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作家孫惠芬：自殺是農村隱秘的傷口

　　自殺是中國農村隱秘的傷口，深藏在農村詩情畫意的田園風光下，只有在沒有太陽的夜晚，那些傷口才顯露出來。

　　特約撰稿｜張 英

　　“你們來采訪農民自殺的事，不會對莊河不好吧？”作家孫惠芬很是糾結。她怕自己接受采訪，會給家鄉大連莊河抹黑，有負面影響。

　　此前，當同是莊河老鄉的賈樹華發出同行邀請，她猶豫了很久，兩年后才決定和丈夫一起參與賈樹華的“農村自殺行為家庭影響的評估與干預”調查。而賈樹華帶領她的團隊，已經在大連莊河從事農村自殺研究，長達13年之久。

　　相比城市健全的自殺心理干預網絡，中國農村幾乎是一片空白。賈樹華邀請孫惠芬加入課題組的初衷，“是想通過她讓社會注意到中國農村的高自殺率，繼而能夠幫助那些因為自殺陷入困境中的家庭”。

　　《生死十日談》的發表和出版，確實引發了社會對中國農村高自殺率的關注。但無論是在配合媒體的宣傳報道上，還是在中國作協召開的研討會上，孫惠芬都很低調，她擔心這本書的出版令家鄉形象受損。

　　但她沒有料到，在看了《生死十日談》后，莊河市委宣傳部向全體黨員干部推薦了這本書，并希望基層政府能夠采取實際行動，幫助那些因自殺陷入困境中的家庭。這個舉動讓孫惠芬非常高興，能通過自己的筆，喚起基層干部的愛心和能量，為改變那些家庭的困境盡心出力，她特別地欣慰，這也讓她看到了潛藏在自己身上的能量和責任。

　　意外之作

　　《新民周刊》：你為什么說“《生死十日談》是一本意外之書”？

　　孫惠芬：這是一本我開始并不想寫的書。隨著年齡的增長，我不再喜歡悲劇。《2012》、《唐山大地震》、《南京，南京》，宣傳得再好，我都沒有看。在跨上了五十歲這個門坎之后，我覺得一個人平靜平安地活著，比創作更重要。

　　我二十幾歲才離開鄉村，有著長時間的鄉村生活，后來因為寫作進住大連，我一直在書寫我心目中的鄉村，天高地遠的大地，日常瑣碎的日子，人們在日常生活里細微的內心波動，在艱難生活中的堅持和掙扎，這曾經是沈從文的文學世界，也是我寫作的所有資源。

　　在早期的作品里，我關注的是父親、母親、嫂子，是村子里的鄉里鄉親，那個時候，因為身心沒有離開鄉村，鄉村以外的世界發生了什么，中國發生什么，我很少關注。后來從鄉村走出，一點點有了懷鄉情感，在回憶和對現實的書寫中還鄉，也能觸及到時代的神經，可我的作品極少涉獵日常生活之外的大事件。

　　事實上，從賈樹華邀請到真正參與調查，我在心里折騰了很久。如果不是樹華一次又一次動員，我很難跨出這一步。但這次出門，確實改變了我對家鄉的態度，厘清了我跟家鄉的關系：她對于我，已經不再是懷念和懷想，而是真實的疼痛。在這疼痛的關系里，我看到鄉村在城市化進程中的傷口，打開傷口，時代的劇變便盡現眼前。

　　從2006年6月到2011年6月，5年時間，莊河自殺者高達五百多例。和全國其他縣級市同比人口相比，這還是一個中偏低的數字。這讓我很震驚。

　　有一天，一位當地朋友問我，回老家忙什么。我說做自殺調查。他瞪著我問，誰自殺了？我說，不是誰，而是很多人自殺。他以為我聳人聽聞：“很多？我怎么沒聽說？”

　　這塊土地上的自殺者，像秋天落下枝頭的樹葉，無聲無息飄零，歸于寂然。因為他們生活在農村，所以幾乎無人關注，那些陷入困境的自殺者家庭，基本上是自生自滅，沒有社會組織和機構去幫助他們。

