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種莊稼 一個植樹木

——也談通訊報道與報告文學的異同

　　我接觸不少的記者朋友，有寫作才情，有追求信念，也很勤奮。他們在撰寫報告文學之前，以為與這種寫實文體算是“近親”，幾無隔閡。但真正寫起來卻發現兩者頗有一些不同。由此我想到一個老問題：通訊報道與報告文學兩種文體之間界線模糊，不易區別，往往將不少青年記者和學寫報告文學的朋友帶入誤區。老問題在現實中依然存在，具有相當的普遍性。10月15日，《光明日報》“文學評論”版刊發了李朝全先生的《新聞記者參與報告文學創作的空間》，談及了兩者的異同，我想再就這個問題發表一下淺見。

　　探尋真相與實地考察：共同的追求

　　通訊報道與報告文學最大的相似點就是都不允許虛構和編造，必須在真實人物與事實的基礎上完成寫作。

　　新聞工作者與報告文學作家，其敬業本質也很相似：堅持科學理性精神，反對愚昧盲從，弘揚贊頌真善美，鞭撻批判假丑惡，還要勇敢地揭示事實真相。美國《華盛頓郵報》兩位記者，對“水門事件”進行不懈的探究，四個月時間采訪了上千人，最終將真相公之于世。民國時期，范長江行程萬里，寫出《中國的西北角》。此類行動，與報告文學作家幾乎沒有區別。

　　新聞記者與報告文學作家進行采訪調查，都將面對許多不可預見的因素，探尋真相是共同的追求。新華社記者楊明采寫《足球黑哨》，我寫《馬家軍調查》，開筆之前，都是如此，真相越是未知，越讓人窮追不舍。新聞記者進入臥底狀態，紀實作家親臨現場體驗，行為一致。即便是寫作歷史題材，記者和作家也強調實地考察。而且，讀者在閱讀通訊報道與報告文學時，也都把這類文章當作真實可信的文本看待。

　　土特產與舶來品：歷史淵源的不同

　　但是，這兩種文體之間還有著更多的不同。就像兄弟倆出生于同一家族，分家以后干的營生變了，老大種莊稼，打下糧食保人活命，老二植樹，培育木材供人建造。他們的勞作功能都很重要，產品用途卻大不相同。擅長收獲口糧的記者，不一定能夠種好樹。

　　從歷史上看兩者就不是一回事。中國文字誕生3000多年，一直沒有催化出新聞專業，如果一定要拿紀實文體向上追溯，則可以追到太史公那里。司馬遷通過采訪寫了《史記》，沈括根據調研寫了《夢溪筆談》，而表達孔子思想情感的《論語》，與今天的“口述實錄體”有點類似。種種古代文藝作品也大多基于寫實，唐詩的副標題或曰小序，都說真事兒。《西游記》里寫玉皇大帝，還是照搬現實生活。

　　而中國近代新聞業即現在常說的“新聞媒體”，是清朝晚期才從西方傳來，到民國年間得以發展。如此說來，如果報告文學寫作照著古人學習，照著傳統文化尋覓靈魂，可能還是一條正道，也是一條近道，照著西方新聞報道去學習，反而繞遠了。

　　因此，隨著專業分工越來越細，新聞媒體日趨發達，報告文學也不斷走向成熟，在報告文學業界基本上不再倡導作品的新聞性，而以“現實性”代之。也就是說，寫好報告文學，更需要加強文化準備而不僅僅是作好新聞準備。思想文化準備結合社會學田野調查方法，影響著中國報告文學的深刻轉變，其中的新聞性明顯退位，一直退到報刊、電視和網絡背后去了。就新聞性而言，報告文學呈現劣勢。

　　職務使命與個性追求：現實使命的不同

　　在現實使命上，多數通訊報道的寫作，動因來自記者單位的安排，完成作品后要經過程序化審核，最終在自家媒體上與讀者見面。這就是說，寫作通訊報道往往是新聞單位的職務行為。相反，報告文學作家多屬個體勞動，提倡自我體驗和獨立思考。即使是作家協會的專業作家，其創作也屬于個體性質，寫作相對自由。

　　記者一出門就有了特定身份，代表著所屬媒體，采訪內容多以業務為主體，或表揚或批評。而報告文學作家與采訪對象打交道，并不具備特定媒體身份，只是一位個體探訪者，只代表他自己，涉獵采訪內容非常廣泛，從行政公務到個人成長，從事實行為到思想履歷，沒有一定范圍，談得越深越好。作家總是問了這個人，又問那個人，先探究一個側面，又佐證另一側面，反復質疑，多重多義。半個真相不滿意，整體真實是追求。開寫后既尊重客觀事實，又表達主觀傾向，作家主體意識至上，創作主題不一而足。簡單說，通訊報道負載職務使命、體現媒體意志，報告文學強調追求個性、書寫作家情懷。就創作深度而言，報告文學呈現優勢。

　　突進與沉潛：采訪方式的不同

　　通訊報道和報告文學，作者通過采訪獲得第一手材料，然后動筆，這是相同的。但是，采訪的具體方式卻有不小的差別。在多數情況下，記者常以問答方式突進采訪，采訪對象正在進行中的表面化行為、只言片語，處處重要，皆可入筆。通訊報道先天需要“見異思遷”，不停地適應新生活、新任務，匆匆完成一檔稿子，可能就被又一檔新聞覆蓋。新聞、新聞，重在一個“新”字。好記者的素質正是迅捷、敏銳、干練、雜學。

