賽娜•伊爾斯拜克：少數民族文學與全球視野

——以柯爾克孜族文學為例

賽娜·艾孜別克在中國少數民族當代文學論壇上發言

　　中國文學是多民族的多元的，是中華民族文化振興的一個不可忽略的元素，是國家和民族持續發展的精神動力之一。全球化是當下的現實，多元主義文化，回歸文化傳統、尋求民族文化身份的認同成為不可遏止的潮流。從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的角度來看，重要的是我們拿什么對外交流？發揚我們自身的什么優勢？我們的作品才會被閱讀，我們的思想才會被接受，被關注、被傳播。

一

　　隨著國家對民族文化、原生態文化的尊重，各民族之間的文化差異和文化特點得到了很好的重視。少數民族文學與漢民族文學的差異性和互補性，使得少數民族文學具備與世界文學對話的可能性。柯爾克孜族的史詩《瑪納斯》成為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被保護、傳承和研究，新疆民族文學原創和民漢互譯作品工程等，這些與國家對保護文化多樣性的扶持是分不開的。對于新世紀少數民族文學發展，特別是對人口較少的母語創作的柯爾克孜文學的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

　　中國柯爾克孜族人口不到20萬，文學創作99%為母語寫作。母語寫作是作家對民族身份的認同，對民族文化的自覺堅守，母語作家以其民族特有的審美方式感知和認識世界，以自己的母語反映本民族社會歷史生活，表達作家及其民族對世界的獨特審美觀照，母語寫作，既是民族文化發展和中國文學全面發展的需要，也是促進國際文學交流和加強睦鄰友好關系的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少數民族母語寫作對于保護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具有特殊意義。

　　中國柯爾克孜族當代文學的發展之路是植根傳統，堅守、豐富和發展之路。柯爾克孜族文學，主要由民間文學和書面文學兩個組成部分。最為著名的是英雄史詩《瑪納斯》，這部史詩是世界文學的瑰寶。除此之外，還有民間達斯坦(敘事長詩)還如《交勞依汗》、《阿吉巴依》、《薩依卡勒》、《巴額什》、《托勒托依》等。史詩中詩化的英雄已成為民族審美感情的凝結體，因為她凝結著歷史錘煉了千百年的民族感情，具有生動感人的藝術力量。中國當代柯爾克孜族書面文學的發展伴隨著柯爾克孜族經濟生活的變化，涌現出一大批詩人和作家，如：阿不都卡德爾。托合塔諾夫、阿曼吐爾。巴依扎克、艾斯別克。奧罕、吐爾干拜。克力奇別克、加安巴依。阿薩那勒、曼拜提。吐爾地、薩坎。吾買爾、阿山巴依。瑪特勒、曼拜特艾山。葉爾格、吾爾哈力恰。克德爾巴依、阿不都熱合曼。斯瑪依、莫明。阿不都卡得爾、朱瑪卡德爾。加合甫等等，這些作家在詩歌、小說、散文、評論等領域創作了一大批在國內外皆有影響的作品。民族地區生活的差異性、思想情感的獨特性是作家創作的豐富資源。少數民族文學扎根于各民族生活的這片熱土，從飽含民族歷史文化內涵和生活氣息的沃土中挖掘素材、提煉生活。如果脫離民族生存的土壤，就意味著少數民族文學放棄了自己的優勢與位置。吐爾干拜·克力奇別克的中篇小說《喬里潘》，植根于本民族人民的生活土壤，挖掘和表現本民族獨有的生存狀態、特定心理、生活特質和文化傳統，塑造了具有鮮明民族性格的藝術形象。這一類的作品，占了柯爾克孜族書面文學的主流。柯爾克孜族是一個史詩民族，是用詩歌來表達自己的民族，詩歌在中國當代柯爾克孜文學中占相當大的比重。詩人加安巴依。阿薩那勒的詩集《足跡》、《消失的歲月》，語言瑰麗細膩，有著純粹的民族語言、特有的思維模式和強烈的民族特性。吾爾哈利恰·克德爾巴依的長篇小說《阿吉別克英雄》價值不僅僅在于揭開歷史之謎，為英雄立傳，為草原游牧文化正名，更賦予了作品現實意義。買買提吐爾遜·瑪提克的長篇小說《瀟瀟曠野》講述了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一個窮山僻壤小小牧村的故事。通過描寫曼別特為代表的柯爾克孜進步人士，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獲得新生和榮耀的故事，刻畫了一代英雄人物和有志之士的光輝形象，表達人們對自由和幸福的追求，富有濃郁民族特色。

