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曉云談《百年好合：民國素人志》

　　快六十歲的臺灣女作家蔣曉云出道很早，幾乎跟朱天文朱天心吳念真他們同時在1970年代末登上臺灣文壇，曾連續三年獲得聯合報文學獎。

封面蔣曉云像：李媛 繪

　　快六十歲的臺灣女作家蔣曉云出道很早，幾乎跟朱天文朱天心吳念真他們同時在1970年代末登上臺灣文壇，曾連續三年獲得聯合報文學獎。但與當年的文學小伙伴們不同，她從1980年起赴美讀書，從文壇消失了三十年，一直到2011年才以長篇小說《桃花井》重新回歸。之后她給自己設立了一個龐大的寫作計劃，寫三十八個民國出生的普通女性，從民國元年(1912年)一直寫到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目前已寫完十四個女性，收錄在這本即將出版的《百年好合：民國素人志》中。

　　《百年好合：民國素人志》里的十四個女人，盡管之后的命運迥異，但她們有一個共同點，都和上海有關。為什么做這樣的選擇？

　　蔣曉云：事實上她們并不都是上海本地人，但她們在1949年那個歷史點上剛好都在上海。她們從上海分出去，往世界各地。她們可能是蘇州人、寧波人，甚至是北方人，什么地方都有，只有個別人跟上海關系比較深，比如《北國有佳人》里的小北京，她十來歲就到了上海，在這里生活了十多年，她的青春年華都是在上海度過的，一直到了三十多歲才從上海流浪到了臺灣。

　　1949年這個時間點上，她們都在上海。所以您是想寫家國變動下的小人物命運？

　　蔣曉云：是的。這就是我這樣一個作者希望讀者看到的東西。

　　這讓我聯想到龍應臺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區別在于，您用的是虛構，龍應臺說她用的是非虛構，是在寫歷史。

　　蔣曉云：我自己并不太覺得。對《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我很難界定它是歷史還是小說，她寫的有些事情其實很像小說。如果站在國民黨人的立場，龍應臺跟共產黨是苦大仇深的。可是我這里的那些小人物，她們只是覺得朝代變了，又要動亂了，“我們要跑”。其實她們沒有那么大國族上的深刻感覺，因為她們沒有那樣的教育和思想背景，對于一個舞女，或一個舞女的母親來說，換朝代了是很緊張的事情，她們想到的是個人家庭。但龍應臺寫的不是小說，所以她的書里面個人觀點比較多。龍應臺常常把自己的觀點嫁接在這群人上，說他們是敗軍之后。在我的《民國素人志》里，他們不是敗軍，是難民。他們是被歷史推著走的，有些人是正好在臺灣找到工作糊口，就留在那兒，無法回來；有些人是去那度假的，他怎么知道回不來？他們并沒有選邊站。而龍應臺一開始就是有立場的，這可能跟她從小在眷村長大有關。但我在臺北看到的人，多半是難民，他們只是想活下去。我很希望這些人不要被歷史淹沒，他們也存在過。

　　你在上海會覺得，這兩千萬人就是你的世界，不太會想到其他十三億人，你不太會想到要跟大西北的中國人連接。可是在你的小巷子里，你都認識他們。我是因為個人因素，知道這些人的存在。所以，在1949年之后，龍應臺怎么能說只剩下敗軍之后？我希望讓別人了解，軍區大院(眷村)外的世界也有很多人。

　　您寫的這群人，更接近1949年后逃到香港的上海人。是否這樣？

　　蔣曉云：有可能。香港的上海人后人，比如董建華家族，都是廣東話上海話夾雜地說。可是，在國外的很多上海人，都是講英語和上海話。有一次我們幾個朋友坐下來打麻將，但大家都不太會打，結果拿出一疊講義發。這時候有一個女伴跳出來說，不要給她丈夫，因為他連中文都看不懂的。那個男人，平時普通話講得非常典雅，人非常克制，但就是不會看中文。因為他五歲就離開了上海，他能懂很多語言，普通話幾乎沒有口音，可是看不懂。他也忘記了家族的歷史，對以前的歷史記憶不清。這群上海人基本上變成了一種離散的“猶太人”。在世界各地，這樣的中國人到處都是。

　　您剛才提到“離散”，那您寫這群女人的故事是否可以稱為所謂的離散文學？

　　蔣曉云：我不知道這是否算離散文學。我寫這些人物有一個時間性的，這部系列小說里，第一個人物出生在民國一年，計劃中最后一個出生于1949年民國三十八年，所以越后面出生的人，離開中國和上海時年紀越小，那對她們來說，離散的感覺不會太強烈，因為她們對中國的記憶還沒那么強烈。我小說里寫到一個女的后來嫁給了臺灣本省人，這個女的看上去跟當地人沒什么區別。你再看董建華，他到底是香港人還是上海人？你說龍應臺有離散嗎？我是臺灣出生的，更沒有離散感，我還能講很流利的閩南語。如果不是李登輝他們用各種特征區別本省人和外省人，我不覺得我有什么離散感。所以當他用政治力量去區別外省人、本省人，說外省人是不夠愛臺灣的，用這些地域符號來區分人群的時候，我就感到莫名其妙。我在這里出生，但只因為我父母的關系就把我區分開來，這不是跟“文革”沒有區別嗎？因為我的外省關系，就說我不屬于這里，就不會愛臺灣。有的人反抗這種區分，但我很坦然接受了這種區分。

