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中煙嵐 會通今古

——訪書法家、寫意花鳥畫家李榮海

情真意濃

金裝勝似花

高秋更相依

墻頭艷陽紅

紅欲燃

    李榮海

    1949年6月生，山東省曹縣人。擅長書法、中國畫。歷任山東省菏澤市文化局副局長，菏澤市文聯主席，曹州書畫院院長，中國美術家協會分黨組成員、副秘書長等職。傳略和作品被編入《當代中國書法藝術大成》、《中國當代書畫家名人大辭典》、《世界名人錄》等辭書，并出版《李榮海書法作品集》、《李榮海書法楹聯集》、《常用行草字匯》等。在書法成就外，李榮海還研習國畫，懷揣對故土的深情創作了一批寫意花鳥作品。其作品多次參加全國及省級展覽，部分作品在日本、新加坡、波蘭等國家及中國香港等地區展出。

　　尋緣書畫

　　李榮海1949年生于山東曹縣，童年貧困的生活，歷練了他勤奮而堅韌的性格。對書畫藝術的萌動源自祖父的啟迪。在家庭氛圍的熏陶下，他8歲臨帖，至今結緣翰墨50余年。

　　李榮海愛好書畫，卻苦于時代和環境的局限未能入“科班”系統學習。1973年，他考入淄博醫專學習醫療衛生，內科、外科、神經科和衛生防疫是他那時的學習科目。畢業后，李榮海并未踏入衛生系統大門，他常笑稱自己是“衛生防疫戰線的逃兵”。1975年，李榮海從醫專畢業便從事行政，直到1984年被委任籌建曹州書畫院，他才得以重歸書畫，進一步追求自己的愛好。

　　回憶籌建曹州書畫院的經歷，李榮海感慨萬分。“那時我三十四五歲，膽子大，提出建設100年不落后，既具傳統又有現代意識的曹州書畫院。”1987年，坐擁近萬平方米的曹州書畫院落成，松竹斗奇、景觀幽雅，成為菏澤文化的一張名片。自此，“菏澤四鄉”(戲曲之鄉、書畫之鄉、牡丹之鄉、武術之鄉)的稱謂更被廣泛認可。然而，李榮海并不滿足于已取得的成績。1996年，他大膽提出發展菏澤文化產業，建設“文化一條街”的構想。“當時的想法是，依托書畫院，建設一條輻射縣、區，展現戲曲、音樂、舞蹈、民俗等藝術總體風貌，囊括裝裱、古玩、收藏、演出等文化活動的文化街道。這是我對菏澤文化的一項規劃。”但理念的超前讓李榮海遇到諸多現實困難，并曾遭遇被當地居民誤解而圍堵書畫院的趣事。“事實證明，當時的想法直到今天還有現實價值，只是時代環境并不成熟，只能暫時擱置。”

　　緊張的行政工作，并未使李榮海丟掉自己的愛好。他說：“我一直堅持‘兩條腿’走路，走上領導崗位是時運使然，研習書畫則是我心中所愿。”他強調，行政和專業創作并不矛盾，二者一“動”一“靜”，相互補充。“從事社會活動，多有機會與人交流，借此可以增進閱歷。沒有‘動’就不可能了解社會、緊跟時代腳步，與此同時，‘動’只有在‘靜’中加以體現，把對社會的認識、人生的得失通過‘靜悟’落實到創作中，才更有意義。”

　　回觀人生之路，李榮海常嘆60余年恍若一夢，但他始終循著心跡、腳踏實地地向前走，在與前人的比較中激勵自己。“接觸書畫56年，我始終感覺自己是個‘小學生’。李榮海說。

　　寄情翰墨

　　走在仕途又邁入藝術之道，這是李榮海與諸多古代文人書畫家相同的地方。無論“二王”還是蘇軾、黃庭堅、董其昌……他們都曾在窮達、進退間寄情翰墨、上下求索。面對傳統，李榮海以古人為師，在“入其內、出其外”的探索中，他博采眾長、拆骨重塑，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書體風格。  

　　李榮海真、草、篆、隸、行五體兼能，尤對行草厚愛有加。“行草是歷上最方便書寫、辨認的書體形式之一。單是‘草書’容易難懂，單是‘行書’則易識讀。七行三草相結合的‘行草’更靈動易辨。”憑借對“行草”創作的深度把握與研究，他努力傳承“二王”“蘇米黃”、趙孟頫、王鐸等的行草書精華。“研習書法的過程中，我常遇到中國字以書法形式體現在‘體量’上不夠的問題。”鑒于這一現象，李榮海對常用行草字匯進行了整理。2010年，他創作完成3800余字的《常用行草字匯》，后又在書畫同仁的建議下修訂、增補，前后耗時一年半。“有些字在古人的字體中不曾書寫，但不能離開古人書寫規律，自己獨創。”李榮海認為，中國書法是中國文化的母體，它承載著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書寫、繪畫的基因應從傳統中承繼。因此，他總結了“宜行則行、宜草則草”的創作原則，并曾撰聯：“筆追古風見神韻，字求端莊乃高雅。”“書法最基本的原則是講求字的準確，先有可讀性、可視性，然后才是藝術。”李榮海說。

