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玲：民族文學與民族文化自覺

——以云南8個人口較少民族文學為例

黃玲在中國少數民族當代文學論壇上發言

　　中國夢的目標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華民族的復興包含56個民族的發展進步，民族文學對此負有重要的責任和表現義務。

　　人口較少民族文學中的文化自覺，其指向一是通過文學展現本民族文化的繁榮進步，其二是在文學中追求中華民族向心力的凝聚和實現。因為人口較少和歷史造成的發展滯后，所以其文學的發展也經歷著曲折的過程。直到新時期才開始作家隊伍的發展建設，在新世紀出現了繁榮發展的良好勢頭。深入研究他們的文學作品，既可以發現其文化自覺的過程，也可以從中尋找到一條人口較少民族追求美麗中國夢的精神軌跡。

　　一、云南8個人口較少民族作家文學概說

　　云南人口較少民族是指全國總人口在30萬人以下的民族，云南共有8個民族，即獨龍族、德昂族、基諾族、怒族、阿昌族、普米族、布朗族和景頗族，其中除普米族和基諾族外，其余6個民族分別屬于中緬、老跨境民族。比如其中人口最少的獨龍族，主要分布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貢山獨龍族自治縣西部的獨龍江峽谷兩岸，人口6930人(2010年全國人口普查數據)。

　　其作家文學經歷了從無到有的漫長準備過程，直到新時期改革開放時代才開始起步。

　　對人口較少民族來說，首先必須獲得政治的解放，然后是經濟的發展進步，有了二者的鋪墊，才能帶來文化的繁榮發展。由民間文學到書面文學，有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除景頗族外，其他幾個民族都沒有民族文字，只能采取向漢文化學習的方式，在學習借鑒中建構自己民族的作家文學系統。

　　這8個人口較少民族都有本民族語言，但只有景頗族有文字(使用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拼音文字——景頗語文)，其余民族的作家多用漢語寫作。8個民族在歷史上都有悠久的民間文學傳統，流傳下豐富的神話、民間詩歌或故事。但在新中國成立前都沒有自己的書面文學。一直到新時期改革開放時代，才在各級部門的關心培養下出現第一代作家文學。至目前為止，這8個民族都已經涌現出本民族的小說、散文、詩歌創作者隊伍，在全國、省級刊物上發表一定數量的文學作品。其中一些人獲得全國“少數民族文學創作駿馬獎”等榮譽。一些人出版文學作品集，代表本民族在當代文學中發出自己的聲音，引起外界關注，同時也在境外同一民族中產生廣泛而良好的文化效應。

　　這8個人口較少民族的作家隊伍的形成，其意義是多方面的。如有學者指出的：科學地總結中國各民族文學從古到今交流與互動的關系，對于激發新的審美創造，對于構建新時代的中華文化、促進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團結統一、回應全球化的挑戰，都有不同尋常的意義。云南這8個人口較少民族的作家文學，對云南文學乃至整個當代中華文學來說，都是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它在體現自身獨特性的同時，也豐富了同時代的中華文學內涵，體現了一個多民族國家文化事業多元共存的繁榮局面。

　　二、“中國夢”背景下的民族文學書寫

　　1、民族文化的自我覺醒

　　云南8 個人口較少民族作家文學的出現，體現了一個民族的文化從自我覺醒到自我反省的過程，也是新的文化形態產生和創建的過程。以往的民間文學代表的是一個民族的原始思維，作家文學則體現更多時代的新質，和民族發展進步的軌跡。

　　作家文學和民間文學的最大區別，一是創作主體的確立，使作品體現出鮮明的個人特色和強烈的主體精神。二是創作手法上的現代色彩和傾向，使作品的現代性得到彰顯。這對一個文化處于弱勢的民族來說，也是一個文化自覺的過程。民族作家們開始以有異于傳統的目光對本民族的歷史文化進行反思認識，在汲取精神菅的同時，也會反省其中的矛盾和問題。比如民族文化的古老和滯后、先進與蛻變，以及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對民族文化帶來的影響、沖擊等矛盾，會困擾作家并在他們的作品中得到體現。

　　比如普米族詩人魯若迪基的詩中對故鄉斯布炯神山的依戀，在外族人眼中它不過是一座普通的山，但在普米人眼中則是充滿神性的、“比珠穆朗瑪峰還要高大雄偉”的精神“靠山”。詩人正是心中裝著這座神山，行走在漢族文化的疆域。但無論走得多遠他始終堅守著故鄉的精神，始終相信“這個世界/只有那里的鬼/不會害我。”這幾句詩傳達出的文化信息是非常豐富的，它曲折地表達了一個人口較少民族作家的心里潛藏的文化焦慮感與對母族文化的執著堅守。另一位普米族詩人曹翔的詩《家鄉，不說憂傷》，則對現代化進程給民族生存帶來的危機的沖擊有深刻的警覺。

