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來的文化創新吁求

　　在中國當代文化發展上，深圳發展可以概括為“深圳學派”。這個“深圳學派”是以深圳的建設實踐和成長歷程為學術案例、學理依據乃至學科建設的學派。這個“深圳學派”不僅踐行著敢闖敢試的實踐理性，而且表現出面向未來的文化創新吁求。

　　“深圳學派”的命題首見于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部長王京生在1996年與余秋雨關于深圳文化發展的談話。2010年紀念深圳特區建立30周年之際，這一命題再次浮出水面。

　　提出“深圳學派”這一命題，就是確立深圳文化發展的實踐取向，即引導新市民改變“浮躁的趨利心理”，使這個“文化底蘊尚薄的城市具備與那些厚重的文化底蘊的城市對話的資格與能力”。作為對這一命題的思考，余秋雨從三個方面談到“深圳學派”產生的可能性：一是人和，即“人際關系的平等和單純”，這有助于學派發展所需要的民主討論氛圍；二是天時，即“中國文化處于轉型期的亮點”，這有助于形成新興學派充滿活力的成長機制；三是地利，即貫通內陸與海外文化的“橋頭堡”，這有助于學派思想的集散與傳播。在當今我們所處的信息化時代和媒介化社會來看，上述三個方面以“天時”最為重要，是“天時”決定了深圳的“地利”與深圳人的“人和”。為著“深圳學派”這個面向未來的文化吁求，王京生以務實的精神認為應當做一些基本的事情。包括一、對文化的認真親近與重視，使文化的討論首先熱起來；二、對文化人的見解給出更多的時間來傾聽；三、不以功利為目的的文化設施的興建；四、用政府之手構建嶄新的文化理念和趨向繁榮的規劃；五、(他認為是“最重要的”)各類文化人才的聚集。

　　“深圳學派”體現出深圳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要求自我認識、自我激勵的學術自覺，是深圳面向未來的文化吁求。

　　深圳能得到改革開放“試驗田”和“窗口”的天時，的確與其當時所處的地利分不開。但討論一個以地域命名的學派，“深圳學派”似乎又關涉某種“地利”。這種“地利”并非指具有厚重歷史積淀的“文化沃壤”，因為它甚至在迅速的經濟崛起中還遭遇到被指為“文化荒漠”的不屑。深圳也因此“能夠避免內地文化發展所出現的粘滯狀態，形成創作新興學派充滿活力的成長機制”。從彼時深圳文化運作的態勢和潛能中，能看到未來形成“深圳學派”的“萌芽”：其一，從深圳市政府對文化投入之急迫的、熱烈的心情來看，政府已經成為把深圳文化推向未來之主導的、持久的力量。其二，在深圳這個投資主體越來越多元化的經濟體系中，社會力量辦文化正釋放出越來越強大的能量。其三，深圳的文化人正逐步擺脫既往單純的文化情結和單向的文化尺度，而其他行業的“非文化人”因為對文化問題的熱衷正成為拓展文化視域的“新文化人”。其四，深圳文化建設正從觀念層面的吁求而步入創新文化產品的實踐，這種面向未來的創新實踐必然預留出文化理論的闡釋空間。

　　在那之后，深圳文化建設通過不到20年的實踐，使文化自身的地位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種變化首先還不在大批文化設施的興建、各類文化活動的開展與文化消費市場的繁榮，而在于整個城市發展思路經歷著由“經濟的深圳”向“文化的深圳的轉換”。

　　定位城市的文化個性，是深圳文化發展戰略思考的“文化自覺”。深圳作為經濟特區的實踐探索，是“國家立場”的“深圳表達”，那么在“深圳表達”中呈現的文化個性，必然在更深層面上維系著“國家立場”。

　　“深圳學派”作為面向未來的文化吁求，是文化建設上“國家立場”的“深圳表達”。這首先體現在深圳文化發展戰略的思想基點上。從“實現以社會主義公民文化為主體的中國現代文化形態”到“建構人類文化秩序的普遍性價值觀念”，不僅是體現“國家立場”的“深圳表達”，而且是具有“全球視野”的“國家立場”。從縱向上說，深圳的文化探索懲戒者中華民族文化選擇的探索，走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的前沿，不斷開拓文化強國戰略的城市實踐途徑；從橫向上說，深圳是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的舞臺，深圳的文化探索直接而鮮明地反映出我國當代文化選擇的核心課題，兆示出我國文化發展道路的前行動向。

