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發展的動力與定力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強調“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管理、資本的活力競相迸發，讓一切創造社會財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我們的文化發展，無疑也要關注兩個“讓一切”競相迸發、充分涌流的活力。國慶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為題舉行第九次集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學習時強調：“全黨全社會都要充分認識科技創新的巨大作用，敏銳把握世界科技創新發展趨勢，緊緊抓住和用好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把創新驅動發展作為面向未來的一項重大戰略實施好。”

　　一、科技創新對于文化發展的強力驅動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指出：“科技創新是文化發展的重要引擎。要發揮文化和科技相互促進的作用，深入實施科技帶動戰略，增強自主創新能力。”科技創新對于文化發展的強力驅動，至少體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體現為文化業態的提升力。在這里一方面是驅動傳統文化業態升級換代，一方面更孕育催生著新的文化業態；并且，新的文化業態一俟出現，就迅速地強化著規模化、集約化、專業化水平。

　　二是體現為文化產業的支撐力。“文化產業”觀念的確立及其振興舉措，是我們新時期文化發展理念最重要的創新之一。這一觀念的確立意味著文化生產方式的重大變革，而支撐起這一重大變革的生產力要素首先是科技創新。

　　三是體現為文化服務的便捷力。這是文化服務滿足人民群眾需求的一個重要指標，是保障人民群眾文化權益的一個堅實舉措。

　　四是體現為文化觀念的傳播力。文化產品作為精神產品，必然追求觀念的價值與效能。比照發達國家的文化優勢，它們主要體現為文化傳播力而非傳承力的優勢，體現為創意能力而非知識譜系的優勢，體現為科技驅動而非倫理維系的優勢。

　　五是體現為文化體制的變革力。科技進步在提升文化產品內在品質的同時，必然要求文化生產者能力素質的提升，由此而帶來的生產流程和生產方式的轉變，才會真正挑戰既有的文化體制，才會聚集文化體制的變革力。

　　六是體現為文化安全的保障力。當下的全球化進程明顯聚焦于“網絡化生存”，而某些發達國家在網絡科技上的先發優勢，使這種全球化更像是一種強勢文化的“文化殖民”。為此，我們要通過科技進步來強化文化安全的保障力，要有積極防御、重點防御、聯手防御、預警防御的理念和手段。

　　二、文化發展需要動力更需要定力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是我們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關鍵所在。如同黨的十八大報告所要求的，“讓一切文化創造源泉充分涌流，讓全民族文化創造力持續迸發”。我們知道，建設文化強國必然要“創造出中華文化新的輝煌”，這是“中國夢”的重要追求。從經濟的“發憤圖強”到文化的“創新圖強”，我們當然不能不關注當代歷史條件下的所謂“強勢文明”。在那些所謂“強勢文明”的“傲慢”與“偏見”面前，面對他們的“冷戰思維”和“妖魔化”中國的居心，我們的文化發展不僅要有強勁的動力，更要有沉穩的定力。

　　我們文化發展的定力，就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強調的“兩個鞏固”。《求是》雜志最近以《鞏固黨和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為題發表專論，指出這一“鞏固”與“鞏固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之間“緊密聯系，各有側重”。也可以說，沒有“指導地位”的鞏固，就無法鞏固“共同思想基礎”；而“指導地位”的鞏固，也正因它能有效地鞏固“共同思想基礎”。對于這個需要鞏固的“共同思想基礎”，《求是》雜志署名“秋石”的專論從發生與構成兩個方面給予了明示。專論認為：“共同思想基礎是根源于共同的利益、生長于共同的事業、凝結于共同的目標。”因此，“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現階段黨和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

　　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中，特別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增強國家文化軟實力，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堅持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這里強調的“四個堅持”，是我們文化發展應固守的定力。