　　而報告文學作家在創作前進行采訪，除緊急情況外，恰恰不會滿足于簡單的問答，也不樂意僅僅采訪一兩次就匆匆動筆。好的作家對恒久不變的日常瑣碎生活和奇異突變之事均不輕視。解讀奇異大事突變格局，作家反而更重視從日常生活中挖掘必然性，寫作中更看重矛盾從積累到爆發的全過程，希冀著將事物的內在規律加以總結。有的作家甚至長期鉆在行業內部不出來，比如徐劍在二炮部隊寫“導彈”，李鳴生在國防科工委寫“原子彈”，他們恐怕這輩子也出不來了。他們寧愿堅守一種生活方式，把自身變成與作品同生共長的一個組成部分。許多報告文學作家完成一部作品后，終生追念那個行業，熱愛那片土地。

　　美國作家史沫特萊，為了寫好朱德生平，先于1937年上半年留駐延安，與朱德等領導人建立深厚友誼。而后，朱德前往血火硝煙的山西抗日前線，史沫特萊緊追不舍，又于同年10月從陜北東渡黃河，隨朱德轉戰雁北和太行山區，風餐露宿，馳騁沙場83天。她有時與朱德在行軍途中邊走邊談，有時在一旁冷靜觀察朱德言行。她說：“我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跟朱德像老朋友似的交談，可以跟他交換情況，也可以閑扯一陣兒。”最終完成了《偉大的道路》這部作品。你看，史沫特萊的采訪，注重過程而不重結果。這時，報告文學作家已經近乎于一名專業同行，又大幅度地吸收了社會學、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

　　“放大了的新聞”與“文學報告”：立意與構思的不同

　　通訊報道的寫作必須在短期內交稿。報告文學則有時較快，有時較慢，快些更好，慢也無妨。一些作品需要多年磨礪才能完成。有時寫出作品當下很難發表，只好等待。我寫完《太行山斷裂》是1986年，稿子在山西、北京轉了一大圈，1988年底才在廣東發表；《馬家軍調查》等了三年始發。此類現象在報告文學業內屢見不鮮。

　　寫作通訊報道，普遍偏短怕長，寫作報告文學，普遍偏長怕短。記者擅長萬字以內寫作，構思總會受到一定限制。同理，我至今還是寫不好短篇紀實，又是構思長篇習性泛濫的懲罰。重視這一差別的要義，在于提醒青年朋友們注意：兩類文本的立意與結構大不相同。一般來說，通訊報道不需要以文藝作品的審美標準去謀篇布局，而優秀報告文學卻必須運用文學藝術的立意和結構方法，努力追求思想與藝術、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統一。

　　通訊報道旗幟鮮明，直奔主題，報告文學色調復雜，多元含蓄，一旦直奔主題反而簡單化了。以撰寫體育題材為例：通訊報道為滿足讀者閱讀饑渴，常常強調運動員特征特色，重視技戰術分析，褒貶教練員業務能力，突出比賽結果；報告文學更重要的是挖掘賽事背后的故事，追問體壇群體的精神世界，關注他們的人生命運，揭示讀者百思不解的矛盾沖突，拓展深層內涵，升華人性主題。我寫過幾部有爭議的體育類作品，都是一個指導思想：書寫體壇卻要超越體壇，重在體育比賽之外的悲喜劇。引發爭議促進讀者思考正是好事，只要對大局有利，對錯都不是關鍵。人們對真理的認識不是一次完成的，報告文學也要經受實踐的檢驗。

　　正因為如此，通訊報道最終歸入了新聞范疇，報告文學最終歸入了文藝范疇。有一些所謂報告文學作品，作者下了很大功夫收集資料，調查研究，內容豐厚。但作者和盤托出的是一堆蕪雜素材，忽略了文學藝術“以人為本”的凝練提純之立意，放棄了主題思想的開掘提升。最近一部反映長治工廠導致漳河污染的報告文學，效果正是這樣，報告了一籃子蔬菜原料，還不是成品佳肴。

　　通訊報道以“放大了的新聞”立意構思，寫好一檔大新聞，有意義有難度，頗不容易；而報告文學則是“文學的報告”。報告文學除了“非虛構”這一特征不可違背，其余各方面理應遵循文藝作品的標準。不少的作品就忽略了藝術性結構，忽略了線索、伏筆、懸念，忽略了人物多重性格和由性格引發的人生命運，忽略了歷史與現實的文化聯系，忽略了戲劇性的矛盾沖突，更重要的是忽略了語言。一句話，尚未重視文學藝術的力量。

　　陌生化與通常化：語言運用的不同

　　沒有作家對語言的掌控運用，文學作品根本無從誕生。文學作品好不好，頭一條要說語言好不好。無論是情節敘述還是人物對話，全靠作家呈現語言之功。

　　作家運用個性化語言，記者運用共性化語言；作家運用文藝化語言，記者運用新聞化語言；作家運用陌生化語言，記者運用通常化語言。

　　例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這個說法，人們早已習以為常，記者熟練運用無妨，作家卻不宜這樣說話。是否可以這樣寫：“那年，你上縣里開會回來，咱村就分了地。”同樣表述了“三中全會以后”這層意思，又豐富不少。

　　可以肯定的是，從記者出身成為優秀報告文學作家，到底要比別人容易許多。中國報告文學隊伍有些老化，需要大批年輕人的加盟。如果注意了通訊報道與報告文學的本質區別，許多優秀記者都可能進入優秀報告文學作家的行列。

　　(作者為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報告文學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