　　書里這些女性都跟上海有某種關聯，在您的這些故事里經常出現上海方言寫作。您懂上海話嗎？

　　蔣曉云：我在這個系列里確實刻意運用了方言寫作。這是因為這群人當她們即便八九十歲的時候，最習慣的還是用上海話，如果用國語或普通話寫她們的對白，這是不對的。除了上海話，有很多地方還用了廣東話，這都是因為人物的關系，我不會去拒絕方言。我寫這些不會有障礙，比如上海話，我從小就懂。因為我家當時在臺北是做生意的家庭，住在臺北的商業區，鄰居都是從上海來的，所以很容易學會。后來我不會說了，但還是能聽懂。反而現在，現在的上海話跟那個時候比變了很多，不是我小時候的上海話。

　　那書里的故事，也是這群“上海人”對您講過的？

　　蔣曉云：有可能。這些人對我來說非常生動。寫小說就是拼湊結果，如果讓人覺得確有其人，這對我是很大的安慰。但更多時候，其實是經過努力調查的結果。我在寫的時候，不希望一開始就說某某是民國幾年出生，像報家門一樣來寫。所以我用了很多當時的事實——也就是現在的歷史——歷史上的新聞、逸聞來鋪陳這些人的年紀和時代經歷。小說里的那個時代畢竟離現在已經很遠，所以還是需要做歷史的調查。其實比龍應臺要費工夫，她只要去訪談就好了。

　　比如《北國有佳人》的小北京，小說里說她當時是上海灘那么有名的舞女，可是否會有一個類似的真實人物？小北京真的有這個人，真的在仙樂斯舞廳，她的恩客是我一個朋友的父親輩。真實的“小北京”故事其實是非常浪漫的，小北京和她的恩客在年輕的時候是老相好。到了小北京九十多歲的時候，她住在舊金山灣區一個很好的社區，小北京的老相好還瞞著他太太去看她。我覺得太浪漫了。但我在《北國有佳人》里寫的故事不是她的，只是借用了她的招牌。我沒有見過小北京，只聽過一些她的軼事，據說她小小的個子。我看過描述當年上海舞廳里舞女的資料，她算是里面紅的一個。所以我的這些故事，有拼貼、調研，也有想象。其實我覺得，主要是想象。

　　《百年好合》是您這本書的第一篇，這個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上海的一個生日宴會，老人九十多歲重歸上海，他們的后代從世界各地回到上海為他們祝壽，結果大家只能用英語或其他語言交流。這是真實的故事嗎？

　　蔣曉云：這個生日宴會是真的，老人的后代從全世界趕來，但大家都不知道誰是誰，這些親戚之間語言都不通，這都是真的。當時我也在現場。而且和小說里一樣，宴會真的在酒店的三十八樓，大家一起說亂七八糟的話，一桌中國人講英文。那個場景是真的，老人是原型，但故事都是編的。《百年好合》里這個老人的原型，是上海1949年前的富二代，后來回到了上海，現在住在衡山路上，那里是他小時候住的地方。不久前，老人還把最后的錢捐給復旦、交大、北大和清華各一千萬。在之前，他已經捐了很多。他現在已經一百零一歲了。其實在1949年以后，他受過很多挫折，但到了一百歲，真的云淡風輕，千里迢迢回到上海定居。對于這群老人，你可以設想，他們是可以哭死的啊，因為1949年他們的財產全部被沒收，這個一百歲老人的父親也自殺。可是幾十年過去，他們才是人生的贏家，回來以后還把錢全部捐掉。這些從上海走出去的人，誰告訴你一定是擁護蔣介石的？他們只是跟自己的生活搏斗了一生。對他來說，這里是他的祖國，但他沒有喊過什么愛國。

　　這本書都是女性視角，您計劃寫的也都是女性。為什么是歷史中的女人？

　　蔣曉云：我的這個系列完全是女性視角。我本來就要寫三十八個民國女人。我的朋友說，這不公平，還要寫三十八個男人。可我得先把女人寫完。我覺得寫女人意義更大，因為歷史都是男人書寫的。在這個變動中，女人如何？那個時代的女人，她們奇怪的地方和條條框框，不是我們想象的。像我這樣的臺灣女性，尤其是閩南女性是非常堅毅和受委屈的，因為閩南人的大男子主義特別嚴重，在上海很難想象。在女性的角度來看，很不公平。所以我對女性很感興趣，在那樣的環境下，女性有不同的心理變化，有些是不甘的。