　　三、“共同思想基礎”的黨性和人民性

　　“共同思想基礎”是“黨和人民團結奮斗”的凝聚力，這個“共同”體現出黨性和人民性的高度一致與統一。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指出：“堅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堅持以民為本，以人為本。要樹立以人民為中心的工作導向，把服務群眾同教育引導群眾結合起來，把滿足需求同提高素養結合起來……”在這里，總書記明確指出要通過“兩個結合”來落實“工作導向”、來堅持“人民性”。

　　黨的十七屆六中全會《決定》把“以人為本”視為實現文化改革發展目標的重要遵循之一，《決定》在論及這一重要遵循時申說了兩層含義：一層是“發揮人民在文化建設中的主體作用，堅持文化發展為了人民、文化發展依靠人民、文化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另一層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社會主義公民”。文化改革發展中“以人為本”的上述兩層含義，前一層的內核是“依靠人民”，而后一層的內核是“教育人民”，“依靠人民”和“教育人民”是對我們文化建設“堅持人民性”的完整把握和全面理解。

　　由習近平總書記上述落實“工作導向”的“兩個結合”，我想到北宋初期政治家范仲淹《今樂猶古樂賦》中的一段話，賦曰：“古之樂兮，所以化人；今之樂兮，亦以和民……昔時搏拊，實用洽于群情；此日鏗鏘，亦足康于兆庶……和氣既充于天下，德華遂振于域中；實萬邦之所共諒，百世之所攸同……”“樂”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重要構成也是一種重要體征，“樂”的功能及其效益體現出文人學士“達則兼濟”的政治抱負。由此觀之，人們早已熟知文化之“化人”“和民”的功能，熟知文化之“洽群情”“康兆庶”的效益，更熟知文化之“和氣充于天下”“德華振于域中”的使命。這是文化發展“萬邦共諒”“百世攸同”的追求，這也說明文化發展應當在鞏固“共同思想基礎”中履職盡責。

　　四、文化發展的文化自覺與黨性自覺

　　自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費孝通先生提出“文化自覺”后，這一主張被反復申說與強調，成為文化工作者一種信念堅守的“定力”所在。從我們文化發展的業態拓展與步態進展來看，文化自覺已然堅定著我們的文化自信并推進著我們的文化自強。面對時尚與時弊的泛漫、裹挾，有文化學人認為需要有“文化先覺”，但文化先覺作為一種具有前瞻性的文化自覺，既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人們頭腦固有的”。作為“正確思想”的文化先覺，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它來自實踐，來自千千萬萬人民大眾的文化實踐。

　　因此，要真正感悟“文化先覺”，一是要牢固樹立人民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二是要牢固樹立馬克思主義群眾觀點，發揮人民群眾文化創造積極性；三是要以滿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為出發點和落腳點，一方面要通過構成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來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權益，一方面也要通過創新文化產業的商業模式來培育新的文化消費增長點。也就是說，我們文化建設要鞏固的“定力”是具有強勁“動力”的定力，是堅持“發展是硬道理”的定力。

　　我們當下正在深入開展、扎實推進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從方法論視角看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從目的論視角看是“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就文化建設的動力與定力來看，其連接點、坐標系正在于“人民性”。結合黨的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來看文化建設，我以為在強調“文化自覺”的同時，應進一步強調“黨性自覺”。文化發展中的黨性自覺，既是就文化戰線的黨員、干部而言的，也是就致力創造“中華文化新的輝煌”的所有文化工作者而言的。因為在這個“創造”中，“黨性自覺”就意味著“人民性”的自覺，黨性、人民性的一致與統一就在于都要“鞏固全黨全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宣傳闡釋中國特色”時的四個“講清楚”，其實就是“共同思想基礎”一個具體的展開。總書記說：“要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正是在這四個“講清楚”的具體展開中，我們看到了文化發展中黨性和人民性的一致與統一，看到了“文化自覺”和“黨性自覺”的一致與統一，也看到了文化發展動力和定力的一致與統一。堅持并實踐這些“一致與統一”，我們的文化發展就一定能“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就一定能“創造出中華文化新的輝煌”。

　　(作者為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