　　深圳大力倡導創新型、智慧型和力量型的城市主流文化建設。為了中國文化的復興，哲學家張岱年提出了“綜合創新”論。張岱年認為應超越文化建設的單向度選擇和單級立場，堅持文化模式的可拆解性和文化要素的可選擇性，提倡“優選法”的文化選擇，把“綜合”與“創新”的同一視為文化建設的驅動力。顯然，這種“文化綜合創新”體現出“深圳學派”的文化創新定位。將“綜合創新”放在深圳“三型”文化建設之首，當然是基于對城市個性的文化定位。這既是處于對自身文化發展基礎的自信，也是對這一文化未來發展的某種期許。

　　深圳雖然是“文化邊緣之城”，但卻有“文化地域優勢”。由于深圳沒有地域傳統文化對移民文化的固有抵抗性，使得它如饑似渴地吮吸著來自四面八方的管理文化、制度文化、企業文化、社區文化、消費文化等，從而迅速地建構著全新的文化風格。

　　“深圳學派”作為面向未來的文化吁求，其實也正大踏步實踐在深圳的文化建設中，也正通過深圳的文化實踐在梳理自己的學術主張并凝聚自己的核心理念。這主要體現在以下6個方面：

　　1.深圳觀念與深圳學派

　　2010年，在深圳經濟特區成立30周年活動中，由網民倡導發起，有關主管部門組織開展了“深圳十大觀念”的評選活動。深圳十大觀念內涵豐富。從縱向方面涵蓋了深圳的精神發展史，從橫向方面涵蓋了深圳文化價值觀，這種價值觀說到底是彰顯了“以人為本”的本質要求。也就是說，“深圳觀念”既是“深圳學派”學術研究的對象，也是它學理構成的品質。

　　2.全民閱讀與深圳學派

　　全民閱讀，在這里指的是自2000年11月開始舉辦的“深圳讀書月”活動。舉辦“深圳讀書月”，是該市關于城市化發展戰略理論思考的實踐形式，而“讀書月”在縱深方向的推廣和擴張更加豐富和完善了對城市文化發展戰略的理論認識。鑒于“閱讀”是市民文化生活中最普遍也最持久的文化需求，舉辦“讀書月”也就成了實現市民文化權利最有效的途徑、載體和方式。這也是“深圳學派”力主夯實的基石。

　　3.文博會展與深圳學派

　　“深圳文博會”首屆舉辦于2004年。自2006年舉辦第二屆后改為每年一屆，且每屆都有新創意、新交易。“深圳學派”主張“文化是流動的”。從深圳的文化建設來看，一方面存在“自發的流動”，也既移民文化從“人是文化的載體”中體現出來；另一方面則體現為“自覺的流動”，這便是“深圳文博會”從無到有、從有到優的連續舉辦。“深圳文博會”作為文化“自覺的流動”，必將給深圳文化建設提供更豐富的滋養和更廣闊的空間，也使“深圳學派”的建構獲得了這樣的滋養與空間。

　　4.設計之都與深圳學派

　　2008年12月7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球創意城市網絡認定深圳為“設計之都”。這是全球創意城市網絡的第16名會員，也是我國首個獲此殊榮的城市。深圳在設計產業方面擁有鞏固的地位，其鮮活的平面設計和工業設計部門，快速發展的數字內容和在線互動設計，以及采用先進的技術和環保方案的包裝設計，均享有特別的聲譽。深圳還把設計當做戰略工具，指導城市轉型，同時與社會文化相關領域，尊重經濟發展機會的平衡。深圳作為“設計之都”及其內涵，當然也決定著“深圳學派”的特質。

　　5.文化科技與深圳學派

　　深圳作為從一個小漁村迅猛發展起來的新興城市，其文化建設的一個鮮明特點是高科技含量，或者說體現出文化建設中的科技自覺。科技對于文化發展的影響：一是改變了文化的體驗方式，二是擴大了文化的消費需求，三是豐富了文化的生產要素，四是提升了文化的構成品質，五是激活了文化的原始創新，六是催生了文化的新興業態，七是增強了文化的傳播能力，八是改善了文化的儲存效果。上述種種影響，正構成深圳文化發展的重要路徑和基本特色，而包容創新的文化生態和科技驅動的文化業態也將是“深圳學派”構建的一大亮點。

　　6.集成創新與深圳學派

　　深圳所主張、所踐行、所成就的“創新型”文化。這種文化創新不僅是自主創新，而且是“集成創新”，即集成要素及其模式建構要服從主體創新的需要；是一種跨界創新，這包括開放集成要素的空間跨界和主體建構的思維跨界；是一種協同創新，即善于借助外腦以集思廣益；是一種前瞻創新，也就是通過應對“問題”、創新“價值”來預測把握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