　　當我們把作品作為民族文化傳承和積累的一種范本，還原于它們所屬的民族文化系統和民族文化語境時，許多在主流文化語境或其他文化價值系統中不被注意的文化價值便會立即凸現出來，它們包括草原文化樸素的生態意識，人性的真善美等等。在差異性與獨特性中探求人所共有的普遍性才是民族文學的優勢之所在，是世界上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優秀作品共同追求的屬性。柯爾克孜族族本身就有愛護自然、敬畏山水的傳統。柯爾克孜族作家艾斯別克·奧汗的作品《大象的眼淚》、吐爾遜·朱瑪勒的《獵人》、阿依別爾地·阿克驕勒《三條腿的野山羊》，都蘊含著草原文化樸素的生態意識，對貪欲無度的人們敲響了警鐘，讓我們看清了生態破壞和人的精神蛻變的關系。柯爾克孜族女作家古麗孜亞·瓦力的長篇小說《喧囂的蛙沼》講述主人公貪婪的尋找財富、權利，為了滿足自己的欲望最終道德敗壞，受到自然界的懲罰。小說大膽嘗試民間故事的敘事模式，以女性特有的豐富想象力，深刻反思人與自然界的關系，呼吁保護大自然和人類的生存空間，闡釋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態文化理念。民族文化的特質的價值超越了國界，把本民族文化的特質以藝術形式保留并傳播出去，具備跨文化寫作的意識，在全國乃至世界更廣闊的文化背景下進行創作。少數民族作家發揚自身優勢

　　地緣因素決定了柯爾克孜族文學書寫具有開放性。中國的柯爾克孜族主要聚居在新疆，新疆位于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區，與八個國家接壤，是世界上歷史悠久、地域遼闊、影響深遠的四大文化體系的交會處。新疆與中亞山水相連，民族、宗教、文化上相互認同。今年，習近平主席在出訪中亞四國時提出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重大戰略構想。新疆作為亞歐大陸的橋頭堡、絲綢之路的核心區域和橫貫東西的交通大動脈，在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地位更加凸顯，必將成為名副其實的我國對外開放的前沿陣地。柯爾克孜族作為跨國民族，與中亞吉爾吉斯斯坦有特定的血緣關系，共享先輩們留下的文學藝術資源。比如史詩《瑪納斯》，也出于同一母體，而后異地發展，直至今天。改革開放以來，受周邊民族的影響越來越大，與境外同源民族交流的領域進一步擴大。柯爾克孜族文藝作品被翻譯成漢文或外文出版，國內外的優秀作品同時被大量翻譯成柯爾克孜文，中亞同源民族的文化書籍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境內。這一切都促使柯爾克孜人的思維發生嬗變，他們開始對創作方法和表現方法進行思考和探索，為自身的發展和柯爾克孜文學的振興邁出了新的步伐。新疆柯爾克孜族與其他兄弟民族一樣，正經歷著自然經濟和半自然經濟相適應的傳統文化向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型文化的轉變過程，處于歷史性的文化轉型期。社會變革給民族地區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柯爾克孜族作家創作出了時代變遷下的人生百態。艾斯別克·奧罕的小說《沒有睡意的夜晚》、《騎牦牛的人》，反映了柯爾克孜人在改革開放背景下，在游牧文明與現代文明的猛烈撞擊中真實的生存狀態。市場經濟的陣痛改變了他們的世界，他們的民族心理、民族氣質在這空前深刻的社會變革和文化更新的過程中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特別是市場經濟與競爭打破了自給自足經濟形態的平衡，大大改變了人與人關系的舊有模式。從游牧到定居，改變的不僅是柯爾克孜族的生產生活方式，而且改變著傳統的民族習俗和觀念，以及民族空間分布格局。揭示現實矛盾，描繪改革在柯爾克孜族人民心中掀起的波浪，是這一批柯爾克孜族作家表達的一種方式。

二

　　我們看到了柯爾克孜族文學的獨特性、開放性等優勢，看到了其蓬勃發展與長足進步。同時，我們也看到了它依然處在現代與傳統、主流與邊緣的夾縫中，處于一種既不脫離現實而又難以反映現實，既崇尚主體意識而又不能自由馳聘的矛盾之中。題材單一、體裁比例失衡、具有深層意義的優秀作品少、翻譯缺失、文學批評低迷、各民族間缺少交流、作家隊伍數量和素質上的不足等，制約著柯爾克孜文學的進一步發展。我國傳統的柯爾克孜文學體系，多是在封建社會甚至更為后進的社會政治經濟形態下形成和確立的，以完全型內視習慣為主宰的保守性。在觀察生活、理解生活、捕捉題材、選取角度、采用藝術表現形式與方法等方面，缺少創新精神，柯爾克孜族的作家群體，在民族文化被來自主流的文化以及世界性的它國文化吸納、同化的時刻顯得過于警惕，加之過于迷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藝術觀念，因而缺少超越民族界限、超越時代的氣色，缺少民族精神的深度挖掘，尤其缺少對民族文化和精神實體進行文學開啟的覺悟，在觀念解放和藝術創新方面還有待突破。