　　對那些自殺者的家庭來說，趙鳳、姜立修、曹運寬和三島由紀夫、杰克·倫敦、張國榮的死沒什么兩樣，可他們的死、死因以及他們活著的痛苦、死后親人的痛苦，外人很少知道。

　　自殺是中國農村隱秘的傷口，深藏在農村詩情畫意的田園風光下，只有在沒有太陽的夜晚，那些傷口才顯露出來。

　　自我救贖

　　《新民周刊》：很多評論家都被你“欺騙”了，認為這是一本非虛構的書。你為什么采取這樣的寫法？

　　孫惠芬：我故意這樣寫，把看到的和聽到的故事，進行整合，對人物重新進行塑造，通過建立一個現實世界，將讀者帶到我要表達的小說世界。因為只有小說這種形式，才能承載在我看來更為深廣的藝術內涵。

　　自殺訪談確實讓我親歷了一個個現場，但原始的講述有閃光的地方，局限也非常大，講述者只能提供一個側面的信息，加上心理學的訪談問卷有它自成一體的要求，很難打開故事的脈絡，但正是這一點，為我的后期創作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間。我對人生、人性的看法，對生命、生死的感悟，才得以更松弛更深入地呈現，應該說，是這些豐富而雜亂的非虛構材料，讓我有了一次如同在秋天的曠野中奔跑的傾情想象和書寫。

　　《新民周刊》：為什么說，你寫這本書是“自我救贖”？

　　孫惠芬：隨著走訪一個個自殺家庭，聽到這些自殺故事，內心不斷會有變化和感觸：我們為何而生，向著什么地方去？我們每個人都背井離鄉，到陌生的地方。在我的童年里，從沒有人告訴我人生出來，奔著的方向是死，我所接受的教育，都是讓你往前奔，從屯街奔向小鎮，從小鎮再往縣城，大城市，我們一程程奔著的，是一個個地名涵蓋下的虛妄的空間，向這個虛妄的空間一路拼搏，你也許有一種強大的信念，它和你保持了良好的關系，可是空間無限，有一天，當你發現你奔著的前方除了前方，沒有實物，唯一的實物就是蒼老和死亡，你和信念的關系一下子就發生了斷裂，所謂人生意義也開始喪失。到最后，你發現，工作、事業什么都不再重要，活著才是最重要的。

　　在這場深入自殺現場的調查中，我看到那些傷口疼痛的受難者，多么渴望被捅破，被打開，被理解，這在給了我勇氣的同時，讓我更進一步堅定了這樣的信念：走一條“有心”的道路。因為只有有心，才會通往人性的脆弱、困惑，痛苦、絕望、迷茫，才會直抵人的存在。

　　農民的選擇

　　《新民周刊》：你在老家基層掛職兩年多，怎么看待“新農村建設”和“城鄉一體化”？

　　孫惠芬：新農村建設，這是一個每每聽起來都讓人振奮的事情，在我的老家，就有很多新農村建設試點，國家投入很大，有的是整體移民搬遷，把溝溝岔岔散在的房子拆掉，每戶補助一些錢，在一個地方集中蓋房，修水泥路，上太陽能，安路燈。有的是在原來的村莊上整村推進，實現六化，硬化(水泥路)、綠化、凈化、亮化、美化、氣化(煤氣)。

　　但這里邊有很多現實的糾結，比如整體移民動遷，蓋一座新房需要十幾萬，有的家庭沒有積蓄，政府的補償款根本不夠；而家搬到外面，離自己家的果園、耕地更加遠了，留守的老年兒童根本無法回到原來的土地上耕種。

　　我最初覺得，以農民為主體的運動，應該聽聽農民的意見，不能讓城里人決定農民的命運。可后來發現沒那么簡單，這涉及到誰是農民的主體，是年輕人還是他們的父母。當今的農民后代，沒有人還愿意在土地上勞作，分到手的農耕土地，你就是窮盡力氣，也支撐不起他們絢麗的夢想。而他們的夢想，無一不是通過打拼，進城買房買樓。

　　他們有的把土地留給父母，或荒在鄉村；有的妻子留守，丈夫外出。這是真正讓人糾結的地方，涉及到第二個層面，新農村實現了六化，有了新房舍，新設施，新環境，可是鄉村變成空巢，現代化了的一切誰來保護？他們的生活習慣誰來幫助改變？當他們無法成為發展農村的動力，那么新農村的未來在哪里？