　　我覺得您主要寫的是，1949年時局變動下，女人怎么看。

　　蔣曉云：小北京的媽媽就是一直哭，總覺得一生完蛋了。但小北京在上海長大，在她看來第二天有沒有米錢最重要，今天出去穿什么衣服最重要，變得很現實。如果她跟她媽媽一樣只會哭，這一生就完了。對她來說，介紹我去做衣帽間小妹，那我就去做。聽說做舞女更賺錢，那我就去做舞女。她的每一件事情，在現實壓力之下，沒有辦法去多想。但你說她聰不聰明，她當然非常聰明，但她不會聰明到要去拯救國家。在都市里的普通人，對他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明天的小日子，他們是樸素的人，沒有那么偉大的思想。我看到很多這樣子的人。小的時候，我父母給我很大壓力，要救國救民救人類，年紀大了后發現，我一樣也沒救到。后來受到沖擊時，我再怎么樣也救不了人類，所以我還是去寫小說吧。

　　對這些女人來說，如何生存最直接。你看小北京，對她來說，國民黨和共產黨她是分不出來，這些人長得一樣，干的事情也一樣。她更關心的是，能不能搬家，能不能在新的地方安頓下來，媽媽的病能否好，這些對她來說更重要。這樣的人，以前被稱為“人渣”：你怎么只想到自己的家人，怎么不想到國家？有時候我覺得寫那么慘，寫《桃花井》，覺得這些人都白活了，人生就白費了，就是因為國共打架，可是又覺得，好的一生壞的一生也就這樣過了。

　　您這種心態可能跟您不是眷村人有關。我相信這也是您和朱天文朱天心她們的區別。

　　蔣曉云：有可能。以前并不覺得， 年輕的時候覺得每個人都一樣。但后來覺得你的環境都會給你不一樣的影響。我年輕的時候參加報社小說獎，和吳念真、天文他們都是一起出來的，那個時候我就跟他們不一樣。每一次，報社有什么官方的活動，都會叫我去講兩句話，對我來說這是很自然的。其他文學青年都很害羞，但他們現在都能滔滔不絕了，比如天心、吳念真。他們也都改變了，時代也改變了。以前他們說我像張愛玲，我不知道哪里和她像，她那么孤獨憂郁，我可不是這樣的。

　　您1970年代末在臺灣就已經很有名，跟朱天文、朱天心、吳念真一起出道，可是又很快消失于文壇三十年。為什么會這么絕然地離開？

　　蔣曉云：其實當時我沒有想太多。當時年紀輕，世界都在你的腳底下，什么不能做？我后來才發現，我比同年齡的女性有自信，我有點義無反顧，覺得很多事情我都可以做，不一定只做一件(寫作)。當初離開，很多人說你怎么能從名利離開，可是我不覺得名利可以綁住我。我一個朋友對我說，因為我沒有窮過所以不怕窮。現在講起來很臭屁清高，但真的很自然的，不覺得是要抓住爭取什么。當然也很沒良心，當時那么多人提拔你，但你就離開了。

　　比如朱西寧？

　　蔣曉云：對。這就像，這個派對我參加過了，我就走了。后來我又很厚臉皮地說，我又回來參加派對了。

　　很多人疑問，我到底是哪里冒出來的。我在上一個寫作階段，臺灣的娛樂性和傳媒都還沒那么強，我得了一個大報的文學獎，是大事情。那個時候知道我的人比較多，看小說的人也多。在我缺席的這三十年中，很多新的作家長大，他們不曉得我是誰，他們看我的小說完全以為是大陸作家，或者是一個八十多歲老太太。知道我的人就非常訝異，因為這個人已經失蹤三十年了。

　　在離開的那些年，您沒跟當年的文學小伙伴聯系過？

　　蔣曉云：完全不聯系，他們都以為我不見了。因為我在另外的領域做得不錯，當時也沒有想過要回頭重新寫小說，但這又有點像會唱歌的人忍不住要去唱歌一樣。后來又有了博客，這就像有了卡拉OK。這就讓我很想寫，再看到別人寫的那么亂七八糟，就更想寫。慢慢地，后來有機會到上海常住，大概是2005年，就大量看中文書。看了三年中文書，感覺慢慢又回來了，又開始想要寫東西。

　　當年的小伙伴，比如張大春， 我當年沒有跟他講過話，跟他只打過照面。我跟吳念真也幾乎沒有說過話。我有印象的是，有一次我和吳念真一起出來，我父親來接我。我父親說一起搭個便車吧。吳念真說，不要！這是我對他的唯一印象。我給《三三集刊》寫過稿。后來聽天心說，當時辦《三三》的時候，不太熟的人，稿費是一定要付的；很熟的人，稿費是一定要拖欠的。這才知道，我屬于不太熟的作者，因為我一直有稿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