　　民族作家創作中通過寫作喚起的民族文化意識的覺醒，是一個復雜的現象，充滿矛盾和沖突。但同時也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它意味著一個民族的傳統文化在現代化背景下出現的新選擇和走向。在民族作家筆下，本民族文化的歷史內涵、優秀特質得到開掘利用，一些落后的因素會引起關注和思考。特別是快速發展的現代化進程，給民族地區帶來的機會和沖擊、變化和影響，也在民族作家筆下得到真實的呈現。

　　和外來的政治視角的干預相比，本民族作家的文化覺醒具有更為現實的意義。因為它源自于民族內部，是自我意識的覺醒。特別是對人口較少民族而言，雖然他們的文化覺醒比其他民族要晚幾個節拍，但畢竟在作家文學的推動和促進下這種覺醒已經為憶族文化的發展掀開了新的一頁。

　　2、對建設和諧邊疆的文化意義

　　云南是多民族聚集的省份，差不多有占全國將近一半數量的民族成份。在建設和諧邊疆的進程中，民族文學是各民族之間重要的文化交流平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能實現美美與共，天下大同。8個民族的歷史、文化發展各不相同，體現在文學寫作中則形成了各自獨特的風格和體系，豐富了中華多民族文學寶庫。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也是增進了解，加強溝通的前提。

　　在我們所處的21世紀中華多民族文學發展的多元格局中，人口較少民族文學的特殊性已經逐步在他們的作品呈現出來。從文學作品中既可以感受到一個民族文化內涵的獨特性，也可以看到作為民族文化代言人的作家們在文化上的理性思辯、民族尊嚴感和責任感的文學表達。中華民族文化“和而不同”的特色正在這一個特殊的寫作群體身上得到彰顯。可以說每一個民族的作家都在用文學創作這一特殊的手段，實踐著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只有在互相接受、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前提下，邊疆的團結和諧才有實現的保障。所以云南能成為全國民族團結示范建設的重點，為中國的民族團結事業提供寶貴的經驗。其中文化(文學)的功能不可忽視。

　　3、在跨境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云南8個人口較少民族中，有6個民族跨境而居(普米和基諾除外)。他們的文學發展在與東南亞國家的文化流中體現出重要的價值和意義。文化上的“同宗”“同源”關系，相近的地域、互相滲透的經濟生活、共同的語言和心理素質，現實中的民族認同觀念等因素，使六個民族的作家文學能走出國門，在緬甸、泰國、老撾的同一民族成員中流行，在促進國際文化交流中發揮出重要作用。

　　比如德宏州今年10月就在瑞麗成立了“中緬邊境文化交流協會”，將和緬甸每年舉行不少于5次的學術研討，對兩國的文化進行挖掘整理。德宏州文聯主辦的景頗文刊物《文蚌》，也是在中緬境內發行，在兩國擁用廣大的讀者群。對宣傳中國的國策和改革開放成果起到了積極作用。德昂族、獨龍族、阿昌族等跨境民族的作家文學在境外的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對民族自心、自豪感的產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民族文學促進民族文化由自為走向自覺

　　當代民族文學中的文化自覺，首先是一個民族認識、理解、反省本民族文化的過程。作家文學的出現對一個民族來說，是由文化蒙昧走向文化現代的重要標志。也是對本民族歷史文化進步重新認識和反省的理性過程。正是需要通過對民族文化的認識和反省，才能更好地確立一個民族在多元文化中的位置。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文化自覺是一個艱巨的過程，只有在認識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觸到多種文化的基礎上，才有條件在這個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確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經過自主的適應，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長補短，共同建立一個有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種文化都能和平共處、各抒所長、聯手發展的共處原則。”

　　其次，民族文學中的文化自覺，也是一個通過交流接觸、理解多種文化的過程。很多民族作家開始寫作，所接受的除了本民族民間文化的影響之外，還有漢民族及其他民族文學的影響。比如古典的“四大名著”對很多民族作家都產生過影響，外國文學作品也是他們成長中不可缺少的精神菅養。這個過程讓一名民族作家的創作有了文化上的溝通交流，有了審美的對比和參照。使他能對本民族的文化在中國文化甚至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有一個理性的認識和判斷。

　　以云南8個人口較少民族的文學發展為例，可以讓我們更好地理解民族文學中的文化自覺過程。文學是時代和民族生活的精神產物，它能體現出各民族對美麗中國夢的具體訴求，也能為我們展現出文化上相對弱小的民族，在中華多民族國家平等的文化地位和理想追求。

　　從8 個民族的作家文學中，可以了解他們對本民族文化的起源、形成、演變、特質和發展趨勢的理性把握，也可以了解他們對本民族文化與其他民族文化關系的理性把握。從一個側面勾勒出民族文學由文化自為走向文化自覺的精神軌跡。

　　實現“美麗中國夢”的時代追求，對民族文學發展是一次重要機遇。同時也可以促進民族文化由自為進一步走向自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