　　《新民周刊》：怎么看現在新改革趨勢，很多省份在試點“土地流轉”，在讓農民進城搞城鎮化的同時，把農民土地收回，由專門的農業公司和農民聯合體耕種。

　　孫惠芬：為了解決這個矛盾，地方政府提出發展溝域經濟和現代農業，鼓勵有錢人到農村投資，搞設施農業，生態農業，吸引農民對土地的感情。

　　一波又一波城市大老板來到鄉村，他們分兩種，有的確實有實力，在打拼中產生了精神的逆城市化，想回鄉創業；有的，并無太大實力，但受到政策補貼誘惑，想用投資套政策賺錢。

　　第一種人，他們干起來了，轟轟烈烈，從農民手中流轉了大面積土地，甚至當上了鄉村的村長，成為了鄉村城市化進程中的模范和典型，因為他們，村莊確實發生了變化，農民不出門就能賺到錢。可是農民的憂慮依然存在，這些城市的投資者們家都在城里，他們的子女未必愿意到鄉村發展事業，他們是否有一天會突然抽身而去？再則，即使不考慮長遠，這種能吸引投資的村莊也并不普遍，大多村莊沒有這樣的機遇和條件。

　　第二種人，他們也干起來了，轟轟烈烈地圈了地，他們特別想在政策的支持下發一筆大財，但他們的回鄉行為里缺乏情感和資金的雙重支持，當發現農業從投入到產出過于漫長，一兩年以后，也就沉寂了下來，或者興趣發生轉移……

　　《新民周刊》：農民在這個環節中沒有選擇權。

　　孫惠芬：任何一種變革，都總會有犧牲，然而在這犧牲里，我們看到了一個操縱者，他們不是人，而是懸掛在每個當官的人頭上的政績，因為政績，政策的能量被放大，因為政績，城市化的進程被提速，到最終，政策的引導者便有可能成為新問題的制造者。

　　比如當有一天，大老板身心疲憊，為了自身而退回城里，我們的農民怎么辦，當有一天，小老板無力經營，把流轉出的土地丟棄撂荒，我們的農民怎么辦。結果還是落在農民這邊，于是再一次想，在這場改變農民的運動中，到底應該由誰來決定農民的命運？！

　　真相就在其中

　　《新民周刊》：每個人的故鄉都在消失，我們都是無根的人，都有自己的困境。只是在這20年里，農村的困境和農民的問題被忽視了。

　　孫惠芬：穩定的一切都在崩塌，新的還沒有形成。看了那么多自殺案例，我越看越嘆氣，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結果就自殺了，為什么？想不通時，只有按照人性的軌道去看、去想象、去猜想。文學就是探索人性的秘密和生命的秘密，而只要追逐人性的邏輯，真相就在其中了。

　　《生死十日談》第一個故事，婆媳為小孩子在炕上拉一坨屎，媳婦嬌生慣養，天天上網，不做家務，她罵了婆婆，婆婆就自殺，喝了百草枯；媳婦嚇壞了，喝了點豆腐的鹵水死了。這個故事剛聽時根本想不通，可是你向人性深處打探，理由自就來了，比如兒子和媳婦是80后，都是獨生子女，都想進城買樓生活，可公公習慣農村，講派場，在農村蓋一排大房子，善良的婆婆覺得對不住媳婦，把她當成寶貝一樣養起來了，不讓她干活，結果，寵慣得太厲害了，就發生了意外的悲劇。

　　我寫“生死”的最大動力，不是想讓大家看到，農村多么落后、多么貧困，社會狀況多么糟糕，觸動我寫的動力，是看到了那些活著的人是怎么堅強地活著，死去的人為什么死。在他們的死中，我看到那么多尊嚴和高貴的東西，看到了他們的生命真相。我們常常講，現在的人如何沒有尊嚴，沒有高貴的情感，但是我在這些自殺者身上發現了高貴的情感。雖然他們為此付出了死的代價，但當尊嚴閃耀光芒的時候，你不能不之震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