　　對于書法中線條的自如駕馭，使得李榮海在繪畫中也善于運用以“線”為主體的筆墨技巧。其繪畫用筆如同書法一樣具有“骨力”，以此傳遞畫之“氣韻生動”。無論盛開的杜鵑花、曼陀羅、牡丹花，還是果實累累的芭蕉、向日葵 ……李榮海皆以變幻的水墨、勁健的筆力勾畫它們質樸雅致又活潑盎然的生機、生氣，頗具視覺沖擊力。這些韻致萬變、自然天成的寫意花鳥畫作品，李榮海坦言，是他自2002年調入中國美協之后才開始學習的。

　　眷戀故土

　　不論職務如何變化、成就怎樣被認可，李榮海始終不忘自己是從魯西南大地上走出的一員。“作為從農民中走出的文藝工作者，作品里更應有對歷史、對時代的擔當。”博覽五千年中華文明的歷史，李榮海感慨地說：“藝術應有民族性，這首先要求藝術家愛家鄉、愛本土。”葉滿棚的葡萄藤、農家豐收了的紅薯……李榮海把藝術的觸角直抵心田，直觀表達他真切熟悉而千百次回味的兒時記憶、故鄉家園，他至今難忘年少時顛沛流離的生活，魯西南那片土地上的風土民情凝成了他創作的靈魂。“十幾歲時，我跟隨家人到安徽逃荒，紅薯在當時是救命糧，我畫紅薯因此多了層含義，多了絲情感。絲瓜、芭蕉、葡萄，那些畫面中的景物都是我腦海中揮之不去的記憶。離開故土，我的作品會顯得空蕩蕩的，缺乏骨血。”在他看來，藝術家只有根深情濃，才能經營出畫里的況味，創作出具備民族性、時代性與生命力的佳作。

　　面對當今社會許多書畫家習慣以“價”找“位”的現象，李榮海認為，藝術性并不是以誰的“價”高為衡量標準，真正進入歷史的創作，應當去掉浮躁與功利。對于文化的繁榮、發展，他如是解讀：“我們有千千萬萬的文藝隊伍，開展多姿多彩的文化活動，這是繁榮的表征，但繁榮并不一定是提高，發展才是提高。”在他看來，藝術的發展在于苦練內功，融入自身對歷史、時代的感悟，在植根母體的基礎上開拓創新。

　　“創作和創新離不開‘哲思’與‘靜悟’，更要養成博大的胸襟。”歷經歲月，李榮海坦言，豁達的心境是藝術家最重要的修為。每每走上寫生之旅，他都在踏覽名山大川中游心遣性，與自然交流。“己丑啼來人世間，夢醒方知六十年。趣談多少可笑事

　　老夫還是耕我田。”在自己的詩作中，李榮海這樣言說對生活的感悟。他以“耕夫”為齋號，寄托著對山水田園之樂的向往，亦傳遞了他內心對自由精神的追求。

　　堅守澄明、放達的人生信條，李榮海不斷以熱心回報家鄉、回報社會。近年來，他為山東、青海、寧夏等地捐建多所希望小學，捐贈給菏澤曹縣、菏澤市及山東省博物館等機構的作品已達數百件。“我要多學習、多創作、以精品力作多回報社會、回報人民。”帶著一個藝術家的責任與擔當，李榮海說，只要社會需要做的事，自己責無旁貸，為家鄉多做事情，少留遺憾。

　　墨色交融 以情致神

　　張本平

　　欣賞李榮海的花鳥畫，猶如置身山鄉澤國，一派天然野趣，勃勃生機。他的創作以情致神，形神兼備，不拘泥于物象本身，而是意在筆生，境隨情生，達到了“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境界。

　　他的花鳥畫布局簡練，意境深邃，色彩典雅富神韻，文化內涵厚重，表象空靈，筆與墨、墨與色、水墨之間，法度與自由之間，理性與直覺之間，被一股自然流動的生命氣息貫通，意象因而生氣勃勃，既靈動含蓄、蒼潤渾厚，又豪氣沖天、揮灑自如。

　　在他的新作中，最讓人動心的是荷花作品。他利用虛與實、留白互相襯托，將荷花的高潔、堅貞的品格表現出來，獲得了中國畫難得的“氣韻生動”。藝術的目的在于創新和創造。他的“葫蘆”“芭蕉”“杜鵑花”等新作，都有獨到的語言。

　　縱觀他的花鳥畫，有以下特點：首先他視野深廣，力寫精神。他堅持與時俱進，講究作品內涵的精神性，總以昂揚的激情，關注社會生活，其審美視野遠遠超過時下眾多徒有形式不重精神的符號式作品，而且他以詩人的情懷感悟生活，為花鳥畫傳神造境，一展胸中詩情。其次，他的作品寫實功力與水墨寫意技巧融為一體，激情洋溢的線條、水墨、色彩、塊面，交融互動，微妙地傳達出花鳥形象的形、神、氣、韻，予人以人生感悟、審美震撼和喜悅。再者，他的作品借洋開中，墨色交融。他將西畫的光、彩、點、面等意趣引入中國畫筆墨體系中，從而形成新的語言。

　　李榮海的書法也有獨到之處。觀其整幅作品，瀟灑、俊秀、疏朗，視其所書行草，用筆勁拔有力，結構巧妙險峻，富有濃厚韻味氣息。呈現出“輕重有度、書品茁壯帶豪情，格調高雅、氣勢磅礴有神靈”的書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