護良知。從這個意義上講，編纂出版《中國名記者》恰逢其時，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