　　針對上述癥結，首先要解決文學觀念的問題。隨著作品審美功能的多元化，表現內容的復雜化、欣賞者的審美情趣的多樣化，當今文壇已呈現多元化格局。這就要求我們創作者必須具有開放的文學觀念，充分地發揮其多方面的審美功能，在滿足審美享受的基礎上，引導人們對人類生存發展諸多問題的思索以及在人性的恢復和完善方面發揮其作用。一部真正的文學作品，一個民族有價值的文化成果，是不應該也不可能僅僅局限在自己單一的民族利益或封閉在狹隘的思想感情之內，也不可能停留在對人類的生存狀態、利益和理想毫不關心的冷漠中，它自身的發展不可避免地必然參與全國乃至世界文學的進程及人類綜合的相互作用中。當代世界文學的格局中，不少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在該國也都擁有該國少數民族作家的身份。他們立足于民族命運的經驗，但總是能夠吸取多種文化的營養，既書寫民族精神的尊嚴，更有效地超越了民族的界限，對一般的、普遍的生存狀態進行深刻的文學表達。加西亞·馬爾克斯、奧罕·帕慕克、艾特瑪托夫的作品關心人類命運，面對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每個民族都面對著共同的世界，可每個民族卻又有其獨特的理解世界的方式。少數民族文學在整個世界文學格局中有多大的發言權取決于對民族特殊意義世界的進入程度，能不能真正進入本民族的最隱秘的心史，找到并創造出一系列能夠橫向擴展延伸的富有世界意味和生存普遍性意味的話題。少數民族作家所依托的自身所擁有的文化背景以及民族特色濃郁的場景，僅僅是一種敘事的媒介，應該是可以寄寓象征的文化符號，重在于人類精神的普遍審視的過程和結果。當我們處理某一題材，反映某截面的生活時，要對其作歷史的、人生的、文化的、人性和道德的多方面的思考，要求我們的作品主旨超越所寫生活的表層，作品的思想內容不僅要有更廣的涵蓋面，而且還應具有更深的歷史穿透力。要求作家以悲天憫人的大智慧、大愛心去觀察關愛社會人生，從不同命運遭遇的個人身上看到人性的喜與悲，并以此呼喚人的良知，從而滿足更大層面讀者的審美需求，引起不同民族，不同派別乃至不同國度的人的共鳴。

　　在新的歷史時期，各族人民共同書寫“中國夢”的當下，我們柯爾克孜作家更應進一步解放思想，樹立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覺，吸收借鑒其他民族文化的精華部分，增強多元文化下的交流與對話。如果說文化身份特征的認同主要是指對民族文化核心價值的認同，那么，文化身份的建構則要以文化核心為建構基點，批判地吸收外來文化的優秀成果。“為我所用”是為了更好地豐富、充實和提高自己民族的文學，是為了更好地發現、發展和表現自己的藝術個性。柯爾克孜作家要重視自己的民間資源，神話、傳說、史詩等提供給我們無限的審美空間，努力把學習別人和發展自己結合起來，努力發揮主體的作用，學會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用自己的心靈去感受，用自己的腦子去思考，認識自己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發揚自己的藝術個性和創作特色，表現出自己鮮明獨特的個性。

　　當代民族文學領域，充滿了競爭與挑戰，也充滿了機遇與選擇。面對著世界文學和我國文學的迅速變化、發展，少數民族作家有責任重新審視自我文學世界，看到本民族文學在整個文學宏觀坐標系統中的位置，清醒地體會到自我的優勢和劣勢，不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大。我們既要堅定地保持以本民族文化特質為內核的創作主體的個性建構意識，利用本民族資源保持民族的審美經驗傳統，保持民族進步的精神，以開創性保持民族文化的獨立個性；又要借著全球化話題獲得新的增長空間和認知視角，獲取文學創作的新觀念、新方法，建立包容、自由、開放的心態。另外，還應進一步使母語原創的翻譯、推介、傳播少數民族作品常態化，加大對少數民族的翻譯、評論隊伍的培訓力度，加強少數民族作家對外的互動與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