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虛構個人歷史的真實記錄都有價值”

　　我們與上師大公共史學中心合作舉辦首屆全國公共歷史會議，希望在理論研究、人才培養等方面推動公共歷史學科建設，進而也通過理論指導實踐。

　　專訪新歷史合作社總編輯唐建光

唐建光(新歷史合作社總編輯)

　　在“歷史嘉年華2013”舉行期間，早報記者專訪了新歷史合作社總編輯唐建光。

　　東方早報：本屆歷史嘉年華與上屆相比在設計上有什么不同？

　　唐建光：首先加入了學術單元，即首屆全國公共歷史會議。公共歷史很早就被介紹到國內，但真正引起學術界重視要到2010年。我們與上師大公共史學中心合作舉辦首屆全國公共歷史會議，希望在理論研究、人才培養等方面推動公共歷史學科建設，進而也通過理論指導實踐。

　　東方早報：個人寫史的定位應該在哪里呢？其價值何在？

　　唐建光：個人寫史肯定不是學術研究，但確實是歷史資料，保存從個體到群體再到國家的記憶，是對未來負責的方式，它的很多價值未必是現在能看到的，但我覺得對將來是一定會有作用的�，F在研究辛亥、抗戰、“文革”等時期的資料少，就是因為保存差，很多人在這一時期的日記、書信、照片等被“破四舊”破掉了。

　　東方早報：國外有類似的做法嗎？

　　唐建光：最突出的是猶太人大屠殺那段時期的記憶。上世紀40年代以來，歷史學界或社會各界，希望挖掘猶太人的那段記憶，但基本都被抗拒了。但最近我們有同事去以色列交流，發現猶太人自己在挖掘、保存自己的歷史，收集整理個體群體的記憶，通過國家、社會的參與，在這些方面已經做得很好了。在美國很多都是以社區、族群、地方為單位來進行項目采集，很多地方性的圖書館都會通過當地居民的口述，把一切可以保存的資料保存下來，也就保存了地方記憶。

　　巧合的是，在我們宣布成立“我的歷史”平臺的第二天，臺灣“文化部”也宣布啟動“國民記憶庫”的收集行動，他們也打算用數字技術保存，做成資料庫。只不過他們是官方的，而我們是民間的，但是可見個人寫史、個人記憶的保存已經成為趨勢。

　　東方早報：個人寫史的方式可以推廣給每個人嗎？

　　唐建光：有一點難度。這種個人歷史記錄多數是非功利的，這是其推廣的障礙。其次是技術門檻，要求記錄者具備一定的寫作能力和對材料的分析甄別能力，這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勝任的。第三是心理層面，我們收到的很多反饋中，有些人并不是很愿意去直面過去的經歷，寧愿讓它過去，也不想去回憶。從這些角度看，應該不可能讓每個人參與，但我們希望盡可能讓更多人參與進來，對于我們來說，目前的個人歷史記錄可謂“有多少算多少”，哪怕多一點資料、對我們的歷史記憶都是有幫助的。

　　東方早報：“我的歷史”這樣的平臺會對民間記憶的保存提供哪些幫助？

　　唐建光：目前的寫作者、記錄者往往自發，缺少相關的組織和培訓，乃至很多人分不清虛構和真實，把個人史當小說來寫，這不管是對作品可信度還是史料價值，都存在很大影響，所以我們首先會進行相關的組織與培訓。其次，個人史寫作不像商業寫作一樣有出版、掙錢這樣的外在動力，這湮沒了一部分積極性。我們希望構建一個組織平臺，讓歷史學者、寫作者、出版人、媒體人加入進來，構建一個可以交流的出品通道，讓內容得以出口、分享，提升參與的積極性。此外就是圖書館系統，大量的個人寫史可能并不是完整的形態，有的可能是碎片式的，有的可能是博客連載式的，但這些內容里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我們希望能夠把其中有價值的內容整理、收集起來，做成圖書館，采取線上和線下的形式，不僅收藏紙質書、碟片，也會做成線上圖書館，利用數字分析的方式，使這些史料成為可被檢索、被利用的數字形態。目前香港中文大學民間歷史項目已經收藏了3000多部民間歷史作品，但我們認為這是遠遠不夠的，還需要構建一個更大的面向公眾參與的平臺。

　　東方早報：個人寫史有沒有一定的標準？怎樣算是好作品？

　　唐建光：我們作為個人寫史的組織和動員者，不會對此設定標準進行限制，在我們看來，只要是非虛構的個人歷史的真實記錄，就是有價值的：于個人有記憶的保存價值，于社會有歷史保存價值。